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农业成就

新中国60年农业成就吃饭问题，在中国曾经是一个大问题。龙永图1943年出生于中国中部城市长沙。他现在是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在中国是知名人物。回忆成长的经历，龙永图说，他这个年纪的中国人大都有过吃不饱的经历。“我们这代人挨过饿，有过很多艰难。（我们）吃不饱肚子，就煮南瓜来吃。所以最后一闻到南瓜的味道，我就感到反胃。”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在龙永图出生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由于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再加上旱灾、水灾等自然灾害影响，中国的农业生产凋敝，主要农产品严重短缺，加上战争不断，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1949年全国农民每人平均消费粮食只有１８０公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用三年时间进行了土地改革，把集中在地主手里的土地、农具、牧畜分给农民，这一政策得到农民的拥护，农业生产也因此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粮食和棉花产量都超过以往。1952年以后，中国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国粮食、棉花的产量已比1952年增加了1倍以上。不过，虽然粮食产量有了如此巨大的增长，但由于人口急速增长，中国的农产品还是供不应求。安徽省池州市必胜村村民杨吉亮说，吃饭问题一直被视为村里的头等大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粮食也是无法解决，野菜也（会被用来）充饥。”那时候，中国的耕地都是以村为单位统一经营管理，村民要统一参加劳动，平均分配劳动成果。农民因此积极性不高。1978年底，安徽省小岗村的村民最先决定把集体所有的耕地分到农民手里自己耕种，结果当年的粮食产量就达到了此前10年年均产量的4倍。中国政府在1980年决定在全国农村推广小岗村的这种做法，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杨吉亮说，他的村子也推行了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八九十年代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民的自主性增强了，种粮的积极性提高了，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实际上就是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据统计，1978年至1984年，中国农业产出平均每年保持了近8％的增长速度。从那以后，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保持稳定增长。200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超过5亿吨。中国国家粮食局负责粮食计划储备的官员刘冬竹女士说，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国的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人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中国在粮食问题上始终坚持基本立足国内，保障粮食供给的方针。近些年来，我国粮食消费总量与生产总量基本相当，粮食自给率均保持在95％以上。”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中国政府前些年还增加了对农民种粮、购置农机具等的直接补贴，到2007年中国政府对农民的补贴达到了600多亿元人民币。中国政府还不断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扩大国家粮食、食用油、猪肉储备；增加对粮食主产区的资金支持力度等，以保证农民增收。中国政府还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等政策，解决农村人口就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此外，中国还从8年前开始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从而结束了2600多年农民种田纳税的历史。这一措施每年可为农民减轻1300多亿元人民币的负担。在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民比过去富裕了不少，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说起必胜村里现在的生活，杨吉亮乐得合不拢嘴。村民不仅用上了手机，还纷纷把昔日的砖瓦房建成了二层楼房，部分村民甚至还购买了小轿车。“现在是电灯、电话，包括楼房、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全部改善了。”现在，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1978年的30倍。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了1500万以下。杨吉亮说，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加强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农村的乡村道路、医疗保障、农民住房，包括农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与此同时，中国在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现代农业方面也花了很大气力。这体现在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强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等方面。现在，中国农业的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为已超过60％；喷灌、滴灌、渗灌等先进的耕作方式也在有条件的地方推广。根据中国政府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目前，中国政府和人民正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60年来，农业机械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从建国至今，我国的农业装备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2008年底，全国农机总动力达8.22亿千瓦，是1949年8.01万千瓦的10000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95%；每公顷耕地拥有农机动力6.75千瓦；拖拉机保有量2021.91万台，是1949年117台的17.3万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2.68%。高性能、大功率的田间作业动力机械和配套机具增长幅度较快，特别是大中型拖拉机、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玉米收获机和保护性耕作机具的保有量有了大幅度增长。农业机械化水平进入了中级发展阶段，2008年底，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0.8%。在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机作业领域也由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由大田农业向设施农业，由种植业向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全面发展，由产中向产前、产后延伸。农机标准化作业程度明显提高，集收获、耕整、播种于一体的机械化复式作业应用范围扩大，农业抢收抢种能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国家积极推动农业机械化科技创新，通过农具改革，实施国家科技攻关、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业科技跨越计划、引进国际先进农业技术(948)项目等，加大了农业机械装备关键技术和装备的研制开发和扶持力度，推动了农业机械化部分“瓶颈”环节技术和技术集成问题的解决。农机工业通过转换经营机制，深化企业改革，实现了从农机生产弱国发展成为世界农机生产大国的历史性跨越，支撑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2008年底全国农机制造企业约8000家，规模以上企业达到2021家，农机工业总产值1915亿元，是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103.7亿元)的18.5倍。我国农机对外开放领域也进一步扩大，成功地引进、消化、吸收了国外先进的水稻、玉米、甘蔗等作物生产机械和旱作节水农业、保护性耕作技术，促进了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目前，我国农机产品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竞争优势。