匈奴的生态文明及其现代价值-首页-内蒙古农业大学

匈奴的生态文明及其现代价值盖志毅（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8）[摘要]匈奴的生态文明表现为敬重自然的生态意识和根据气候变化创造伟大游牧文明。从匈奴肇始，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形成了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和意识，形成了对多种自然形态的崇拜；游牧的经营方式为以后的游牧民族所继承。其现代意义体现在，为人类留下了一个在现代社会前较好的草原生态环境；为今天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传统文化精神和生态智慧；在生态文明的语境下，少数民族的生态文明应对目前的主流文明——现代文明进行逆向传播，对全球化在内的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甚至批判。[关键词]匈奴；生态文明；逆向传播；现代价值匈奴得以在历史上叱诧风云，称雄几个世纪，与其拥有的生态文明密切相关，在她们所建立的生态文明的基础上，她们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国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和璀璨的艺术。在生态文明的语境下，匈奴的生态文明对于我们今天也有重要的启示。一、匈奴所表现出的生态文明（一）敬重自然的生态意识W·施密特指出，“在父权游牧和畜养文化圈中所保持的原始宗教成份比任何其他文明为多。在他们广大的沙漠和草原中，高而无际的天空，他们更将至上神看为是他们的天帝，甚至将神与某种物质的天空本身混在一起。父权的氏族制度是畜养文化的特征，也是建立社会阶级的开端，时常将至上神颂扬的高高在上，与人不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建立了几种神属下的较低的神的等级，世人只能藉着他们来与至上神发生关系，而至上神的住处转移到天的高层。”[1]匈奴人有“天所立”、“天地所生”的“天”意识。匈奴人的宗教信仰带有明显的萨满教特点。据记载，匈奴人“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有巫者，出兵必占吉凶，敬仰天地日月，有崇拜偶像的习俗。在诸神崇拜中，特别注重天神。认为天神是诸神的最高主宰，人世间的得失均仰仗于天。如果人的行动能顺乎天道，天便会给人赐吉祥。否则，天便要给人降灾祸。因此每当行事顺利时，便称之为“天之福”。自匈奴始，我国北方草原的各个民族把敬重自然的生态意识流传下来，突厥也是一个崇拜“天”的民族。在突厥文碑铭中，有许多“从天生”、“天所生”的概念。在粟特语中，也有相同的“天”的概念。蒙古人的“长生天”意识更为人所周知。“图腾”一名，为北美印第安阿尔衮琴部落奥吉布瓦方言，其实体是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涵义为血缘亲属、祖先和保护神。原始人把与自己日常生活中密切相关的动物、植物等作为血缘亲属或祖先或神加以崇拜，而产生图腾文化。在所有匈奴的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大量以动物为装饰的器物，这种动物造型是匈奴文化的主要特征。动物造型是欧亚草原古代民族通用的装饰题材，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蒙古国、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哈萨克斯坦到黑海沿岸都很盛行，国外学者将此命名为“野兽纹”。匈奴自然崇拜，当然离不开大自然赋予的动物，马、牛、羊、虎、鹰等都是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与匈奴的生活密切相关，很容易成为他们的图腾。祭祀的祖先也与动物图腾有关，匈奴各部落把草原上生存的动物认为与自己的来源有关，把之作为祖先崇拜。匈奴有把偶像作为祖先、天地、鬼神的化身而予以崇拜。由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马、牛、羊、鹿、虎、鸟等动物便成为匈奴的崇拜物，即氏族或部落的标志物。匈奴文化的主要内涵为各种质地上的动物造型，这不仅体现了战国至汉朝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活情景，更能反映当时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的状况。费尔巴哈曾说:“对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成一个任意作为的，有人格的实体的想法，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宗教的基本行为的基础。”[2]（p.460）动物本身来源于自然生态环境，与匈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匈奴对动物有着某种亲近感，最终产生对它们的崇拜，出现了最初的原始宗教。匈奴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对牧畜和野兽有着特殊的感情，表现在艺术上便塑造了各种形态的动物图案，并赋予深刻的文化含义，即图腾文化。动物造型不仅体现了匈奴的经济类型、生活情景和剽悍勇敢的民族性格，还上升到观念形态，作为图腾去崇拜。