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起源和历史背景

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起源和历史背景，在历史学界存在广泛的争议。一般来说，它与11世纪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形势、天主教会改革、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4][编辑]穆斯林的扩张主条目：阿拉伯帝国、法蒂玛王朝、塞尔柱帝国和耶路撒冷历史从第一世纪开始，创始于罗马帝国境内犹太省（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教迅速传遍罗马帝国。4世纪时的基督教已是罗马帝国的最大宗教，313年米兰敕令使之合法化[5]，并在380年时狄奥多西大帝任内成为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参2]在随后的几个世纪，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都处于罗马帝国及其分裂后的拜占庭帝国境内，基督徒在圣地占据压倒性优势[6]。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像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明令禁止穆斯林以武力胁迫非穆斯林入教和发动非正义或非防卫性的战争，在此原则下，先知穆罕默德的后继者——四大哈里发时期的穆斯林们践行了有限制的武力，并迅速向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地区扩张，中东的历史格局从此发生巨变。而此时拜占廷帝国和波斯的萨珊帝国因彼此的连年战争而筋疲力竭，人民厌战，新兴的穆斯林从中得利，获取民心。穆斯林在636年的约旦击败拜占廷军队，并于638年占领了圣地耶路撒冷穆斯林称为古都斯[6]。在7世纪的剩余时间里，阿拉伯人不可阻挡地向北方和西方驱进。阿拉伯军队于711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并击败了西哥特人；次年扩张至伊比利亚半岛中部（今西班牙）；到8世纪30年代，在欧洲西面，以北非柏柏尔人为主的穆斯林征服者挺进到法兰克王国的心脏地带，却在732年的图尔战役中被查理·马特挫败，其在西欧的扩张步伐遂被遏止。而在东面，717年—718年君士坦丁堡抵挡住了乌迈耶王朝阿拉伯人的围攻，到9世纪时西西里岛和许多其他地中海岛屿已被阿拉伯人夺取[7]。在这场征服风暴过去后的时期，尤其是在阿拔斯王朝时代，在官方奉行伊斯兰教原则下，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徒总体是安定的。的确，教会和大地主丧失了他们的土地，而这些土地被收归于伊斯兰国家国库、寺院以及他们的高层官员所有；但是，当地民众很少遭受骚扰，阿拉伯人的政府所课的土地税和人头税，比过去拜占庭帝国所征的相对较少。在耶路撒冷有奥米耶朝所建立的年集市，吸引了大批西欧商人和朝圣者。在《圣阿丹南传》里，对下列情况表示惊讶：“来自各国的无数商人群众，常聚集于耶路撒冷来互相进行买卖。”在869年耶路撒冷主教狄奥多西写给君士坦丁堡的同僚的信里，赞扬了萨拉森人的宽大政策，因为基督徒可以建造教堂并依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过活[8]。10世纪，拜占庭收复了周边一些失地，但未占领耶路撒冷。909年，伊斯兰教什叶派首领在突尼斯以法蒂玛和阿里的后裔自居，自称哈里发，是为法蒂玛王朝（中国史书称“绿衣大食”），建都马赫迪亚（969年迁至开罗）。1009年，西方对穆斯林态度发生了巨变，日后圣地的统治权在十字军出现前反复在什叶派（开罗）和逊尼派（巴格达）政权之间交替。这一年，第六任埃及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暴君哈基姆（Al-Hakimbi-AmrAllah）下令摧毁包括圣墓教堂在内的所有耶路撒冷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加深了对非穆斯林的迫害[9]。基督教徒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路被封，在近东，朝圣者受新入主西亚的突厥奴隶军人穆斯林侮辱的消息传至西欧，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相对立气氛更加严重。[参3]1039年，在埃及，哈基姆的继任者收受了一定的财物后允许拜占庭重建圣墓教堂，双方关系再次和平[10]。随后，朝圣者被允许往来于圣地，同时突厥穆斯林统治者们也认识到朝圣者之于增加财源的重要性。因此，对异教的迫害中止。然而，破坏毕竟已经造成，而后来的塞尔柱人（另一支入主西亚的突厥人）加剧了基督教世界的堪忧[参3]。