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企改革的思考

关于国企改革的思考摘要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重重风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重要部门——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处在停滞不前的困惑期。本文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国企改革的历史，讨论了国企改革的模式以及其重要意义，结合历史教训分析了传统国家意志下的国有企业制度的弊端，提出了私有化是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所有人缺位私有化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里，我国GDP实现持续高速增长，逐步建设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于2012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改革进入所谓深水区，国民经济增长也呈现疲软态势，于此同时国民经济在量上实现突破式发展的同时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也逐步激化随之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慢慢突显。过去三十多年里，经济增长逐渐被视为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当前社会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何在，技术上又如何去实现成为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改革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方式开启了过去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进程，作为至今仍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组成部分的国有企业在此过程中在引领经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国企改革也一直是社会热议的改革话题，尤其是2012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2030年的中国》更是将国企改革推向了风口浪尖。近年来国有企业因为腐败、效率低下、挤压民企生存空间而广为诟病，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国有企业需要改革早已经是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共识，然而国有企业改革具体方向和技术性路线却一直是众说纷纭，但从大的方面可以归结为管理制度和所有权的改革上。过去三十多年里，国有企业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主要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国有企业走向市场。1978年起，中国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先后实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利润分成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放权让利”的改革。1988年8月，国务院在财政部设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旨在统一管理国有资产。第二阶段（1992-2003）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企业主管局改制成立授权经营公司，推动行业内调整。同时推进以“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配套改革。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国有企业改革跳出“放权让利”的思路，结束了踌躇不前的承包制，展开了触及产权关系的制度变革。第三阶段(2003~2012)，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明确了“两个毫不动摇”，特别是提出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权方面，国企改革经历了从上世纪90年代以MBO为代表的国企向民企转变的激进方式向股权分置改革加速国企股权多元化的转变。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私有化突破了既有观念和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体制，极大的释放了民间资本的活力，为过去国有企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众多国有企业由于效率低下难以为继，我们抛开私有化过程中的部分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不谈，从全局上看私有化帮助国有资本甩掉了不良资产在一定意义上挽救了国有资本；而随着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的进程，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大大提高了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这实际上等于提高了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由此可以看出国企改革从最初的国退民进悄无声息的转变为国进民退。然而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又将何去何从？21世纪的前十年普遍被认为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诚然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取到了巨大的发展，然而这种高速增长的背后实在暗流汹涌，产能过剩、结构性失衡已经成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内在阻碍。我们不得不思考在这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强调政府调控的中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国有资本控制力太弱还是国有资本国强所导致。诚然，在既强调国有企业赢利性功能又强调其政策性功能的现行经济体制下，国有资本的决策主体如果能百分之百科学决策那么前提下，国有资本对于控制调节经济健康发展将会有积极作用。然而从经验角度来讲，要实现这个“百分之百”早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被认为是不可能了，哪怕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主导的四万个亿投资通过“打鸡血”的方式在危局中提振了经济，实际上更是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的结构风险。我们不得不担忧，没能在世界经济全局步入低谷的时候释放掉这种结构风险的中国在面对逐步走出萎靡状态完成经济结构再平衡的西方发达国家时能保持多少竞争力。分析背后原因，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就在于这种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政府既做规定制定者又作为游戏参与者，这严重影响了市场本身平衡和反馈调节机制作用的发挥。我们从“四万个亿”就可以窥其端倪，政府要投资，央行印钱，地方举债上项目，国有银行给钱，这一系列从上到下的决策过程的确显示了我们强大的国家意志，然而很明显这其中缺少平衡。在这个政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混为一体同时不同市场主体关系混乱的体制中，从中我们看不到明显的责任主体，也看不出其中决策过程的机会成本和风险的评价标准。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体制背后产权所有人的缺失。国有资本名义上是全体人民所有的，然而实际决策过程中名义上与之利益最相关的全体人民在哪里？说是全体人民的最后成了谁拿到算谁的。谁在国有资本的各级决策中获得了话语权谁就能获得收益，中央部门通过决策国有资本的投入跟分配获得收益（姑且不谈这收益的具体形式以及其合法性），地方政府通过上项目也获得了收益，具体到国有企业，在国有资本流动的每一个环节上，所涉及每一个领导和员工都有了获益渠道。我们发现获益人并非所有人！由此回过头来看开展多年国有企业管理层面的改革，话语权也始终是掌握在这些记得利益群体手里，由于全体人民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协调的决策主体，不管是谁成为决策代表都不能改变这种产权所有人缺失现状。这也是诸如政企分离、法人治理等等举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告别当初的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国有企业功不可没，但是我们应该思考国有企业所背负的使命是不是应该逐渐的交到民营企业手里。在新的历史阶段，有了改革前期私有化的经验以及俄罗斯的国家私有化进程中失败的教训，同时在互联网时代社会监督力量的日益壮大，我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我们站在更高的层面来看，当前经济形势下房价泡沫跟地方巨额债务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房价高企的背后正式强大的民间资本投资需求和狭窄的投资渠道之间的矛盾所致，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不失为解决这种矛盾以及地方债务问题的两全其美的方案。参考文献1章迪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05）》北京：北京工人出版社，2006年第76页。2李政《“国进民退”之争的回顾与澄清———国有经济功能决定国有企业必须有“进”有“退”》，《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5期。3国有企业改革——百度百科4《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思考》——新浪网5杨卫东《国有企业改革与再国有化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