随着农机事业的蓬勃发展，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农机专业协会、股份(合作)制农机作业公司、农机经纪人等新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地涌现与发展壮大。截至2008年底，全国各类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达16.56万个，农机户总数已达3833万个，农机化中介服务组织6022个。农机社会化服务领域随之拓展，呈现出组织形式多样化、服务方式市场化、服务内容专业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显著特征。农机作业的订单服务、租赁服务、承包服务和跨区作业、集团承包等服务方式，满足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迫切需要，推动了农机服务市场化快速发展。2008年，全国农业机械化服务经营收入达到3466.5亿元，成为当前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新亮点。为了给农业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法治和政策环境，我国一直重视农业机械化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的建立。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颁布实施，成为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法治轨道的重要标志。至今，我国已出台农业部及省级政府农业机械化行政规章41部，省级地方性农业机械化法规37部，这些法律法规已基本形成中国农业机械化法律法规体系框架，并进一步健全、完善。2004年开始实施的农业机械购机补贴政策，中央财政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从7000万元增长到2009年的130亿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购机、用机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农机工业的发展。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从现在到2020年，是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的关键时期，农业机械化发展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预计到2020年，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将达到70%，实现主要作物关键环节生产机械化,为推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装备支撑。建国后农村改革的成就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成就我国在１９７８年以前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虽然经历了种种曲折，但也取得历史性的成就，主要是：（一）把个体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改变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消灭了产生剥削制度的根基，避免了出现两极分化。（二）在全国扎下了合作社的根基。涌现了一批办得较好的合作经济组织，如江苏镇江的华西大队、河南新乡的刘庄、北京房山县的窦店等等，至今还有近７０００个村、组的合作经济组织坚持以统一经营为主。目前农村有统有分的双层经营，村、组一级合作经济组织，基本上是前段合作化、集体化的成果。（三）在相当多的地方发展起集体经济。不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办了社队企业。全国积累的集体公共财产估计在８００亿元左右（不算水利工程和供销社、信用社的财产）。这些企业和财产对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起了积极作用。（四）促进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农田灌溉面积由１９５２年的２９９３８万亩增加到１９７８年的６７４４７．５万亩，增加了１．２５倍。同期农机总动力由１８万千瓦增加到１１７５０万千瓦，增加了６５１．７７倍。（五）在低水平上保证了城乡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从食物、原料、资金等方面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贡献。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六）加强了农村基层组织，培养了一批基层干部。有些人完全否定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成就，显然是不妥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存在的问题从上述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改造过程，特别是在第二阶段及以后的发展中，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一）忽视我国农村生产力落后，缺乏现成的社会主义物质前提和发展极不平衡的基本特点，忽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幻想一下就能在我国农村建立起全面的、纯粹的、完全按理想的社会主义原则办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且设想这种制度具有无条件的优越性，越大越公就越有优越性，极力追求大规模，追求纯粹的公有，集体经济的体制上基本上采取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二）忽视我国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需要。恐惧和排斥商品经济。这种思想对我国处理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与交换问题有重大的影响。把我国越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同越过商品经济的历史进程等同起来。（三）把阶级斗争的作用绝对化。仿佛只要不断开展阶级斗争，不断进行各种运动，就能不断推进历史，直至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和扩大阶级斗争。（四）对当时的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过高估计了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采取了许多超阶段的措施。与此同时又过分夸大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农村的两极分化现象，把农村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看得过于严重。（五）过分强调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服务、农业为城市的需要服务，忽视农民和农村自身发展的利益，使农村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在上述思想指导下，１９５５年下半年以后，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在发展过程、经济体制和生产上便出现一系列问题。（一）运动不健康，发展过急、过粗。用批“右倾”搞运动的办法掀起合作化高潮，缺乏普遍的经济基础、思想准备和干部条件，而且实行了许多超阶段、超现实的措施，造成极大的混乱和破坏，造成经济上的空前困难，不得不用几年时间实行后退和调整。（二）采取规模过大、高度集中、纯粹公有、平均主义的体制和单一的组织形式。在合作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高级社是按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经过调整后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上回到高级社的形态，只是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加上一个三级所有和政社合一。这种经济体制有如下的特点和弊病：第一，规模从几十户到一百多户，不适应大多数地方的生产水平和干部状况，不利于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第二，纯粹公有，不允许有私有，否定家庭经营，甚至连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要作为“私有制尾巴”加以割掉，事实上形成对农民的剥夺，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并造成破坏与浪费。第三，高度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