1092年的塞尔柱帝国塞尔柱人原是突厥乌古斯部落联盟的一支，居于中亚吉尔吉斯草原，以其酋长塞尔柱（Seljuq）命名。1037年，日益强盛的塞尔柱人建立王朝。1055年，塞尔柱王朝推翻白益王朝，控制了巴格达的哈里发政权。塞尔柱帝国的扩张引发了与拜占庭帝国和法蒂玛王朝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冲突，其中1071年在曼齐刻尔特一役中拜占庭的惨败，以及1073年（一说1076年）耶路撒冷为塞尔柱人所占领，对十字军东征产生了刺激作用。[11]在塞尔柱突厥人的统治之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人民及基督徒的地位，史学界尚存争议。从摩西·吉尔的著作和现存的古手稿残片来看，“塞尔柱的占领巴勒斯坦时期（1073年—1098年），屠戮多，人口减少，文物遭肆意破坏…”[12]。但是，美国史学家詹姆斯·W·汤普逊援引拉姆塞的话说，“塞尔柱苏丹以极其宽大和容忍的态度，来统治他们的基督教臣民，甚至有偏见的拜占庭历史学家，也隐约谈到：基督徒在很多情况下宁愿受苏丹的统治而不愿受此前的皇帝的统治……至于宗教迫害，在塞尔柱时代，没有一点痕迹。”[8]。既然11世纪以前穆斯林的统治和11世纪土耳其人的统治并没有那么大的反差，而西欧的反应却反差强烈，甚至会大量流传关于土耳其人虐待的虚妄传说，那只能说明同过去相比西欧这一方发生了变化。[参4]。[编辑]拜占庭帝国主条目：曼齐刻尔特战役1071年，塞尔柱帝国在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大败拜占庭帝国军队，结果使拜占庭丧失了大半的国土，其版图只限于巴尔干半岛一隅和安纳托利亚西北角。君士坦丁堡方面面临重重威胁，不得不寻求西方的军事援助。[13]作为对曼齐刻尔特局势的回应，1074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发出名为“上帝的士兵”（militesChristi）呼吁，而这常常为当时的西欧所忽视。[14][编辑]西欧的变革主条目：封建制度(欧洲)、东西教会大分裂、克吕尼改革和叙任权斗争[编辑]社会11世纪前，欧洲人口并不多，许多人受着贫困的侵袭；木质城堡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货币不流通，文化只见于王宫和修道院。权力分散和野蛮粗暴是这个时代的特征。1000年左右开始，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趋停，人口逐渐增加。农民们有了较好的工具，他们开垦荒地和森林以扩大耕地，富余粮食也越来越多。城市居民增加，开始有别于乡村，不过这些城市规模远小于东方。在东方许多港口，西欧人的身影较频繁出现了。[参5]随着基督教在维京人、马扎儿人和斯拉夫人中的传播和加洛林王朝的崩溃，西欧国家的疆域逐渐趋稳；另外，采邑制更加普及，封建领主遍布，他们买得起包括战马在内的作战装备，这些领主以及随从们被称为“骑士”，成为贵族阶层的一个象征，建立在日耳曼崇尚勇武、荣誉和忠诚传统上的骑士制度逐渐成形。[参5]许多国家内战、民族迫害和领主间的私战等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像公国、伯国这样的封建领地实力相对均衡。贵族阶层的作战和冒险欲望强烈，这与当时天主教廷发布旨在使人们克制暴力的“上帝和平、上帝休战”运动（PeaceandTruceofGod）相矛盾[参6]。[编辑]宗教[编辑]朝圣的世俗化11世纪的欧洲正处于克吕尼运动的高峰期，宗教的思想观念与感情已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人们的时空观、财富观、劳动观以及其他一切行为，无不受到基督教的深刻而持久的作用，在几乎任何一个教堂或小村庄都会听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对天国的追求和对地狱的恐惧。十字军东征发生前的10—11世纪之交，正值基督教史上的所谓“世界末日”，而这时的西欧也正处于长期的荒年。[参7]。人们疯狂地相信《启示录》中提到的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以来的千年末日已经来临，类似“世界末日之时，西方皇帝会在耶路撒冷加冕，并与反基督的异教徒在那里战斗”的传言在欧洲各地到处散播。[参6]在这种压力下，一种强烈的“赎罪”与“修来世”的意识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人们把现实苦难看作是上帝对其的惩罚，积极提倡苦修、禁欲、补赎，并由此引发出狂热的对物崇拜和圣地朝圣。在欧洲圣地朝圣早已有之，但此刻的朝圣被教会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朝圣本身也是一种补赎，朝圣者启程之始要象教士一样立誓信教，朝圣期间要过独身生活，并要朝圣者到达圣地进行祈祷时，“他本身已具有了一种权力，可杀一个邪恶的人或治愈一个病人”[15]。到11世纪时，欧洲朝圣者的人数空前增长。原先小规模的朝圣被大规模的忏悔朝圣所代替。