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与农业政策调整基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to经济问题探索)

1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农业政策调整——基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王裕雄张正河（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北京100872；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摘要：处于刘易斯转折点时期的中国农业面临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挑战。本文通过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三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对刘易斯转折点时期中国农业政策目标和主要政策措施提出了建议，认为中国农业政策目标仍然要将粮食安全放在首位，充分保障农业生产力，保证农民收入与其他产业从业人员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并在此前提下有效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从政策措施来讲，应加快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将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更直接与农民收入挂钩；严格坚持现有农地所有权制度，通过鼓励使用权流转、发展农村合作和协作组织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通过倾斜的税收及金融政策促进农村工业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典型的刘易斯“二元结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凭借人口红利实现了快速增长。农业部门作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为现代工业部门源源不断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根据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当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时候就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此时社会经济会出现系列新的特征。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这些特征，例如农业劳动力不足、工业部门非熟练工人“用工荒”，以及非熟练工人工资水平持续上升等等。基于上述事实，很多学者判断中国经济已经处于甚至是越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例如蔡昉和王美艳（2007）认为中国农业发展已经处于后刘易斯转折点阶段；宋世方（2009）认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1997年就已经来临；巴曙松（2011）则认为中国经济在2004年越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例如周天勇（2010）和朱晶等（2011），其中周天勇甚至预测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要到2020年才会来临１。一般来说，刘易斯转折点并非是一个时点，而是一个时期（RyoshinMinami，1968），根据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时期。无论根据理论还是先发国家的经验，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业也必将出现新的作者简介：王裕雄（1976—），男，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发展、创新与技术进步；张正河（1964—），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和区域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战略研究”（11&ZD009）。１由于经典的二元结构理论包含诸多潜在前提假定，对“转折点”本身的论述不够充分，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时间的方法有多种，因而出现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也很正常。例如对日本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就曾经存在很大差异，拉尼斯和费景汉（1963，1964）的研究认为1916—1919年是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而南亮进（2008）则认为1960年左右是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差40年。2现象和特征，如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等。而目前这些现象和特征在中国农业中也已陆续出现，关于它们的报道频繁见诸各大媒体，例如2009年5月6日，《中国青年报》以“世外桃园何以成为空心村”为题报道了西南某些农村由于80%的人口转移，造成50%的土地撂荒；2011年4月26日《经济参考报》以“民工荒后现农业用工难劳动力不足用工成本大增”为题报道了中国农业因劳动力流出而导致的系列问题；2011年10月4日《光明日报》以“明天，谁来种粮”为题，报道了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镇，很多地方老年人成为种地的主力军，年轻人既不愿也不会种粮，从而引发明天谁来种粮之忧。正如蔡昉（2008）所言，中国农业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都与刘易斯转折点时期的发展阶段特征紧密关联，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于中国农业有着特殊的经济涵义和政策涵义。加强研究以应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措施，对于保证中国经济成功由“二元”转化为“一元”，并保持持续稳定较快的增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研究中国农业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的政策挑战与调整方向，既需要以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在经验研究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如蔡昉（2008）；也需要充分借鉴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例如王德文和任吉（2008）。本文遵循一种方法，将首先从经典二元经济理论出发，提出在刘易斯转折点时期我国农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然后在分析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在刘易斯转折点时期农业政策调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农业政策调整的对策建议。之所以选择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借鉴对象，首先是因为它们与中国一样，曾经有着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并且成功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同时，这三个经济体的农业发展条件与中国有着极为相似的重要特征，包括不利的人地比例、土地细碎化经营等等。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日本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在1960年左右（南亮进，2008），韩国和中国台湾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大约在1968年—1970年左右（Fei&Ranis，1975；Bai，1982）。因此，我们将着重考察日本自1960年左右起、中国台湾和韩国自1970年左右起的10年间农业政策变化，作为我国在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的经验借鉴。一、刘易斯转折点时期我国农业的特征、机遇和挑战（一）二元经济理论中转折点阶段的农业特征3图1是Ranis&Fei（1961）所构建的二元经济演化模型，其中横坐标表示留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纵坐标表示农业产量，曲线ORPT表示农业生产函数。