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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市聚落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城市聚落形成的萌芽阶段聚落聚落:人们生活、工作和居住场所的集合。聚落的产生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聚落可以分为两种:乡村、城市三次社会大分工:聚落城市最初形态城市村落与地形、气候城市:交通、地形、气候天津周围地区的开发,大约开始于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当时主要在北部地势较高的地区。后来由北向南逐步推进。由于古黄河改道的带来大量泥沙,以及海生贝类动物在海潮推动下的逐渐堆积,加上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海退,使得天津南部地区逐渐形成陆地。也就从那时开始,人类开始了对这块土地的开发。由北向南的推进西汉初年,先后在天津周围设置了属于渔阳郡的泉州县、雍奴县,属于渤海郡的章武县、东平舒县。其中,与天津城市发展关系最密切的当属泉州县。泉州城在今武清县东南城上村北50米处,距天津仅35公里。泉州城的历史至今已有2000余年。西汉时的泉州城已成为天津平原的政治、经济和边防中心。在一定意义上,泉州城的出现,可以看作早期城市在天津平原上的第一次城址选择。天津初期的城市聚落—泉州水运交通枢纽:随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泉州已成为河北一带的水运交通枢纽。当时,沽河、清河、泃河、拒马河、易水等均经泉州入海,航运极便,因而极易促进城市的出现。为什么要在泉州置县?经济发展条件:泉州滨海,附近又有著名的洼淀雍奴薮,捕鱼和煮盐业均甚兴盛。军事要塞:渔阳是西汉政府北部边防要塞,而泉州在地理位置上则是渔阳后方的输转供应基地。杜甫--《后出塞五首》…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运渠的开凿和航运枢纽地位的奠定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北方少数民族乌桓乘机骚扰幽州(今北京附近)一带,并掳走大批人口,泉州一带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公元206年〔建安十一年)曹操决定发兵征讨乌桓,但是“患军粮难致”开凿平虏、泉州二渠,使地处航运中转地位的泒河尾闾地区,开始成为河海运输的冲要之地。并使泒水成为流经天津平原各水的总汇之处,促进了今日海河水系的形成。平虏渠--袁尚被曹操战败后,逃依辽西乌桓首领蹋顿,妄图东山再起。为了消除后患,曹操决定北征乌桓,于建安十一年(206年)命董昭“凿渠,自滹沱入泒水,名平虏渠”。滹沱河下游流经今河北青县北入海。泒水上游即今大沙河,下游相当于今大清河至海口段。平虏渠的开凿即解决青河、滹沱河和泒水的联运问题。《水经注》因滹沱河和泒水两篇亡佚,平虏渠具体方位亦失载。泉州渠--在开凿平虏渠的同年,“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曰泉州渠”。盖因渠道南起泉州境而得名。据《水经·淇水注》:“清河又东北迳穷河邑南,……东北至泉州县,北入滹沱。《水经》曰:笥沟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自下为泒河尾也,又东,泉州渠出焉。”按穷河邑在今静海县南,地当平虏渠所迳,说明平虏渠沟通呼迳河与泒水后,清河已在泉州县境与潞河下游(笥沟)会合,会合以后开凿的泉州渠,其南口当在潞河下游即今天津市以东的海河之上。漂榆邑与角飞城魏晋时期,泉州渠与泒水汇合处,兴起了一座港口城市,这就是著名的漂榆邑。这里的制盐业十分发达,战略地位也很重要。漂榆邑俗称角飞城,西晋时赵王石勒所筑,后令王述在此煮盐。漂榆邑即为地处昔日泉州渠南端的军粮城的前身。因为在唐宋以前,漂榆邑以东的陆地尚未形成,所以当时的漂榆邑正处于泒河尾入海处的北岸。解放后,在军粮城附近的西南型发现汉代建筑遗址和晋代青瓷,这种文化遗存,亦可作为此处确系入口和财富聚集处所的证据。西汉时期,皇帝把这一地区封为皇后、公主的“采邑”,为此特意设立了古城“漂榆邑”。漂榆邑,即是如今的天津东郊军粮城。天津地区在史书记载中最早出现的正式名称,是唐朝《通典》中使用的“三会海口”,也最早有了“军粮城”之军队建制。在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以前,天津还曾有过许多名字但那都还处于城市发展的雏形期。古代国君封赐给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也叫“采地”、“封地”、“食邑”。