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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视角—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主客二分思想的互补与融合万守宗摘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精神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遍及儒、道、佛家等各个流派,并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根源,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主客二分”思想也是贯穿整个西方古代与近代文化思想史,遍涉各种哲学方向与派别,并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础和根源。因此,二者不仅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本源性差异,也体现了中西方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差异。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想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人与自然整体与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恰好可以弥补“主客二分”思维的缺陷。但“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存在其自身的消极因素,因此,必须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天人合一”思想,同时与西方文化进行交融,在超越传统的“主客二分”和“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人与自然关系。关键词:天人合一,主客二分,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一、“天人合一”思想的概括及其存在的消极因素“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征。“天人合一”思想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始终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是中国人的本体论,它强调主客一体。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最早提出了“知性则知天”的“天人合一”思想:“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认为人性是天赋的,天与性相通;知性也就能知天。道家也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西汉时董仲舒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强调天道与人性的统一。[1]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同的学派对其阐述有不同的内容,但一般包括以下有两层意思:第一,万物统一论。庄子曰:“万物一也”,认为人与万物都是同质同源的,人与万物可以相互比附,相互感通。要求“夫大人者,2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周易·正义》),说明人必须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来行动。第二,和谐论。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以追求和谐作为一种至高的价值目标。表现在自然界上,就如庄子在《知北游》中所说“天地有大美而言”的“大美”;表现在社会发展上,就是实现“视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的大同世界;表现在个人修养上,就是要达到张载所说的“民胞物与”境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医学、宗教、文学、建筑学、农业、日常起居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精神气质是相承相通的;生态农业强调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闻名于世的都江堰工程顺应天时地利,都展示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人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强调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共存,是保护环境和拯救人类的思想先导,远较西方文化单纯强调人类与自然对立斗争的哲学更具深刻的内涵。它强调人与自然、人事与天道的统一和协调,表现了人对实现主观与客观、人道与天道、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追求。这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日渐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即便如此,尽管“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包含着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发展的思想,但是“天人合一”思想中,也存在着许多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消极因素。“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明确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对永恒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平等相待和谐相处的过程,并认为天和地、人和物都是一个整体,即所谓的“天地一体”、“万物一原”。把认识的主客体包融在一起,不把认识客体从认识的主体中分立出来,在构思中把每个事物作为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立足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及其规律,部分不能游离出整体,更注重各部分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动态联系,力图对整体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做抽象的综合性把握。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观是建立在顺从自然、无为而治、忠孝仁爱等哲学观念上,其思想前3提是对自然的无知与无奈,在理论层次上停留在非理性的认知水平,它不提倡探索自然的发展规律,正如荀子所谓“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的主体意识,妨碍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地积极地认识和改造。在现实生活中,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对脱离开来,认为自然界是神秘不可测、威严不可犯的,在自然界面前,人类是难有作为的。压抑和抹杀人的个性与主体性,使中国长期处于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阶段。二、“主客二分”思想的概括及其存在的消极因素“主客二分”是西方文化的根源与西方人的本体论,它强调主客对立。主客二分在统一的世界中把人划分出来,以人的思维为认识主体,而以思维之外的一切为认识客体,它认为认识活动就是主体去接近、把握在主体之外的认识客体的过程。“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在西方是从古希腊时期初步确立起来的。“柏拉图的“理念说”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破坏了“物化论”,在一定意义下分离了思维与存在、主体和客体。[2]近代以来随着宗教统治的推翻,人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人的主体性得到高扬。人既在与自然的二元分割下成为主体,同时也在与社会的二元对峙中成为主体,也就是说人的主体地位是通过对自然的主宰和对社会的主宰的双重预设而最终确立起来的。正是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导下,人类打出了“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带有时代标志性的口号。至此,“人升格为自然的主宰,而自然论为人的奴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得以发展起来。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把人就是最高目的推广到人类共同体之外而及于人与自然之关系,就会滑向人类中心主义,就会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应无条件地服从于人类,应听任人类自由意志的摆布”。[3]由此可见,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主客二分”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人的主体能动性作用得以加强和发挥,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得到史无前例的扩张,从而极大地推进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达到了人类文明的前列。但是这种将“一切以人类利为唯一尺度”的思想作为其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大肆宣扬人类的理性至上,认为人类依靠理性和科学,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方面有无限的能力,自然不过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这种思想阻4断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的统一关系,把人与自然绝对地对立起来。当代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曾经说过:“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恩格斯也曾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4]而现实情况也证实了他们的预言,人类征服了自然,自然以报复的方式也征服了人类,致使人类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产生了生态失衡、能源短缺、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使人类面临了自身发展的严重危机。三、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谈“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思想的互补与结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古今中外长期思考并试图解答的问题。通过对中国的“天人合一”和西方的“主客二分”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二者“二重性格”的客观存在,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好或坏的标准来衡量二者。对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要用现代科学去洗礼,在求善求美时还要求真,剔除其封建宗法和唯心主义的东西,弘扬其强调整体、和谐、统一的合理内容。“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虽然会走向人与自然相分离、相对抗的理论归宿,但是它对于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是必要的,特别是它弘扬人类主体思想以及追逐各个领域的具体知识的实证精神,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缺乏的。目前,面对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又要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我们必须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西方的“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有机融合为一体,不是人类对自然执拗疯狂地征服,而是人和自然建立在平等互动关系基础之上的人对自然的认识、理解、融入、渗透和改造。[5]首先,要树立人与自然的整体统一观念。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大自然这个母体。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一切目的都只有在自然界的演化、发展中才能实现,人和自然利益息息相关。人类必须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这才是树立科学的自然观的前提和基础。其次,要建立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伦理思想。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等向的关系,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人这个主体具有掌控自然的权力。5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一样在生存权上是平等的,人类不能凌驾于其他生命形态之上。所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了,但不能以胜利者、主宰者、征服者的姿态自居,而应该以平等的姿态,善待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是对等的对立面,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需要改变人高高在上的思维模式,正确对待自然的独立平等地位。最后,要树立可持续发展观。要使自然成为适宜于人类和其它生物生存、发展的一个持续、永存的环境,必须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可持续发展是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现与加剧的情况下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是对工业文明局限性的一种批判。它要求人们不能简单地将自然视为外在社会的、不变的实体,要从传统的以“人是自然主人”为价值导向的工业文明发展方式转向新的以“人是自然成员”为价值导向的现代生态文明发展方式,不应凭借手中的技术和投资,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方式求得发展。可持续发展倡导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将“人的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相和谐,从而保持资源质量和持续供应能力前提下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不超越环境系统包容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的,实现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四、结语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主客二分”思想的分析,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无法单独去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自然问题,更不可能求助于某种已经逝去的文化传统作为协调或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方法,也就是说:“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吸取自己的诗情”。[6]总之,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前提下,要正确面对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西方的“主客二分”有机结合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非西方传统的现代化道路。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6参考文献:[1]肖昭理、曾长秋,《论“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互补关系》,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1月第24卷第1期[2]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3]卢风,《人类的家园—现代文化矛盾的哲学反思》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236,239[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23-24[5]王一、张法瑞,《“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有机融合及当代意义》,新学术(理论战线),2008年3月15日[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1972:606
本文标题: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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