匈奴的图腾文化对后世北方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很大影响，动物造型在历代北方民族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说明图腾文化为北方草原地区诸民族的文化共性。匈奴人的萨满教信仰在北方民族中也广为流传。在接受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之前，阿尔泰语系各民族都曾经信仰过萨满教，他们继承匈奴的生态文明，崇拜自然、神灵、图腾、祖先。时至今日，在通古斯语族的许多民族中以及一部分蒙古人中间，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萨满教信仰。从匈奴肇始，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形成了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和意识，从而形成了天地崇拜、山地崇拜、树木崇拜、水草崇拜、图腾崇拜等多种崇拜。（二）根据气候变化创造伟大游牧文明早期匈奴人及其先民本来是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活动的。匈奴民族最初并不是选择了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生活，而农业才是匈奴及其先民最先选择的经济生活方式。但当自然环境和气候发生变化时，他们的生产方式根据地理环境及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做出相应的调整。从农业生产方式变迁为游牧文明适应了自然环境。在匈奴故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已有人类在此以农业谋生，农业为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在河套以北地区，相当于仰韶晚期的人类遗存是“阿善二期文化”，时代约相当公元前3700-3000年之间。这时期人类的遗存较为丰富，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采集的经济生活特征明显。到了公元前3000年，在包头地区，存在着一种被称之为“阿善三期文化”。从以上考古学资料得知，匈奴及其先民早期的生产生活依赖有利于农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从事一种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气候上的变化是造成匈奴变迁的重要因素。许多古气象学家都曾指出，就全球整体而言，公元前2000-1000年，是一个逐渐趋于干旱的时期。这个趋势，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达到顶点。有学者指出，公元前6000-1000年，华北地区，是较湿润的时期。在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里最后一期的森林草原消失，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再度形成。在鄂尔多斯地区，由于受青藏高原抬升运动的影响，全新世以来鄂尔多斯地区的干旱与半干旱气候便逐渐形成并持续加强。以致形成了现在大青山以南的套北地区以及鄂尔多斯东部、土默特平原都属于温暖的半干旱气候;鄂尔多斯西部，则属于温暖的干旱性气候区，到了狼山下的套西北地区，年雨量只有150—250毫米。因此大体来说，这区域干旱的程度是由东南向西北递增的;降水量不平均且变化大是其特点。人类想要在这里生存和发展，只得适应新的自然环境，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和传统的经济结构。公元1世纪之前，匈奴及其先民由从事原始农业转变为从事畜牧业，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从远古以来，就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盐铁论》则载匈奴“因水草为仓禀”，“随美草甘水而驱牧”。史载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史记·匈奴列传》说其“即“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耕田之业”。《淮南子·原道训》说“雁门之北狄不谷食。”《盐铁论。备胡》亦说“外无田畴之积。”在阴山岩画中发现的众多射猎图、牧马图、穹庐毡帐图，艺术地再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狩猎生活场景。从匈奴的畜群规模也可以看出当时游牧经济的成果，《史记》记载，冒顿围汉高帝于白登山时有“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山”“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兵北击匈奴“得牛羊百余万”公元前124年，卫青击匈奴右贤王，得“畜产数千百万”。公元前71年，汉校尉常惠获其马、牛、羊、驴、橐驼70余万头。公元89年，窦宪追击匈奴败兵于私渠比鞮海，“获牲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公元134年，“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获牛羊十余万头”。