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政党的代表性与阶级性问题

再谈政党的代表性与阶级性问题【观察者网按】12月21日，春秋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论中共政治与改革，引发强烈争议。在各类争议中，清华大学研究生王琪的回应文章是比较成体系者。这篇《去政治化时代的政治叙事——李世默的清华演讲错在哪里》颇具锐气，以汪晖教授“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为表，以“阶级斗争”思想为里，代表了思想界一类典型看法。观察者网刊发之后，寒竹先生对此做出理论性回应，不仅开启媒体层面少有的对“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的严肃探讨，更将中共代表性作为公开讨论话题大声说出来。之后，王琪同学舍我其谁再次回应，批评寒竹文章中的全民党不可能存在。虽然这篇文章将叹息当年没有彻底瓜分国企资产的吴晓波先生的眼泪引为同道，因而影响其思维的一致性，可能会引起读者困惑，并且援引早已经被辟谣的媒体新闻作为了解社会的论据，但其赤诚之心和理论坚持比暧昧的学院派更能将问题带入视野。对此，寒竹先生再次做出回应，集中讨论西方政党的伪阶级性与中共的代表性问题，并希望借此讨论令春秋研究院和观察者网读者对于自身的定位更加清晰。同时，独立学者凌魏行长期研究西马，关注“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此番也撰文参与探讨，拓展讨论的面向，欢迎各方继续参与。非常感谢王琪同学的回应与讨论，这对当今知识界与舆论界偏重于站队划线的风气起着良好的纠正作用。仔细读完王琪同学的文章，感觉问题进一步集中了，阐述也更加清晰，且不再有用讨论者个人身份来加强论证。鉴于此，笔者非常乐意再次回应王琪同学，一来可以进一步深化问题的讨论，对厘清中国思想界一些混沌的问题有帮助。下面笔者就王琪同学回应的三个问题再做一个简要回复。一、“去政治化”理论是否符合西方政治的实际？首先，笔者同意王琪同学讲的当今西方政党都是代表资本利益的集团。对于王琪同学引证的下面这段话完全认同：“富人对政策的影响力之大，与其社会规模极不相称。精英阶层的政策偏好被摆在首要的位置——他们近乎迷恋地关注预算赤字，按照假想的需要削减社会福利计划，使沮丧谷愈发深不见底。所以，谁来为那些被压在谷底的人说话呢？你或许认为传统左派政党会采取民粹主义立场，代表本国工人阶级发声。但大多情况下，这些左派政党领导人——从法国的奥朗德，到英国的米利班德，到美国的奥巴马——都在尴尬地喃喃自语。”这段话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格鲁克曼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短文。全文是讲新兴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导致了西方发达国家劳工阶层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下降。且不论格鲁克曼这篇文章把西方劳工阶层的痛苦归咎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是否有道理，就这段话而言，实在看不出来对王琪的观点有何支撑。格鲁克曼说得很清楚，现在西方的左翼政党根本不能代表底层的劳工阶层，而这个观点跟笔者的观点基本一致，笔者从来不认为西方左翼政党能够代表劳工阶级。所以，笔者以为格鲁克曼并不能支撑王琪同学对笔者的商榷。笔者与王琪同学的分歧在于，西方究竟有没有能代表对立阶级的政党政治。笔者始终认为，阶级性与政治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的政党政治从来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分赃，西方社会的阶级斗争从来都没有成为政党政治的中心。但王琪同学与部分“新左派”则认为，西方过去的政党是有阶级性的，政党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就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与斗争，这个判断确实很有问题。到目前为止，王琪同学仍然没有拿出有说服力的论述。不错，格鲁克曼讲“传统左派政党会采取民粹主义立场，代表本国工人阶级发声”，但这跟把西方左翼政党界定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完全是两回事。从格鲁克曼的文章中根本找不到西方的多党制度中有工人阶级政党位置的说法。按照王琪同学的说法，西方国家在“去政治化”之前的不同政党是由不同阶级组成，政党政治就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斗争。那么，二十世纪中叶之前的西方多党体制中究竟能够有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位置呢？这是一个必须弄清楚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除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或工人党曾经短暂地进入过政治舞台（但很快就被各个资产阶级的党挤出了政治舞台）之外，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所有的主流政党都是资本控制的党，工人阶级组织的政党从来都没有进入西方政党政治的轮换机制。这里以英美这两个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英国的辉格党与托利党，哪一个不是代表大资本、大农场主的政党？哪一个真正代表了劳工阶级？即使是英国后来出现的工党，难道真正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稍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会记得1949年艾德礼主政的英国工党对中国共产党军队横渡长江时的那种仇恨，都还记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样用大炮回击英国军舰的野蛮挑衅，都还记得毛泽东是怎样讽刺和反击英国工党政府在英国下院对中共军队的无理指责。难道我们真的能把英国工党界定为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即使是按照王琪信奉的共产主义理论，也不会承认西方多党政治中有工人阶级政党的位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把暴力革命看做实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根本道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从来不认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政党并通过政党选举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笔者以为，王琪同学和中国的“新左派”信奉的其实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二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历史证明，流行于西方社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左翼知识分子对自身特殊利益的追求，与劳工大众并无多大关系。如果要讲“代表性断裂”，信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背弃了劳工大众。不仅如此，一些西方左翼学者试图通过夺取西方社会的文化霸权，通过公民社会来实现所谓公平正义的行动，事实上已经成为西方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助手，这种思潮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的“新左派”如果真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就不应当在变了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里面转圈。要而言之，政治性与阶级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西方国家，能够在政党政治中发挥功能的都是资本控制的政党，包括相当多的自称独立于资本的“公民社会”，都是资本手中的工具。劳工阶级组织的政党或其它社会组织从来都没有进入政党轮换的机制。当然也有个别例外，这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的智利。当时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Allende）领导的人民团结联盟进入了政党轮换体制并于1970在大选中获胜，但其结局众所周知，笔者无需再述。阿连德总统的最后影像综上所述，西方国家的主要政党从产生之日起就同属于一个阶级，即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本集团。