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作用

一、英国是主张对苏联进行遏止的“急先锋”在战争尚未结束时，美英苏三大国就在考虑站后对世界的安排，各国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和要求，矛盾初露端倪。丘吉尔敏锐的提出：“当联合起来进行的战争越是临近最后关头，就越要考虑政治因素。”[iv]他认为，由于德国军事力量将被摧毁，结成联盟的唯一依据马上就要消失，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将影响欧洲均势的重建，将损害大英帝国的利益，因而苏联已变成“自由世界”[v]的一个致命的危险。1944年11月，英国总参谋站后计划委员会提交一份题为“西欧和北大西洋安全”的报告，该报告也认为，短期内的问题是德国，但长期的威胁是苏联。英国统治集团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更重要的是英国和苏联存在着许多现实的冲突。英苏两国的矛盾冲突首先体现于波兰临时政府的组建问题。1944年6月，红军解放了波兰。苏联要求从亲苏的当时在波兰行使权力的卢布林政府为核心组建波兰临时政府。苏联这样做有其自身的安全考虑。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间，它曾两次遭到来自西方的侵略，因而尤其强调保护西部的边界安全。从战争后期起，苏联就积极地在东欧扶持亲苏势力，希望由友好的东欧国家构成保护苏联本土安全的“缓冲地带”。斯大林曾就此写信给丘吉尔，宣称只有那些“用事实和行动来证明其对苏联持友好态度”的人才能统治东欧国家。因此，尽管英国要求以流亡伦敦的原波兰政府为主，建立亲西方的波兰临时政府，苏联也决不让步。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英国与苏联对此争论不休。美国虽然不希望成立亲苏政府，但它想在站后和苏联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的秩序，因而在波兰问题上不像英国那么强硬，而是采取调解的姿态，在英苏两国间斡旋。这样，雅尔塔会议未能解决波兰问题。雅尔塔会议以后，三大国就波兰问题还举行了外长级谈判和三国委员会会议，但都无功而返。苏联态度强硬，宣布外长莫洛托夫将不参加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以次要挟英美两国。1945年3月，苏联还逮捕了16名波兰地下抵抗运动领导人，更激怒了英美两国。英美两国共同照会苏联，在其对上述事件做出解释之前，暂时停止关于波兰问题的对话。波兰僵局并没有持续多久。此时美国并没有明确的冷战政策，依旧遵照的是罗斯福的“大国合作”的政策。因此，为缓和与苏联的关系，1945年5月23日，杜鲁门派霍普金斯以总统特使的身份出使苏联。同时，派约瑟夫戴维斯访英，劝说英国缓解与苏联的关系。由次可以看出，美国在此充当的是一个调解者的身份，调节英国与苏联间的矛盾，它与苏联并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最终，苏联同意吸收5名波兰本土的非卢布林人士和3名伦敦波兰人加入新政府，但新政府的核心仍然是卢布林政府。而且，在被捕民主人士问题上，美苏也未能达成谅解，其中12人未经审判被定罪。尽管如此。杜鲁门仍满意于斯大林的这点让步。丘吉尔却冷静得多，他告诉杜鲁门：“我们应当仅仅把它看作是漫长山路上的一块里程碑，但这座山却是我们本不该去爬的。”[vi]1945年6月，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成立。21名内阁成员中有14名是原卢布林政府成员，掌握了包括国防部内务部等重要部门，亲西方人士没有实权。英国虽然不满意这个政府，但美苏间已达成一致，英国也只能承认波兰新政府。除了波兰问题，英苏两国的利益冲突还在伊朗危机中进一步激化。苏联早就希望在在伊朗获得石油利益，借驻军之机也曾提出和伊朗政府签定石油协议，均被婉言拒绝。为逼伊朗政府让步，苏联在占领区内大力扶持反政府力量，使伊朗政府陷入困境，出现了所谓的“伊朗危机”。英国对苏联在伊朗的做法大为不满，工党外交大臣贝文在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谈话时指出，苏联企图把阿塞拜疆纳入苏联版图，或使之依附于苏联，这是对英国传统利益的严重侵害。[vii]斯大林否认苏联干涉了伊朗的事务，但又作不出其它解释。美国对苏联态度温和，1945年12月的莫斯科会议上，国务卿贝尔纳斯并没有对苏联关于伊朗局势的解释提出异议，同意把伊朗危机剔除会议的议程。1946年1月，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伊朗政府投诉苏联干涉其内政，请求安理会解决这个问题。苏联认为这是英国在背后捣鬼，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在会上激烈谴责英国在希腊的驻军行为，亲苏的乌克兰代表也抗议英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军事介入。