封建社会君主赏赐给亲信、贵族、臣属的土地,包括土地上的农民。受到这种赏赐的人必须效忠君主,并承担进贡和在战时提供兵员的义务;对采邑中的百姓有管辖权,并课征租税。初为终身占有,后变为世袭。中国盛行于周朝,西欧于中世纪实行。采邑三会海口天津地区的河海冲要地位,到了唐代更加明显。这是因为,隋朝开始沟通了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唐王朝为了解决河北北部边防军的军需供应,需要把大批粮食和布帛通过海路,运至渤海湾西岸的鲍邱水(上游为潮河,下游略似今日的蓟运河)入海处,再逆鲍邱水而上,运至渔阳等地。唐代的这条海上运输线,自贞观至开元年间,维持了100多年的时间,天津地区作为河海运输中转必由之路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下来,其重要性也逐渐为当时的社会所重视,所以从唐代开始,这一带出现了“三会海口”的名称。三会海口应当位于平虏渠与泒河尾交汇人海的地方。漕运路线示意图宋、辽界河两岸的“寨”与“铺”隋唐五代之后,天津地区又成为宋辽南北对峙的前沿阵地。泒水则在此时被黄河夺道,并成为宋辽的分界线,故称界河。当时的天津地区,界河以北属辽朝幽都府(后改析津府)武清县,界河以南属宋朝高阳关路乾宁军和沧州清池县。出于军事防卫的需要,宋辽双方各自在界河南北两岸的险要之处设防,布置了许多名为“寨”、“铺”的军事据点。界河南北宋辽对峙示意图宋辽在界河两岸的对峙,虽然常常引发军事冲突,出现局部性破坏;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对峙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军事屯垦的出现。公元987年(雍熙四年)宋王朝调集沿界河防线镇兵18000人,在今天津一带,“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水灌溉”,试种水稻,第二年获得丰收从此开始了天津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促进了这里的农业发展。随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结合南北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已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辽朝本为游牧民族,界河以北又有煮盐之利,所产之金、银、羊、马、驼之属,均为宋地所必需。宋朝是高度发展的农业社会,商业、手工业发达,物质生活水平较高,所产之繒、帛、漆器、茶叶、香料、稻糯,以及所印之各类书籍,对辽人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南北贸易,势在必行。南北经济发展的差异,使天津地区成为当时最合适的经济交流触点和商品集散之处。地利是一个重要的竞争因素,也是产生各种基本城市类型的基础。此种经济活动的逐步积累,对日后天津城市的成长,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金代燕京的建都与直沽的漕运古代天津勃兴的契机,是金、元时期北京的定都。1153年金王朝将都城由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迁至燕京(今北京),并改燕京为中都。金王朝建都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当时的中都已发展成为联系中原、东北地区和蒙古草原的交通枢纽,极便于最高统治者行使统治权力,以达到统一全国之目的。然而,政治中心的北转,与经济重心的南移所造成的不协调状态,为中都的生存带来了许多问题。金王朝在北京建都中都以后,从1165年起,利用永济渠运送漕粮,经霸州信安以达涿郡和中都。但是永济渠旧道在金代仅维持了40年便淤塞不能行舟,自1205年始,漕船不再经霸州信安北上涿郡,而是开挖新渠由静海独流至柳口(今杨柳青)东折至三汊河口,入笥沟(即潞水,今北运河),再北上武清、达于中都。因新凿漕渠与笥沟汇合处的三汊河口一带漕运逐渐兴盛。所以三汊河口一带从金朝后期开始,很快发展成为漕粮运输的中转枢纽和通往首都的军事要地。此后不久,金王朝便在这里设置了直沽寨。金代的直沽寨直沽寨的建立,奠定了天津城市发展的基础。因为自东汉以后,天津地区仅仅是作为航运的枢纽而存在,联系范围也仅限于北面的渔阳(蓟州)一带。但自金代开始,天津地区的这种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沟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成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天津地区的航运枢纽地位,开始同国家首都的安危与繁荣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国家愈稳固,南北交通愈发达,首都就愈繁荣,而天津城市成长也就愈快。