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与执政安全doc6

党的建设与执政安全(6)徐晨光2011年07月07日08:05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字号大中小】打印留言社区手机点评纠错E-mail推荐：提交分享防治腐败：肌体安全核心提示：党内发生腐败就等于党的肌体感染病毒，长出毒瘤。如果不及时医治或得不到有效医治，必然导致大病甚至不治之症。防治腐败就是保证行使权力的行为安全，进而确保执政安全。腐败就其本质而言即公共权力的私用与滥用，权力的公共性本质与权力在公共生活中合理行使之间往往并不是简单对应的关系，这便成为人类在公共生活，尤其在政治生活中所要面对的亘古不变的主题----公共权力使得人类公共生活成为可能，但公共权力本身亦有着破坏这种公共生活的危险。孟德斯鸠对此早就有过感叹：“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根本上说，腐败问题不仅与公共权力执行者自身的操守素质有关，更与公共权力的确立和运作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深入地看，不同的国家和政治形态不仅对公共权力执行者的角色，亦对公共权力的产生逻辑与运作方式有着不同的定位。因此，虽然腐败问题是任何国家和政治生活中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但是，不同的国家和政治逻辑中腐败产生的根源、腐败本身的定义以及解决腐败的方法是不同的，所以腐败问题既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又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党内发生腐败就等于党的肌体遭到病毒感染，长出毒瘤。如果不及时医治或得不到有效医治，必然导致大病或者是不治之症。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私人化，意味着执掌公权的行为发生异化。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领导核心，作为执掌国家公共权力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执掌权力、行使权力、运行权力的方式和行为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安全。控制腐败也就是保证行使权力的行为安全。在当前中国，腐败主要是爆发在一些地方政权之中。权力的私人化、个人化，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成为中国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一道难题。正如萧功秦教授指出的，转型期中国地方政权中存在着“类苏丹化”倾向。他总结出苏丹式体制中腐败的四个特征：权力范围的私人化、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统治方式的非意识形态化、以庇护网络为基础的统治体制。最后他给出判断：“质言之，中国现行的转型体制具有较强的制度化水平，因而足以有效地防范全局性苏丹化倾向的出现，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自主性加强，低政治参与与地方官员腐败的正相关性，则又为地方出现‘土皇帝’式的‘类苏丹化’提供了条件。”在转型中国的实践中，一些地方政权的腐败主要是以政党组织为核心的公共权力的绝对化和高度垄断导致的。从根本上说，控制腐败必须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限制和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产生权力的滥用和权力腐化，要规范权力的运行，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制衡。有专家撰文指出：“至于执掌公共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恐怕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效的权力监督与权力制衡。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能否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以便将普遍的腐败与不负责任的渎职行为降到民众心理可以接受的程度，这是一个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毋庸置疑，权力制衡是自古以来政治运行的一个基本定律，人类关于权力制衡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思想映射到现实政治中，那就是要设计出周密严谨和完善的制度、机制，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牵制，达到权力运行动态平衡的状态。在经典分权制衡理论中，现代政治文明已经积淀了许多关于权力制约监督的精妙设计，如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法国模式和瑞士模式等等，它们各具特色。现代化中的各个国家根据自身革命形势、具体国情、文化传统甚至人口地理方面的特点，设计出符合本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权力制衡制度。亨廷顿就曾指出，“当欧洲进行政治机构职能分离和权力集中之时，美国却使职能的混合和权力的分割永久化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在设计权力制衡的机制中存在三条根本性的路径：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社会利益制约权力。而这三条路径最终展现出来的是两个层面的制度设计：一是在权力系统内部通过权力结构的组合安排、功能的优化配置达到权力的相互制约；二是在权力系统的外部通过社会层面权利和利益的制度化的介入完成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权力制衡并不在于外在权力结构是否分立，也并不在于外在权力结构是否形成对称性，而关键在于权力的实际运行能否形成有效制约，达到动态的平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一些领导干部出现的腐败问题，与领导干部本身的党性素养和道德素质有着直接的关联，亦与党自身以及整个中国政治改革和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合理有效解决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一方面必须从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党员干部自身素质与理想信仰的坚持与提高着手；另一方面，必须立足于党的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制度和法律的手段，借鉴现代政治文明中权力制衡、制度建设的具体做法，切实有效遏止腐败的发生。当然，中国腐败问题出现、定位和解决有着自身的特点和逻辑，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仿效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逻辑来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更应该从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作用定位、功能发挥、党政关系协调以及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方面着手，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发现腐败问题在中国出现的深刻逻辑，以求从根本上杜绝腐败，推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