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及其与“红楼梦”的关系

曹道衡：关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及其与“红楼梦”的关系一引论自从“红楼梦”讨论展开以来，这部伟大的作品已经引起了大家广泛的注意。很多同志在这个讨论中，都发表了评论这部小说的文章，某些研究历史和思想史的同志，也常常在他们的论文和著作中涉及到这部文学作品的思想性问题。通过大家的研究和讨论，不但粉碎了五四以来在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且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对它进行分析和评价。这当然是很大的进步。但在这个讨论中，也流行着值得怀疑的说法。这就是不少同志认为，“红楼梦”等小说和清代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塨、刘继庄、唐甄、戴震属于同一思想潮流。他们认为这些思想家和文学家都是反映着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市民阶级”的思想意识。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把这些思想家归结为一个思想流派，并且都归结为市民思想家。他们在论述‘红楼梦”等小说的时候，往往牵合了这些思想家的著作来加以论述，来论证“红楼梦”反映了“市民思想”。他们说，这就是“思想潮流和文学创作中的辐射”。这种说法当然不是“红楼梦”讨论中才产生的。早在抗日战争前后出版的一些史学著作，已经提出了清代这些思想家有“启蒙的民主主义”思想或代表“市民”的看法。侯外庐同志在他的“中国近世学术思想史”一书中还引用“儒林外史”、“镜花缘”等作品，来论述戴震的思想。解放以后出版的尚钺同志的“中国历史纲要”一书，也说顾、黄、王等思想家反映“市民思想”。讨论开展以后，邓拓同志发表了他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竭力地强调了这一论点。自从邓拓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这种看法尤为流行，很多关于清代思想家和文学作品的论文都采取了这一说法。其实，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一般说来，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和文学创作同虽然常常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具体评论一部作品，主要还是要看作品本身，井不能简单地勉强地用某些思想家或思想流派来代替对作品的分析。在“红楼梦”中，我们很难说有多少地方是受到了清代思想界的影响，或者与某些清代思想家的主张有着必然的联系。主张“市民说”的同志们论证“红楼梦”和清代顾、黄、王等思想家属于同一思想潮流的方法，往往是截取“红楼梦”中若干情节，用来和清代思想家的某些主张加以比附。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对清代这些思想家的著作和原文或“红楼梦”原书的情节，往往有所引伸或曲解。这种方法是不大科学的。即使清代思想家都是“市民”的代表，也不能就此证明“红楼梦”反映了“市民”思想。何况清代这些思想家是否一个思想流派，是否真正代表“市民阶级”，也还可以研究。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现在把它提出来讨论。但是由于我的水平很低，对这方面又不熟悉，研究的时间也很短，因此论点不免有错误。希望大家指正。二清代思想家是不是一个流派清代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塨、唐甄、戴震等思想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都是具有相当的进步性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也具有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的因素的。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共同之点。例如他们对宋明的理学，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满；对于科举制度，都采取反对的态度，顾炎武、黄宗羲和戴震都是清代“汉学”的大师，李塨也曾经受毛奇龄的影响，带有若干“汉学”的倾向；顾、黄、王等人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是，他们却不能归结为一个流派，他们之间的分歧、还是很大的。黄宗羲、唐甄激烈地反对君主的残暴：而王夫之却竭力提倡君权。顾、黄等人主张多读书，反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但颜元却竭力反对读书，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激烈反对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对程颐、朱熹却不很反对，黄宗羲、唐甄对陆、王却亦是反对他们的流弊，对陆、王学说还采取一定程度的肯定的态度，颜元又不同，他对程、朱和陆、王都拚命地攻击。他们之同的看法，有时竟是针锋相对的。例如：“恕谷先生(李塨)年谱”卷3记载：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曾经听到一位姓潘的学者说陆九渊是佛教徒，朱熹是道教徒，他很赞成这个论点。结果黄宗羲大为愤怒，黄宗羲的学生们也群起而攻之，吓得万斯同再不敢谈论这个说法了。后来万斯同读到李塨的“大学辨业”后，才知道颜元、李塨却是同意这个主张的。同一个论点，在颜、李是赞许的，在黄宗羲却闻而“大怒”，可见这里面的差别是怎样大了。至于反科举、反理学、原是当时很流行的观点，不但在当时有，在以前也早已有了。尤其是反科举的思想，甚至并不是很进步的思想家，都可能有这种看法。就是顾、王、颜、李等人激烈反对的王守仁也曾经不满于科举制度。又如和顾、黄、王、颜等人差不多时候的阎若璩，尽管在思想方面笃信程、朱的反动理学，但是对于科举制度和王守仁学说，也是深表不满的(见“潜丘札记”卷2)。阎若璩在思想方面，显然不能说是进步的，王守仁更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如果根据这几点来说明顾、黄、王、颜、李、唐、戴等人是一个思想流派的话，那末把这个潮流上溯到很早的时候，同时包括清代所有的大小思想家恐怕也无所不可了。所以清代思想家们的思想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不可以把他们归结为一个思想流派。三民主主义思想成分和市民这几位思想家，除了王夫之而外，都有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因素。顾、黄、唐、戴等人表现得尤为强烈。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民主主义思想因素却不一定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市民才有。我们知道，民主主义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来说，是资本主义萌芽以后的产物，然而作为一些没有形成体系的思想因素来说，却是很早就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对这个问题曾经清楚地说明过。列宁说：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哪怕是不大发展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地要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①]列宁这段话虽然针对着“近代民族”而论，但对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来说，也是适用的。在封建社会中，也同样地存在着劳动的和被剥削的群众，他们的思想意识虽然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够产生出民主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来，但也可能而且会必然的产生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因素。