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读书报告

1关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报告一、简介塞缪尔·亨廷顿以“文明冲突论”著名，然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却不是我所读到的亨廷顿的第一本著作。最先读到的是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虽然条理比较清晰，但是读起来却不怎么省力。相比较之下，《文明的冲突》就比较容易读，而且在读的过程中，让人忍不住想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两本书都是对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构想，在行文结构和行文风格上也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我的第二份读书报告就围绕这本书而展开。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2008年），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23岁即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长达58年。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曾任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顿生前撰写了90多篇学术论文，参与编写了17本书。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最为著名，已经被翻译成39种文字出版。书中认为后冷战世界由文明的竞争和冲突主导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辩论和争议，特别是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更受关注和热议。二、内容提要如亨廷顿所言，该书的主题是文明的认同形成了后冷战世界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围绕这一主题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或多文明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解释范式已不能再适合全球发展，由此出现了多种解释方式，如一个和谐的世界、两个对立的世界、国家主义、无政府状态等。他认为文明的范式结合了“简化”和“现实主义”并能导出预测，是解读后冷战世界的理想范式。他指出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属，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在后冷战世界，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二十世纪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是西方人发明的，西方所造成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为2文明之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全球政治地理因此从1920年的一个世界走向60年代的三个世界然后走向90年代的七、八个世界。国际关系的行为体也将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各文明的核心国家。当代世界存在着七、八个主要文明，它们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文明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从1500年前的断续、有限的碰撞、遭遇，到西方文明冲击其他文明而兴起，再到所有文明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多文明的体系。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西方出现了一种普世文明的概念，它认为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族人民正日益接受不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但是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回应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说现代化不会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普世文明，也不会导致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第二部分，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的对比。亨廷顿指出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身上。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中所占的比重正在缩小。现代化所带来的西方文明的衰落和非西方文明力量的增长，导致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反叛。这种反叛最初是通过宣称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来证明其合理性，后来则通过宣称非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中华文明力量的增长建立在亚洲经济奇迹的基础之上；伊斯兰文明的自我伸张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70年代的石油涨价推动了穆斯林的宗教复兴，80年代人口增长成为取代它的持续动力。第三部分，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激励着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在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将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限。在冷战时代，各国作为盟国、卫星国、仆从国、中立国或不结盟国家而与两个超级大国相联系。在后冷战世界，各国作为成员国、核心国、孤独国家、分裂国家或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与各文明相联系。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也是文明间秩序的规划者和主导者，然而伊斯兰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却都缺乏一个独挡一面的核心国家，这势必会影响它们在文明竞争中的力量。3埃塞俄比亚、日本和海地在文化上缺乏与其他社会的共同性，因此作为孤独国家而孤独存在。分裂国家中的不同文明和不同文化集团沿文明断层线而分裂，甚至引发激烈的战争和冲突。土耳其、俄国、澳大利亚和墨西哥都具有某个文明占单一支配地位的文化，但由于历史上某些领导人想将其转入另一种文明未果，而成为无所适从的国家。第四部分，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指出文明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文明冲突的微观形式是不同文明的领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宏观形式是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冲突。亨廷顿从历史学、人口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断层线战争爆发的原因，并指出断层线战争具有相对持久性、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协商难以解决等特点。休止断层线战争需要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家的协调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和平却只能自上而下慢慢推动。在世界的宏观层面上，文明的冲突在西方和非西方展开，微观层面却是在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之间展开。亨廷顿把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视为“亲西方”的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和东正教文明是摇摆文明，同时也是西方文明可以拉拢、争取的对象；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则是西方文明威胁，儒-伊联盟是西方最害怕和最不愿看到的文明联手第五部分，文明的未来。