但是，尽管这个资本集团在对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一致的立场，这并不妨碍在资本利益集团内部存在着严重利益冲突，如英国早期的托利党与辉格党，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在19世纪后期，同属大资本集团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甚至形成了极为肮脏的“分肥政治”，而这种“分肥政治”与与阶级性并无必然联系，这种冲突仅仅是资本集团内部的分赃而已。在美国政治学界，从来没有严肃的学者会把美国两党的政治冲突看成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二、中共的代表性问题王琪在中共的代表性问题上提出了商榷：“寒竹认为，按照中共的政治理论，讲政治不是讲政党自身或某个社会群体局部的利益诉求，而是讲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因为中共从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特殊的党派利益。中共给自身设定的历史使命并不是要满足社会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而是要追求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最大化，要带领全体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舍此无他。”王琪同学认为，这段话并不符合中共的政治理论。那么什么是中共的政治理论呢？王琪指出，“中共的政治理论认为，在存在阶级对立和冲突的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存在同时代表对立双方的“超阶级”、“全民”的政权和政党。一切剥削阶级都愿意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利益的代言人，以此把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合理化，这几乎是规律性的现象”。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关于政党理论有一个发展的历史过程，而非一成不变。对于这个历史进程笔者在上文已有所阐述，这里再深入强调几点。第一，关于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两千多年的郡县制度，而共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任何人想用西方的理论把中国五千年、两千年的历史否定掉，既不合理，也不可能，无论这个理论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希望用西方的理论来否定中华传统文明，犹如一个人希望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一样的荒唐。坦率地说，把“专制”、“黑暗”、“残暴”、“愚昧”的帽子扣在中华文明的头上是一种在西方文化的霸权下丧失民族自信心的表现，而缺乏民族自信，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共在二十世纪为中华民族作出的巨大贡献。共产主义理论在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后为什么能够成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要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中国的现实中去寻早原因。中国在二十世纪初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是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建立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现代国家。这是中国在二十世纪最大的政治。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从西方引进各种理论与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理论，就是要解除亡国的危机，完成现代建国。如何才能解除亡国的危机？如何才能完成现代建国？这个问题又和革命运动加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的上层社会已经没有能力来完成国家构建。这个时候革命党必须要动员民众，发动社会革命，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现代建国。革命党与建国党形成了紧密的关系：不革命就无以建国，建国必须通过革命，二者形成了一体两面。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国共两党政党之争，只是简单理解为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是不够的。严格说来，从1911年到1949年，这40年应当理解为一个现代建国的过程，而国共之争其实就是建国权之争，即谁来领导民众建立现代中国。笔者在上文已经谈到，中共最初是作为第三国际支部在中国活动。党员是本土的，但领导、使命和经费都是来自于第三国际。这时的中共在当时作为革命党，确实是一个鲜明的阶级党。但中共的建党理论一直在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转型是在延安。毛泽东在延安做了一件最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从理论上清算了王明照搬的第三国际理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虽然这个党还是列宁式的党，但它已经慢慢开始建立统一战线，将不同的阶级、派别整合在一起。虽然中共还是阶级党或者革命党，虽然不是全民党，但它已经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了。民主的革命和民族的独立合为一体了。在重庆谈判期间，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曾问毛泽东，“看来您是一位温和的共产主义者，您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影响”。毛泽东则回答道：“记者先生，我是一位扎根在中国土壤中的共产主义者，我首先是一位中国人，然后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我得把强国富民放在第一位。”由此可见，上个世纪先进的中国人把共产主义理论引入中国，并不是要用这种理论来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要解决中国的现代建国和民族富强的根本问题。离开了这个大的政治格局，就不懂得中共在二十世纪的成长与发展。第二，关于中共的阶级性与全民性的关系问题王琪同学在讨论中指出：“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阶级的政党，是作为一个‘part’的政党而存在的。共产党不可能同时代表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和领导工人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改善工人的生活，维护工人的权益，直至最终消灭这种吃人的社会制度，建立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政权，这一切都是在针对资本家的浴血抗争中实现的。王琪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把中共理解为一个“全民党”，把政治理解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表达，那么中共的阶级性在哪里去了呢？中共还是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党呢？提出上述质疑的王琪同学，包括其他持类似观点的“新左派”们都忽略了，阶级性与全民性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今天的中国，二者差异已经不具有根本性的冲突，已经可以相互兼容。所以，就代表性而言，中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共党章的总纲第一句话就阐明了中共同时具有两种代表性。中共在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之后，以阶级斗争理论来划分95%的人民与5%的革命对象已经失去了意义。虽然中国社会不同的阶级或阶层还存在差异和矛盾，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