在农业部门劳动力开始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流动初期，农业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此时其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部门中劳动者的报酬不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由农业社会的“生存水平”决定，此阶段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动对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当农业部门劳动力存量减少到1l时，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跨过此点，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时，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开始大于零并不断提高，但此时由于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小于“生存工资”，故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并未受到影响，此阶段劳动力流动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当农村劳动力存量下降到2l水平，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达到“生存”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劳动报酬开始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并与现代部门非熟练工人工资水平一致，整个经济由二元进入一元，在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之后，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动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同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从上述二元经济演化模型中可以看到，跨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之后，劳动力的流动就会对农业部门造成显著影响，如果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不足以弥补劳动力减少造成的农业生产力下降的话，就不能产生足够的农业剩余，也就难以支撑整个经济由一元向二元的继续转化；并且即便整体经济跨过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如果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没有得到连续有效提升的话，也会对整个经济造成重要影响２。从这个演化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刘易斯转折点对于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经济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劳动力相对稀缺时代的到来，这一转变在给农业向更高的阶段和形态发展提供了机遇（例如使得规模化生产、资本和技术集约型农业的发展成为可能等等）的同时，也使得农业面临更多挑战２当然，规模较小并且开放程度高的经济体除外，因为可以通过农产品进口来为整个社会提供充足的农业消费品。QTRlO2l1lP图1二元经济演化模型4（例如如何实现技术进步、规模生产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弥补劳动力不足带来的农业生产力下降等等）。虽然就先发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农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其范围远远比理论本身要丰富的多，但转折点理论是揭示这一重大转变如何影响农业发展的理论出发点。（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给中国农业及农业政策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首先，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和消失给农业带来了机遇，这使得之前的就业最大化可以转化为农业生产效率最大化，使得技术进步、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同时，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也对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的劳动力转移可能对农业生产（包括粮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价格上升会提高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对农业的比较利益产生影响，进而对农产品价格甚至是整个物价水平带来影响。为了因应这些挑战，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的农业政策必然面临调整。“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所有的农业政策设计都基于这样的环境——农村劳动力过剩，所有的农业政策设计都必须要考虑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最大化”，然而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相应的农业政策必将发生根本的改变。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是日本，在跨过“刘易斯转折点”10年之后，由于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集中，其农村地区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为遏制农村人口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日本在1970年制定了《过疏地域对策紧急措置法》，通过财政和土地等政策对这些地区加以扶持，减缓农村人口继续外流（王德文，任吉，2008），这与其之前的鼓励农村人口转移的政策完全相反。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农业政策调整将面临挑战包括政策目标该如何调整，如何处理不同目标之间的优先序；如何客服劳动力投入不足所导致的负面影响，持续提升农业生产力；如何有效的发挥农业的规模效应，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如何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目标，使得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能更有效的实现农民增收等等。二、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业政策目标的调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根据梅尔（1988）、郭熙保（1995）的划分，农业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业阶段，此阶段基本不存在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生产的增长取决于传统要素供给的增加；第二阶段是低资本技术农业发展阶段，是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阶段，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节约或劳动使用型的，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第三阶段是高资本技术农业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技术进步速度比第二个阶段快，技术进步是朝向劳动节约或资本使用型方向发展的，亦即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阶段，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按照梅尔和郭熙保的三阶段划分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个二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的话，刘易斯转折点恰好是其农业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转折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与上述农业阶段理论高度吻合。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上述三个经济体的农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农业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均发生重大调整，发布了标志性的农业法规文件。其中，日本在1961年出台《农业基本法》，把农业政策的最终目标确定为“改善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生产能力差距，提高农业生产力，并增加5农业就业者的所得，使其能够与其他产业就业者享有同等的生活水平”。韩国在1970年对其于1967年颁布的第一部《农业基本法》作了修订，该法所确定的农业政策目标与日本1961年《农业基本法》相似，即要“提高农业生产力，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力差距；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享受到与其他产业工人一样的生活水平”。中国台湾1970年通过《现阶段农村经济建设纲领》，提出农业政策三大目标：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和增加农民福利。需要说明的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进行，上述国家和地区面对日益增加的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压力，都对政策目标进行了一定程度调整，均提出要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其中，韩国提出要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中国台湾开始实施《加速农业升级重要措施》，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作为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业政策目标调整有很多共同点，那就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强调保证农民享受其他产业工人一样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实际上，这三个经济体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的农业政策目标有一个重大区别，虽然它们都很重视提高农业生产力，但台湾更强调提升农产品竞争力，韩国则更强调粮食安全，而日本在转折点之后忽视了粮食安全，导致日本的粮食生产出现严重问题，其1960年粮食自给率还高达83%，此后不断下降，1975下降到43%，1999年则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