亨廷顿认为和平与文明的未来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知识和精神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文明的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最可靠的保障。在多文明世界维护世界和平需要各国遵守三个原则：避免原则（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共同调节原则（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断层线战争）和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制度和实践）。三、评论和思考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反法西斯的硝烟还未散尽，乔治·凯南就提出了著名的“遏制理论”，而两大阵营几十年间因意识形态而起的对立，仿佛是在给这一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做注脚。无独有偶，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废墟尚未清理干净，亨廷顿就抛出了争议性直追遏制理论的“文明冲突论”。而过去二十多年间世界政治的诸多热点如波斯尼亚、车臣、外高加索、中亚、克什米尔、中东、斯里兰卡、苏丹、乌克兰以及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冲突和战斗，恰恰又成了亨廷4顿论断的明证。他为冷战后的全球政治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当然，对文明冲突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之声也是不绝于耳。亨廷顿的不容置疑之处在于，他认识到冷战后的冲突根源在于宗派主义和与之相匹配的认同感，但是他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置于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之上。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同一文明内部的狂热派与立宪派之间、极权派与法治派之间的冲突比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要更触目、更完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对冷战后世界政治发展趋向的构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对冷战后全球政治格局的解读范式，师徒二人的理论有共通亦有差异。结合二人的著作和思想，我产生了以下思考。首先，亨廷顿为冷战后国际政治提供的解读范式是“文明冲突”，以此来代替冷战中的意识形态范式和冷战前的民族国家范式。这使我联想到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中提出的设想：“民族”和与之相关的概念总有一天会退出政治舞台，一如近代早期“宗教”势力的隐退一样。如果说现代化的发展实现了政治和宗教的分离，在亨廷顿笔下，后冷战世界也在慢慢挣脱“民族国家”的范式向更高层次的“文明”模式发展。那么今后若干个世纪主宰世界政治的将不再是“民族国家实体”，而是界限分明的几大“文明板块”。这种“简化”的思考模式让人更容易分析历史的走向和预测某些“文明板块”的交流、碰撞。亨廷顿虽以文明的范式立说，实际上确实以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为一体，并在诸多文明因素中特别强调宗教。这一方面是因为宗教是文明中最古老、最具凝聚力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的美国社会环境使任何学者都怯于堂而皇之地打出“种族优劣”的旗号。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导致长期存在的认同根源的瓦解，人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宗教刚好满足了这一需要。（ps：宗教符合“新”这一特点吗？）既然文化复兴是现代化的后果，文明中最重要的因素又是宗教，那么势必会出现一波席卷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复兴（伊斯兰复兴即是显例）。全球性宗教复兴最明显、最突出也是最强有力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认为会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席卷全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这似乎就出现了一个现代化的悖论：现代化的一个趋势就是世俗化，而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宗教空位期”后，宗教又被顺理成章地请回了政治舞台，因为它也是现代化的后果，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人5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一幅有趣的“返祖”画面，兜兜转转之后，世界政治又返回到“宗教战争”和“圣战”的时期。照此思路推演下去，“文明冲突”范式终结之后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图景呢？对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亨廷顿给出的逻辑推理，会发现自己似乎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他的唯心“陷阱”。正如福山将“获得认可的欲望”视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一样，亨廷顿把现代化造成的认同感的缺失作为宗教复兴的原因，恐怕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欲望”和“认同感”不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其次，从书中看，亨廷顿似乎不是一个西方中心论者。他承认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却也勇于否认西方文明具有优越性和普遍性。一方面，西方没落的图景使西方人怯于谈及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即使西方文明曾经有过优越性，那也是基于经济、军事力量的首屈一指而非其文明的优人一等。另一方面，任何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性，毕竟世上无两片相同的树叶。虽然亨廷顿是将对美国社会中种族情况的感受和西方文明的前途之忧投射到了对国际问题的观察上，但他在“文明冲突”范式内对西方文明的两大敌手——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大拉拢对象——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三大摇摆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分析还是相当客观和真实的，而且他也的确在国际政治和局部冲突的现实中为自己的设想和分析找到了支撑。只是看到他在对2010年全球文明间战争的设想时，不免发出了窃笑。他把战争起因假定为美国干涉中国和越南的争端，最让人发笑的是日本的反应——迅速倒向中国阵营。他还设想各个文明板块都寻找到了自己该属的阵营投身于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全球战争：美国、欧洲、俄罗斯、印度为一方，中国、日本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为另一方，结果是两败俱伤，免于参战的文明成为最大受益者。对于这个既乐观又悲观的设想要指出以下几点：第一，中美在亚太利益有冲突，但双方对战争的克制没有这么悲观，中越冲突前不久还在上演，美国却没有为此大打出手。第二，中日之间的宿怨没有那么容易烟消云散。第三，俄罗斯和美国是否会在对中战争中合作？或者换个问法：中俄关系和美俄关系到底哪个更铁一些？第四，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经历来看，设想的结局还是值得肯定的。最后，该书后附李慎之对“文明冲突论”的评述，李对该书创作背景的介绍引人思考。在亨廷顿的文明-宗教-种族的三位一体模式中，最深刻、最核心的是6种族界限。但是由于当时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发展到不容许人们有任何种族歧视、宗教歧视、语言歧视、性别歧视的公开表现，所以他才把分析的重心放在了宗教上，真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如果他的这部著作是在“911”事件之后创作，我想我们在他所构想的世界政治中看到的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九十年代是美国自由主义和民权思想春秋鼎盛的年代，那是在美国要做一个具有政治正确性的人（politicalcorrectness），就不能表露任何歧视性的情绪，否则就可能会在群众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