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国的农业危机

十九世纪中国的农业危机厦门大学陈支平一，明清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是什么？二千年来，中国始终以农业立国。农业的兴衰以及农村经济的兴衰，决定着历代王朝的兴衰，也决定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演变趋向。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探讨十九世纪中国的危机，就不能不从昀基本的农业经济入手。脱离了农业以及农村社会的这一立国根本的经济基础，其它的各种论说未免显得底气不足，同时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者都知道，作为决定历史发展进程或阶段的经济基础的基本要素，生产力的进步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这一基本理论出发，许多研究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学者，无不十分重视对于各个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研究，把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当作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然而，我们从有关研究明清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论著中，看不到多少关于农业科技或者农业耕作技术制度有着明显进步的记述。研究明清两代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坚信自己研究的这两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昀高的时期。为了充分论证这一点，学者举出了诸如农业、手工业、商业、商品市场经济等种种的史料记载。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论述明清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时，基本上是以引进扩种粗粮品种如番薯、玉米等以便解决贫民的饥饿；以及开垦边疆、山区的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这两项史实作为主要标志的（除此之外还有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的扩种）。至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制度的变革、水利肥料的创新等等方面，很少能够看到有比前代较为显著的进步，更谈不上具有跨越性的进步了。二，扩种粗粮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悲哀明清两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主要体现在粗粮品种的引进推广和边疆、山区荒地的开垦方面，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悲哀。中国传统的主要食粮是稻谷和麦子，这虽然与游牧民族的以动物肉为主食的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以植物为主食的物种中，仍然不失为比较精细的食物。假如说明清时期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以引进扩种番薯、玉米等粗粮品种为主要标志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转是以恶化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准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唐宋之时，中国一般的下层民众基本上可以以麦子、稻谷等比较精细的粮食来满足对于食物的需求，而到了明清两代，一般的下层民众反而要降低标准，参用粗劣的番薯、玉米等食物来解救饥饿的危机。明清两代之所以要以粗劣的粮食代替精细的粮食，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这一时期传统粮食的生产已经逐渐无法满足人们对于日益增加的对于食物的需求，饥饿的人们只好以降低食物标准来维持艰苦的日常生活。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粮食生产的增加，主要依赖扩大土地耕作面积和提高粮食亩产量这两条途径来实现的。中国农业经过二千多年的磨练，其自然条件优越的可耕地面积，到明清时期已经所剩无几。人们希望在可耕地面积上有所进展，更多的途径只能是向边疆区域或自然条件较差的山区开垦。而这种可耕地面积的扩大，一方面是可增加的数量毕竟有限，而另一方面则因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充其量只是解决移民的温饱问题，对于缓解整个中国的粮食供应危机，作用终究不会很大。在土地可耕面积扩大受到自然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另一条主要途径就是争取提高土地的亩产量。而土地亩产量的提高，无疑应当依靠于农业耕作技术和农业科技的突破性进展。然而明清时期农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显然无法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虽然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高度的体现，但是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明清时期的农业耕作技术基本上属于小打小闹式的些微改进，前进的步伐相当缓慢。在这种相对落后的农业耕作技术状态之下，农业粮食生产亩产量的提高，也往往成了一种寄托于天公神灵的奢望。既然明清时期扩大土地可耕面积受到自然条件限制和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缓慢，那么人口的增长便成为制约粮食供需的昀大瓶颈。有的学者研究表明，明代后期，中国的人口数量可能超过二亿，这个数量已经给传统的农业生产施加了莫大的压力。到了清代，中国的人口数量继续高速度增长，到了清代中后期即十九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可能已经突破四亿大关。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之下，中国的传统农业已经不堪重负，一般的下层民众，不得不以参食粗劣食品、降低日常生活水准的下下之策来维持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事实上，在农业科技及农业耕作技术不能得到显著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业危机还将继续延续下去。虽然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政治格局及其制度有了多重的改变，但是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似乎总是落后于政治的变革，农业危机和农村经济衰败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新时期的人们。一直到了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农业科技和耕作技术才有了重大的突破，中国的农业危机才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缓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否，应当是以普遍提高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为主要标志的。向往和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准，是人类的本能天性，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才会以降低生活水准来适应社会的生存。十九世纪中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的这一状况，正体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悲哀窘境，中国农业的危机，在十九世纪已经暴露得一览无遗了，并且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三、农业危机的连锁反应无论如何，在以农为主的中国，“农业是基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十九世纪中国的农业危机既然已经显露出来，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危机所引发出来的连锁反应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小农经济的活动空间日益狭小。由于人均土地可耕面积越来越少，土地亩产量又无法得到迅速的提升，小农经济的运作大多陷入于不计经济成本的恶性循环之中。小农家庭抵御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灾害的能力十分微弱，经不过细微的外界压力，每当遇到非正常的年景，小农家庭的正常运转就将受到极大的阻碍。这也正是清代中期以来灾荒频发、粮食价格忽高忽低缺乏稳定性、农村盛行借青苗等高利贷嗯现象的根本原因所在。小农经济的脆弱，不仅直接影响其自身的稳定，也给整个社会积累了巨大的不安定因素，一旦有了外界因素的诱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有可能得到迅速而广泛的蔓延。其次，小农经济的脆弱，迫使其进一步强化内部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从而限制了清代商品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拓展。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学者们，都十分重视这一时期商品市场经济的可喜进步，认为商品市场经济是引发新的生产方式的重要前提，然而，农业危机所导致的小农经济的贫困化和保守化，使得小农家庭对于商品市场的依赖程度，始终控制在极为有限的范围之内。小农家庭的农业生产与小手工业等副业生产的结合。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经济结构。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固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商品市场发生过联系，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何尝又不是抵御商品市场经济侵蚀的有效堡垒？从表面上看，十九世纪的中国城乡，有着规模庞大的商品流通和市场网络，但是这种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市场网络的分布，更多的是得益于人口数量的巨大增长，作为单个的小农家庭经济而言，他们所参与商品市场经济的程度，实在无法让人乐观。其三，小农经济的脆弱和农村经济的衰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贵族、官僚的及农村的上层分子，在土地日益紧张的生产资料的争夺中，始终处于强势的地位。国家政权的赋役征收，又因为贵族，官僚以及农村上层分子的内外勾结、营私舞弊，往往转嫁到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小农家庭之上，使得小农经济的承受能力更加微弱。小农经济的日益脆弱，归根到底，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权的统治和稳固。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广大的小农经济之上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一旦出现危机，国家政权的危机也就随之而至。当人们普遍沉醉于所谓的“康雍乾盛世”的时候，农业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已经悄悄地侵蚀着清朝国家政权的稳定。这也正是为什么清代显赫的乾隆之世，转眼之间便迅速地衰败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十九世纪中国农业危机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体现在小农经济与农村经济本身，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工商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对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社会意识等各方面产生消极的影响。我们今天在探讨中国在十九世纪以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悲愤历程时，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忽视农业危机给整个时代、整个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