英国代表贝文则支持伊朗政府，反对苏联干涉伊朗事务，要求苏联尽快撤军。英苏代表的争吵使双方的矛盾公开化，伊朗问题则被丢到了一边。战后初期，英国与苏联间的矛盾远远超过美国与苏联间的矛盾，并且英苏间矛盾的尖锐程度也甚于美苏间的矛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英国是一个老牌的殖民大国，殖民地势力范围遍布世界各地，战争的爆发削弱了英国对其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影响。在战争结束后，英国想要恢复在这些地区的影响，这与苏联的战略意图发生的尖锐的矛盾。苏联在与法西斯德国的较量中组建了强大的军队，依靠这支军队，苏联不仅打败了德国及其盟友，而且还解放了被法西斯德国奴役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之成为对苏联友好的国家，换句话讲就是把这些地区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样来看，英国与苏联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1946年5月7日，英国外交部俄国委员会的成员斯托费沃纳提出一份题为《苏联反对我国的运动及我们的反应》的长篇备忘录，其中在描述“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宣传领域极为恶毒的强权政治的表现”后指出，“我们不仅要决心为保卫自己采取反对苏联的现行政策，而且要力图预见苏联反英运动的未来及我们的对策，并建议西方必须联合起来反对这一切。”[viii]以后奈杰尔罗纳德起草的备忘录，再次提到苏联的威胁，他写到：“由于东西方之间在背景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所以无论过多少年，我们也不能希望同苏联之间达到比权宜之计更为紧密的合作，”[ix]并强烈要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时隔不久，在野的丘吉尔抛出了著名的“三环外交”的构想，其目的在于，力图通过维持英美特殊关系，借助美国的帮助，来争取获得与美国平等的大国地位；利用英联邦的存在维护殖民地的利益，并作为英国提高国际地位的基础；利用联合起来的西欧来对抗苏联，并使英国能够主宰西欧。总之，力图使英国处于“三环”中心，从而恢复昔日大英帝国的世界强国地位。所有这些言论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6年底，英国出台了“新波茨坦协议”，其主要内容是遏制苏联分裂德国，并将苏联从战时盟国中排除出去，这实际上是将遏制苏联的政策纲领化原则化。同一时期，美国政策才刚刚开始从在英苏间中立到和英国结盟对苏“遏制”的转型，这个转型到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才完成。因此，英国是冷战的“急先锋”。二、英国与美国合作共同对付苏联由于与苏联的矛盾尖锐，英国充当了冷战的“急先锋”，但单凭英国的力量是无法与苏联对抗的。在战争期间英美苏三巨头开会时，丘吉尔坐在斯大林和罗斯福中间，他曾诙谐地说道：“我一边坐的是饥饿的俄国北极熊，一边坐的是强悍的北美野牛，被他们夹在中间的是可怜的英国小毛驴”。二战结束时，英国虽然仍是三强国之一，但已被极大地削弱了。为了打赢这场战争，英国政府卖出了所有可以卖出的以支持战争中膨胀的军费开支。英国在战时大举向外国借债，到战争行将结束时，英国的外债总额达27.23亿英镑；1946年英国的工业产量仅是1937年的90%；英国经济一向依赖的对外贸易大大缩减，1938年英国出口贸易额为4.71亿英镑，而1944年仅为2.69亿英镑，下降了40%。[x]维护大英帝国生命线的广大殖民地也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经济遭到极大破坏，更致命的威胁是战后这些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这就使英国无法像战前那样从殖民地榨取钱财，以维持大英帝国的霸权，英国不可避免的衰落了。因此，要想与苏联对抗，必须借助与美国的力量。其实早在战争尚未结束时，英国就希望美国削弱苏联的影响。当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从战场形势考虑，决定把欧洲战场美军主力折向埃尔福特——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和德国南部，让苏军攻占柏林，并把这个计划通知斯大林时，丘吉尔对此十分愤怒，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应该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抢先向柏林推进。他说：“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同俄国人握手应当尽可能越往东越好”。