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减负供给侧改革的新动力

企业减负：供给侧改革的新动力受金融危机所累，现阶段全球经济仍处于整体下行期，复苏缓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盘整期，自2012年起，我国经济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开始进入“新常态”。经济运行面临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劳动要素成本上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投资下降，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居民部门消费能力不强的困扰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威胁。“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已进入到一个新老动力交替的新阶段，若仍依靠传统的增加低成本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不仅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效率和质量都不高。所以，政府基于“需求侧”视角的需求管理方式仅能在短时间内刺激消费，推动经济的发展，但紧接着会带来大量的过剩产能、房地产库存、银行不良资产、股市暴跌和地方政府债务等一系列问题。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即生产能力的扩张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的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不是消费的扩张。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在供给端，因此，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关键阶段，改革的核心应从供给侧入手，在供给和生产端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一方面是运用“减法”，去产能，去库存，即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使生产要素实现最优配置；另一方面是运用“加法”，从量和质增加有效供给，补足供应短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供给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当前形势下寻求经济新增长的必然选择，是解决社会总供求平衡问题的长期根本措施，是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一、供给侧改革中的企业减负供给侧改革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放松政府管制，释放市场活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有效性，确保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获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动力。推进供给侧改革，不仅影响着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更是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当前，我国企业效益不佳，投资动能缺失，是影响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之一。因而，对于企业而言，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相关政策，既是新的挑战又是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高成本已成为供给侧改革推行的主要障碍。以工业企业为例，2004-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税金及附加呈持续上升态势，十年间涨幅分别达到了5.64倍和6.48倍之多。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利润总额占比6.16%，而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和应交增值税占比为4.6%，主营业务成本占比竟高达85.21%。同时，主营业务成本中还包括生产和销售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大量成本，使得企业利润大大降低，也就无法实现创新和技术改革。此外，我国税负过重、边际税收过高，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自2009年起，按全口径计算，我国宏观税负便进入高收入国家水平，2014年全口径的宏观税负高达37.2%。实际税负分布也不合理。高税负是经济增长的“抑制剂”，唯有降低税负才能增加生产要素供给、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刺激经济增长。降低企业成本是近期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随着供给侧改革逐步深入，全面取消行政性收费的时机已成熟，推进结构性减税、降低社会保险率也是减轻企业负担关注的重点。而在企业除税收以外的各种成本中，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是大头。实际上，自2013年以来，中央层面已累计取消、停征、减免了42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每年可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约1000亿元。地方层面也取消、减免了一大批本地区设立的收费项目，仅2014年各省（区、市）累计取消收费就超过600项。在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减负对企业来说是一场“及时雨”。今年以来，下调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取消整合一批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阶段性降低养老失业保险缴费比例、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企业减负”新政频出。随着政策措施的落地实施，全国企业年内减负有望达到万亿元。营改增是此次减负的重头戏。2016年4月20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发布《关于扩大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的通知》，明确自5月1日起，将现行对小微企业免征的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这18项免征的行政事业收费涵盖农业部门、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和林业三个部门。同时强调各级财政、价格部门要加强对落实本通知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按规定免征相关收费项目的，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并追究责任人的行政责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了一套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六招组合拳，从制度、财税、金融、社保、流通、能源等多个领域发力，可谓抓住了降低企业负担的关键。一是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三是深化财税改革，清费立税，以清理、规范各类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为重点，降低企业实际负担。四是深入推进价格改革，尽量发挥市场定价功能。五是适度降低各类社保缴费率，缓解劳动成本的上升趋势。