直沽寨还是天津城市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正式名称。“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津沽”是天津的别名,直沽与天津有着密不可分之渊源,首先,“直沽”是天津的古名;其次,在明代“直沽”是海河的通称;第三,直沽是天津城市最早的聚落,早在天津建城100多年前,大直沽就已从早期聚落,发展成为天津的政治、军事和宗教的中心了。漕运枢纽、庙宇林立、酒业崛起,这三个要素有力地促进了大直沽人口的增加、聚落的扩大和商业经济的繁荣。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大直沽遭空前洗劫,后沦为比国(比利时)租界。今日“大直沽”为河东区片,西临海河,位于津塘路与十五经路交会处一带。以“直沽”冠名的街道有近20条--“大直沽三号路”至“大直沽十三号路”,还有直沽街、沽前街、沽后街等。大直沽有西街、前街、后街、中街,四条派生街,其原生地名并不一致。前街长639米,1902年建,因位于娘娘庙前而得名;后街长490米,1900年建,因位于娘娘庙后而得名;西街长331米,1949年建,因位于药王庙西侧,初名药王庙西街,1980年改为今名;中街长417米,建于1902年,因位于大直沽地区中部而得名。津门俗谚曰:“大直沽三件宝:古庙、烧刀(指酿酒业)、台子高。”大直沽地名中有不少以“台”为通名者,如前台、中台、后台、东观台、西观台、刘家台、东孙家台、西孙家台等,显示出大直沽地区成陆较早、地势多高台的地势特点。大直沽人口密集,街道狭窄,里巷交错,多旧式平房。胡同多以姓氏家族命名,如李家胡同、宋家胡同、赵家胡同、王家胡同、何家胡同等。元代直沽经济地位的上升元代,是历史时期天津城市发展承前启后的阶段。在直沽寨出现后不久,兴起于漠北草原的蒙古族势力突然强盛起来。1215年蒙古军队占领金中都,建立了燕京等处行尚书省,随着军事势力的不断向南扩张,燕京等处逐渐成为蒙古人控制华北、中原的重镇。蒙古统治初期,直沽在军事和交通上的地位,虽然比金王朝时期有所降低.但其经济地位却开始上升了,这主要是因为制盐业的迅速发展。公元1236年朝廷便正式在三汊沽、大直沽等处置司,设熬煎办。从此,直沽—带成为供应首都及黄河以北一些省份食用盐的生产基地。元代漕运的发达与直沽的成长1272年,元王朝决定改金中都为大都,定为京城。为保证大都的军需民食,并造成大都的繁荣富庶,必需设法使江南地区的大批粮食和其他丰盛物资源源运到这里来。《元史》“食货志”说:“元都子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当时,由江南到大都的交通运输线有两条,一条是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一条是沿海路北上至渤海湾。无论利用哪条运输线,直沽均能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距离首都最近的漕船转运枢纽和漕粮储备基地。元代漕运的迅速发展,使直沽城市的载体功能不断加强,也是直沽城市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元代天津的海运和漕运元代直沽经济的活跃直沽不但有江南客商的往来,而且本地商人也乘船去南北各地兴贩。元代直沽和杨村一带还生产珍珠。对直沽地区的经济开发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漕船和运河商船的南北往来,还将南方所产各种商品带到交通便捷的直沽,促进了元代直沽的商业集散作用。这里的商品,一方面是用于本地消费,另一方面也是转运到周边地区销售。由于直沽地区所产的食用盐质量很好,直沽周围地区河网甚密,运输便利,因此不断有客旅兴贩。元代直沽的人口直沽寨城居人口的出现,应源于金代。元代是直沽寨城居人口的首次大聚集的时期。城市生产、运输、商业发展的需求手工业者:元王朝在这里设有三汊沽、大直沽二司管理盐务,人口之众,可想而知。这就是说,直沽大量城居人口,源于大规模的制盐。运输从业人员:元代南漕北运的大规模进行。大批漕粮在进人大都之前,都要在直沽交卸转运,以致漕船聚泊,水手云集。政府机构人员:一批行政和军事机构的设置。庙宇和仓廒的修筑,导致了大批军卒在直沽周围地区屯种戍守。商人:人口的大量聚集,为直沽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商业交换因而发展起来。各种物资的大批到来,又吸引了远近的商人,被公认为方便的
本文标题:天津地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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