以上仅就一个地区、一次战役而言，而且又仅是被获之数，每次已多至百万或近百万，汉代匈奴人与内地边贸是很发达的。杜笃在其《边论》中记曰：“匈奴来请降，……帐幔毡裘，积如丘山。”公元135年，“乌恒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这里记述了乌恒动掠汉朝与匈奴边贸商队的情形，但其所记述的“商贾车牛千余辆”的情形，说明了当时商贸交易量是很可观的。[3]（p.245）匈奴人驱赶牲畜前来互市时，少则万余头，多则十几万头牲畜。公元84年，北单于派一个亲王，“驱牛马万余头号，与汉贾客交易”。汉武帝时，把“互市”当作诱歼匈奴的手段，公元前127年“互市”时，汉朝突然出兵四万骑，分击上谷、云中、代、雁门，“虏三千余人，获牛羊百余万头”[4]（p.59）可见当时匈奴的畜牧业之发达，草原是畜牧业的基础，足见草原植被之优良。游牧文明就是在这样的生态背景下产生的，游牧文明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显著的优点就是相比农业对自然的破坏力小得多。就北方蒙古高原半干旱性草原而言，保持对自然合理利用是人们赖以长期生存的法则。匈奴人选择游牧，是“适应北方寒冷、干旱气候条件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成功选择，是人类延续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胜利。游牧经济的诸多优点，更为匈奴之后陆续出现的北方诸民族所延承和发展，其奠基性是不容忽视的”[5]（p.30-34）。亦邻真先生指出:“游牧经济的产生是蒙古地区上古时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的飞跃，是北方民族人民的伟大历史贡献。”[6](p.56)这使这里成为“亚细亚古老畜牧业的发源地”(俄·彼得洛夫语)。匈奴人的游牧业生产方式为后世几乎所有亚欧草原游牧民族所继承。据记载，突厥人“随水草迁徙”，所从事的游牧业生产基本上与匈奴相同。蒙古人也是如此。匈奴人及其先民所创造的家畜的驯养、改良、杂交等生产技能，如骆驼的驯养、骡的生产等，也被许多游牧民族所继承，许多匈奴游牧文明的要素和成果依然在被诸多游牧民族传承和发展着，有些穿越了两千余年的历史雾霭，流转至今。在后世的毡乡生活中都不免或隐或显的再现匈奴的身影。匈奴人轻柔地踏在北部的草原上，尽管他们的戏剧是如此的有声有色，但他们没有在这片草原上留下任何痕迹。在决定本民族，甚至她们之后若干民族历史命运的历史关头，她们实现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二、匈奴生态文明的现代价值（一）为人类留下了一个在现代社会前较好的草原生态环境众所周知，从匈奴到蒙古，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北方草原的降水量少，土壤层薄，是一个及其脆弱的生态环境。所幸有匈奴创造的伟大游牧文明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所幸匈奴之后的少数民族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秀文化传统，为人类留下了一个在现代社会前较好的草原生态环境，否则，这里有可能在早些时候就已经完全沙漠化了。良好的我国北方草原环境对于今天我国，甚至全球的意义我们还未曾完全揭示出来，至少可以从国防、涵养水源、生物多样性的基因资源价值、草原文化等多重价值的视角进行挖掘，需要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充分认识蒙古高原所具有的战略地位。现代地缘战略理论的创立者，英国新地理学家哈．麦金德在其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将蒙古高原称为“世界心脏地带”，足见这里绝不仅仅是饲养家畜的简单“牧区”。在人类文明史上，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像匈奴一样都有根据气候和自然资源适时调整生产方式的文化自觉，文明的故乡最终演化成了文明的墓地的案例比比皆是，因为农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两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定居和人口的增长。为满足稠密的人口对食物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过度耕种，过度放牧，这导致了草场和耕地的退化，沙漠化和盐碱化接踵而来。巴比伦文明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曾被茂盛的森林和草原覆盖着。然而，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汉谟拉比王朝开始大肆砍伐两河流域上游的森林。失去了森林的护卫，上游的水土开始大量流失。日复一日，河流携带的泥沙淤积在河流入海处，河床越来越浅，地下水位抬高，地下水中的盐分随水上升到表层土壤，土质逐渐盐碱化。同时，由于失去了森林的屏障，沙漠开始大举推进。于是，千里沃土的巴比伦王国最终变成了不毛之地。埃及文明、玛雅文明、印度文明也重复了巴比伦文明的宿命。匈奴创造的游牧文明避免了这一问题，在匈奴盛时人口仅在150万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