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日本统一东北与背离日本进军全国

依靠日本统一东北与背离日本进军全国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旦张作霖建立了对东北的切实有效的统治，他就不再甘心做一个“东北王”。成为“东北王”后张作霖试图进军全国导致了和日本的扶植政策发生矛盾。张作霖从全面投靠到产生背离从1911年11月到1919年8月，即张作霖崛起到统一东三省，张的对外基调是以亲日、争取日援以图自固。张欲做“东北王”的心情迫切，困难重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援帮助他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寺内正毅上台组阁时，张曾委托其日籍顾问菊池武夫转达亲日立场：“我对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上一期《重读抗战•张作霖才是危害最大的卖国贼》一期中已经充分列举了张是怎样为了个人和奉系军阀集团的崛起用出卖国家利益的方式争取日本援助的。当时的日张关系，用时任首相的原敬的一番话可以准确描述。原敬首相在日记里写道：“张作霖试图以日本为后台扩展他的影响。很好地对待张，以便我们在东三省进行扩张，对日本来说也是重要的。这样，双方的利益恰巧能够协调一致。”这一过程，到了20年代后，发生了一些改变。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旦张作霖建立了对东北的切实有效的统治，他就不再甘心做一个“东北王”，而是野心勃勃地制定新的目标，那就是从地理上、经济上、军事上以东北为基地和跳板去控制整个中国，力图以东北为基地和跳板进行关内扩张，问鼎中央政权，从而与日本的对张政策之间发生根本性矛盾。日本政府1921年5月17日制定了《关于对张作霖态度的文件》。该文件强调：“张作霖期望在满洲维持和确保实际权力，进而向中央政界伸张其权势，这几乎不容置疑。最近，张对我文武官员表示，需要武器及其它物质援助，对此人今后之活动，帝国之态度需要最为慎重考虑。大体而言，对张作霖在满洲整顿充实内政及军备，在当地确立其牢固势力，帝国应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援助，但其为了在中央政界实现野心而要求帝国帮助时，以不采取进一步帮助的态度为适宜之对策。”日本政府采取这个态度，是因为，张作霖向外争权必然不利于东北的稳定，也就不符合日本的利益要求；再者，张的行为也会招致美英列强对日本在华权益的打压。因此，日本对张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囿于一定的范围。这表明，日本对其在华动作恐招致各方的不满而忧心忡忡。这种“稳健”政策背后，则是日本根据自身实力认为需要对中国局面进一步发展进行观察后再作实质的判断。张作霖试图引进美英势力平衡日本最终，张作霖不顾日本的反对走上关内扩张之路。在继续争取日本援助的同时，开始在各个领域里或明或暗、或轻或重地抵制和排斥日本。日、张之间矛盾叠加并日趋激化。张作霖的奉系首先为美国资本的渗入大开方便之门。奉系当局欢迎美国资本渗入的倾向在以下几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修筑吉海、呼海铁路所用建筑材料及车辆，主要从美国购买；张主动要求美英承建洮南至热河、齐齐哈尔至黑河两大铁路；答应美国，在接收中东铁路之后，吸收美国银行向该路投资；张与美英荷三国银行团议妥，由该银行团投资二千三百万元承建葫芦岛港。同时，张作霖还吁请英国援助。拉拢美英借以驱逐日本，建立新的外交均势，摆脱与日本过于紧密的捆绑关系，是张所追求的新的外交目标。但张的吁请和他略带威胁的方式并不奏效，英国官方对张明显信心不足而且表示出一定的反感：英国官员对此的结论是“张元帅当初靠当土匪为生，现在并没有多大变化。他可能比民族主义者更坏。”在经济上，1920年代后，奉系军阀开始抵制“中日合办事业”，由于奉系当局采取抵制措施，1924年以后东三省几乎没有新建的中日合办企业。同时，奉系军阀还开始创办民族企业，发展地方实业，还收回关税主权，实行二•五课税，且严禁土地商租与日人。在交通运输系统方面，奉系也采取了对日本具有抗衡性的举措。20年代以后，奉系开始积极酝酿自建东北铁路干线，计划于南满铁路两侧修筑东、西两大铁路干线。除自建铁路计划外，另一引人注目的举措就是筹建葫芦岛港。其计划是企图通过自建铁路，把奉、吉、黑以及内蒙联接起来，以葫芦岛做吞吐港，并在南满铁路沿线设卡征收货物税等，以此来限制日本利用南满铁路对东北财富的掠夺。在最敏感的军事领域，张也表现出了排日自主的倾向。在不放弃与日本原有联系的同时，张开始与西方各国广泛交往，进行军火和军械贸易，以减少对日本的依赖。总之，为了维护奉系军阀集团的现有利益和未来野心，原本全面依靠日本成为“东北王”的张作霖在无法得到日本对其统一中国的支持后，表现出强烈的摆脱日本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