1054年康布雷主教率领3000名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1064年—1065年德国科隆、美因兹等地的主教率领上万名基督徒和一支拥有相当人数军队组成的朝圣大军前往耶路撒冷，结果约有3000人在途中倒毙[参8]。在当时宗教文化浓厚的时代氛围中，去往圣地进行“圣战”成为一条便捷的赎罪途径，对于穷苦又无援的民众来说，朝圣或到东方去“圣战”也是他们改善命运的出路[参6]。[编辑]教会政治斗争教皇额我略七世东欧的拜占庭帝国长期奉行的东正教派，并与罗马的天主派在神学、教会组织等各方面的分歧不断扩大。1053年，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会君士坦丁堡牧首弥格耳（MichaelCerularius），因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礼教堂拒绝使用希腊礼拜仪式，遂将其全数关闭。罗马教廷提出抗议。弥格耳反而质问西方教会弥撒用无酵饼源自犹太人实为异端。罗马教宗良九世派了枢机主教亨拜(Humbert)至君士坦丁堡，与弥格耳谈判，但是双方各不相让，谈判破裂。1054年7月14日亨拜进入圣索非亚大教堂，将开除弥格耳教籍的判书放到祭台上，出了教堂。而弥格耳不肯屈服，当众把罗马教宗送来的诏书烧毁。之后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相互绝罚，基督宗教正式分裂为西方天主教（拉丁教会）和东方东正教（希腊教会）。[参9]有历史学家认为，虽然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教皇乌尔班二世没有提及罗马教廷谋求在东方的影响力，但不失为号召十字军的目的之一。[14]从罗马帝国晚期到11世纪，教会官员的任命尽管理论上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任务，但实际上由世俗权威履行。主教和修道院长们接受世俗权利，买卖圣职活动泛滥，甚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罗马教廷施加影响。教皇格里高利（1073年—1085年在位）因应当时的宗教改革呼声，提出的教会的权柄高于政治的权柄，并下令禁止贵族私自封立主教及指派教会职位，要求圣品人员严守独身的誓言。[参10]然而，这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封建统治者们，尤其是靠日耳曼主教和伦巴底主教支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构成威胁，因此发生了叙任权斗争。教皇和皇帝双方势力都需要引导舆论获取民众支持，而号召人们对圣地的宗教热情对确立教皇的“普世权威”是有利的。[3]1085年的伊比利亚半岛：南方的伊斯兰国家穆拉比特和北方的基督教诸王国（A阿拉贡王国，C卡斯蒂利亚王国，L莱昂王国，N纳瓦尔王国，P葡萄牙王国）[编辑]经济实际上，来往朝圣的人们中有不少带着朝圣者和商人的双重角色。[参11]如10世纪末期，一些意大利商人利用拜占庭给他们的保护建立了同埃及与叙利亚的商业关系。他们对圣地表现出热忱，在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为朝圣者建造旅舍。后来，穆斯林与热那亚和比萨舰队作战失利，加之诺曼人征服西西里（1090年），伊斯兰势力逐渐丧失了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意大利沿岸各共和国的商业野心受到了有力的刺激[参12]。[编辑]东征前的十字军主条目：收复失地运动和诺曼人实际上基督徒对异教徒的“圣战”的序幕在东征之前就已拉开，如1090年意大利南部皈依基督教的诺曼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了西西里岛。而最早的十字军运动发生在西欧的边缘——伊比利亚半岛，西欧的基督徒与穆斯林的矛盾在此表现最为剧烈。早年阿拉伯人入侵并灭亡西哥特王国时，半岛上就开始了收复失地运动。11世纪，支援伊比利亚人对异教徒的战斗的外国骑士（主要来自法国）增多，同时半岛北方基督教的卡斯蒂利亚王国与莱昂王国实现了联合。[16]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作为与东征部队的呼应，教皇乌尔班二世便鼓励这里的基督徒们收复塔拉戈纳[17]。[编辑]克莱蒙特宗教大会乌尔巴诺二世在克莱蒙特做东征的号召主条目：克莱蒙特宗教大会教皇乌尔巴诺二世在1095年11月在意大利帕辰察召开宗教会议，正好东正教的拜占庭皇帝派来特使在会议上痛陈突厥人西侵的压迫，于是教皇在会议上疾呼西欧应收复圣地并解救同为基督教兄弟的危难，但对抗强大的穆斯林势力必须有更多的团结势力，于是教皇在同年11月冬天在法国克列芒召开更大的基督教会议发表演说以号召更多响应者，此次参与会议多达数万人并且包含了各地大主教与封建贵族骑士与平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