他指出，这一行动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好处是压倒一切的，可以在打败德国后同英国人讨价还价。丘吉尔还要求美军强占布拉格，以便“从根本上影响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后形势”。德国投降前后，美英盟军达到易北河畔，大大超过了三国商定的德国分区占领线，这应主要归功于丘吉尔。战争后期，每当英苏利益发生冲突，丘吉尔就会向罗斯福求助，鼓动后者对苏采取强硬的态度。丘吉尔曾警告罗斯福“除非英国和美国结成特殊的关系……否则，另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就会发生。”[xi]丘吉尔下台后，其影响并未消失，他在战后政治舞台上也尽可能地抛头露面，为“联美抗苏”政策呼喊。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在其母校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到：“没有我所称之为各英语民族同胞手足一样的联合，有效的防止战争和继续发展世界组织都是办不到的。这种联合就是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建立特殊的关系……兄弟般的联合不仅要求我们两个庞大的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友谊和相互谅解，而且要求双方军事顾问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共同研究潜在的危险、武器的异同、训练的教材以及在军事院校互换军官和学员的问题。它还应包括联合使用两国在世界各地掌握的所有海军基地使现有的设施继续用于共同安全的目的……”。可见在丘吉尔看来，只有英语民族的联合尤其是英美国的联合，才能有效的防止战争，把英美国的合作尤其是军事合作当成世界和平的保障。在演说中，他还提到了苏联的威胁：“不久刚被盟国的、的胜利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人知道，苏联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在最近的将来作些什么，以及他们的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各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范围之内，不仅以折中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xii]丘吉尔断定苏联想夺取战争果实并扩张势力，他号召讲英语的民族国家结成兄弟的联盟，共同对付所谓的苏联威胁，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英国政府并没有公开支持丘吉尔，因为美国没有表态，它直到次年春才完成政策转型，在此之前，英国无力单独和苏联对抗。另外，英国国内的舆论也不成熟，据盖洛普民意测验，铁幕演说之后，35%的测试者表明赞同该演说，39%反对，16%没有表态。[xiii]因此，艾德礼和贝文都对外界表示铁幕演说是私演讲，不代表政府的主张，但他们也拒绝指责丘吉尔，艾德礼公开声称：“政府不是用来对某个人在另外一个国家作的演讲发表意见的。”[xiv]英国政府对丘吉尔的演讲持默认态度，默认了他提出的“联美抗苏”的政策为英国的官方政策。在解决伊朗问题上显示了英美合作的力量。英国知道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把苏联的势力逐出伊朗，战后不久，见苏联迟迟没有撤军的打算，外交部决定“作出一个重大的牺牲，在平等的条件下，欢迎美国进入……长期以来被视为特殊保留地的中东。”[xv]1945年9月，英美两国就签订了“英美石油协定”，英国希望通过给美国以石油利益，换取美国对中东石油产区的保护。不过，美国国会在孤立主义势力的控制下，不愿插手它国事务。在1946年4月以前，一直未批准这一协定。伊朗危机爆发后，英国更迫切得到美国的支持。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指出：“我们焦急地盼望这一协定尽早被批准——我们的石油利益与美国联系越紧密，俄国人离间我们的机会越少。只有建立一个坚定的英美阵线，才必胜无疑。”[xvi]在美英联合压力下，1946年4月4日苏伊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苏军将于5月初撤离；苏联承认伊朗政府对阿塞拜疆省的主权；伊朗同意在经国会批准后，成立苏伊联合石油公司。苏军撤离后，伊朗国会拒绝批准成立苏伊石油公司，苏联尝到了战后外交上的第一次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英美合作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