所以光凭民主主义思想因素来说明一位思想家或文学家是否代表“市民”是不科学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个看法在中国封建时代曾经产生了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思想是具有相当的民主性的。毛主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评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②]毛主席的话说得很清楚。在我国的封建礼会中，确实产生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因素，而并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以后才有这种思想成分。我们知道，中国的具体历史和欧洲不尽相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不论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都是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和欧洲的基督教是不同的。儒家只是一个学派而不是一种宗教。因此它的影响只限制于知识阶层中，对下层人民的影响不大。它的统治力量远不如欧洲的基督教会。在欧洲的中世纪，基督教会的权力很大，有时候教皇的权力甚至可以制某些国王于死命。教会为了维持它的统治，还设有“异教裁判所”、“耶稣教团”等法权的和军事的宗教组织。教会甚至可以将某些有进步思想的人活活地用火烧死。这些特权，中国的儒家是根本没有的。就是在知识分子当中，相信佛教与道家思想的人也很多，儒家思想并不占独一无二的地位。当时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往往打着佛、老的旗帜来反对儒家。或者打着儒家的旗帜来反对佛、老。所以虽然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却比欧洲有较多的自由。由于人民力量的强大和封建统治思想不象欧洲中世纪那样严密，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进步的文化遗产是很丰富的。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也有着民主主义思想因素的傅统。远在战国时代的孟轲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后“吕氏春秋”“贵公篇”更提出了“天下非—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论点。“礼记”“礼运”篇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话。汉代的王充公开批评孔丘等人的封建正统派思想；晋代的阮籍、嵇康蔑弃礼法；唐代刘知几“疑古”、“惑经”；以至明代李贽公开反对礼教，不满孔子，都是光辉的例子。上述这些人都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知识分子。然而由于他们对当时的现实不满，也产生了有民主主义成分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属于“新兴市民阶级”的范畴。清代顾、黄、唐、戴等思想家也是这样。他们的思想虽然有民主主义的因素，然而从整个体系上说，还是封建的。产生他们那样的思想是由于历史上的优秀的傅统，再加上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和社会情况黑暗的条件。他们的思想与其说是反映了新兴阶级的要求，倒不如说是用古已有之的民主主义思想因素来批判和抗议当时的黑暗现实。这种思想是卓越的、宝贵的，但我们不能把一切进步的有民主主义因素的思想都归之“市民”。同时，在有些同志们所说的“市民”当中，却不一定都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因素。例如邓拓同志认为“市民”包括“破落的贵族地主”，尚钺同志认为“市民”中包括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所说的“阀阅之家”，作为社会力量来说，这些阶层往往站在反动方面[③]。在这些阶层中不大可能产生民主主义思想的因素。所以，把民主主义思想因素和“市民”思想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四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我们既然讨论到清代思想家是否代表“市民”的问题，当然需要把“市民”一词的含义弄清楚，什么是“市民”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有着两种不同的意思。第一种意思是和“城市居民”、“城市人口”等名词的意思差不多，并不是作为一个阶级来论述的。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第一章中说：在城市里，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原来中世纪的市民成为三个绝然划分的集团。[④]在这里所说的“三个绝然划分的集团”，根据思格斯的论述，就是下面的三个阶层：1．“城市居民以阀阅之家为首，即所谓“名门望族，(Honourable)”，2．“中等阶级反对派，是现代自由主义者之先辈，包括富裕的中等阶级，家道小康的中等阶级，以及按照地方情形多少还可以分辨出的较贫分子”，3．“平民反对派包括中等阶级破产的分子和无公民权利的城市居民群众：如手工业工人，日工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各种萌芽……。”恩格斯指出：“中等反对派和平民反对派等是激烈地反对阀阅之家”的。这些阀阅之家也就是所谓“缙绅”和“城市贵族”。这种人不但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而且是它的敌人。只有“中等反对派”和“平民反对派”才是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阶级力量，也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身。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说得也很明白。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育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重点是我加的一道衡注)[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只是从农奴中间产生的城市的自由居民”，而且还特别提到是“这个市民等级”中间产生的。这就是说，资本主义萌芽的阶级，并不是从全体“市民”或全体“城市居民”中产生出来，而只是从其中的一部分人中间产生出来。“阀阅之家”是城市中的贵族，他们既不是从农奴中间产生出来，也不是所谓“自由居民”，把“阀阅之家”归入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阶级显然是不妥当的。但他们也属于“市民”的一部分，属于“城市居民”的一部分。这种含义的“市民”和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阶级是有严格的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市民”的另一个意思，就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有时也这样使用。例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第四节中提到“市民”，就是当作“资产阶级”来使用的。又如他在“反杜林论”中写道：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出来作为社会上所有其余部份的代表的)市民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同时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富裕的游惰者和劳动贫穷者之间的对立。正是这种情形，使资产阶级的代表能够标榜自己不是某一阶级的代表，而是全部受苦人类的代表。[⑥]①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市民阶级”，显然就是指资产阶级的前身，所以在下面一句中，恩格斯就使用“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