六是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七是推进流通体制改革，降低物流成本。合理降低企业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健康有序地发展，以实现实体经济顺利有序的转型。二、供给侧改革给企业减负带来的机遇从当前形势看，经济的有效供给正受高税费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两大供给约束，这直接关系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水平。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减费减税是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工具。企业需要低利息和低税收以维持低成本，来保证正常的资金流转和盈利模式。因此，为企业减负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最大的亮点，也是中国企业进补的好时机。降低企业成本是帮助企业摆脱当前困境、保持竞争优势的需要。1、提高企业经营的效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就要用改革的方法，切实为实体经济减负担降成本，把降低企业税费、降低要素成本、降低企业经营性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落到实处，为企业挖潜增效，充分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和创造活力。中央推行了多项减税降费的措施，通过放松管制、减税清费、破除垄断，去除财政和金融领域的累积风险，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通过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给企业降税，能直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税后报酬，刺激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增加，进而提高企业的活力和供给能力，进而推动潜在产出增长；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的手段，为企业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激发了实体经济活力，企业经营效率因此改善，促使企业增加投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刺激产业发展，并且最大限度发挥民营资本的作用；出台落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这将有效降低企业融资和运行成本。2、激励企业部门增强自主创新与资本投资就激励企业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而言，较重的税负会恶化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生态环境，不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发挥自主创新的主力军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供给结构的调整、优化，不断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各种税费、社会保障成本、融资成本等），最大限度地释放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降低企业税负首先降低了产品成本，增加销售利润，更重要是可以增加企业的盈余公积用于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提高在市场中的竞争力，生产出高质高量的市场需求产品，以此化解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的问题。其次，可从整体上降低企业的创业创新成本，缓解当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此外，税率降低会提升税收收益率从而吸引投资，为企业带来更多可用资金。降低企业所得边际税率作为一项直接的“事前”税收激励政策，可以弥补抵免性税收优惠政策的不足。但就具体税收政策制定而言，我国减税政策实施对象应重点放在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目前我国对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予以20%的低税率优惠，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压力，但惠及面较狭，可放宽标准，使更多中小企业可以享受优惠政策。3、引领产业升级“供需错配”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传统和低端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不仅不能很好满足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的消费需求，更是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业、服务业、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供给依然严重不足。在为企业减轻税收负担的同时，营改增还有力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性调整。因为，第三产业总体承担的税负比第一、二产业重，这不利于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升级。随着增值税的进一步扩围，第三产业中一些服务业也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而降低这些行业的增值税税率对这些企业是十分有利的。就具体实施措施而言，可对重点产业的企业所得税采用低税率。如对税负较重的金融业，在下一步“营改增”中可以将该行业增值税率适当降低；而对于抵扣项较少的旅游业增值税率可采用较低的征收率。4、激励居民部门增加劳动力供给与消费以及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个税税率的降低可以减少人们提薪的需求，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劳动力价格上升的速度，缓解企业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劳动力要素供给。减税还有利于刺激消费，增加经济活力。宏观税负中大部分通过税负转嫁最终由家庭部门承担，恶化了家庭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地位，导致消费不振。降低生活用品的增值税税率，如对生活必需品如衣物、基本食品药品等实行免征增值税，对一般消费品如汽车、电脑、手机等实行较低税率，则可刺激消费。而增加消费的个人所得税减税政策则有多重选择，如降低边际税率、实施税款返还与税收补贴以及提高免征额等。三、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对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无疑将会对中国企业产生巨大的冲击。面对相关政策的推行和实施，企业如何适应改革，把握机遇，落实政策，提升自身竞争力，成为企业管理者关注的焦点问题。而企业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角，其转型升级是否成功，能否提高生产和供给端的质量和效益，直接影响到供给侧改革的成效。企业在供给侧中可以抓住“减负”机遇，通过债务置换等降低融资成本，分享减税降费的红利。企业可以通过PPP模式、投资基金和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投融资运作方式，来实现发展的转型升级，而在投资方向上，可以更加关注于战略新兴产业和新兴服务业，努力培育新的增长动能。结合当前企业的实际情况，应以“负面清单”原则取向，进一步创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以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一是进一步简政放权，“小政府，大市场”，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降低门槛、减少企业的准入控制，同时改革监管方式，优化服务，推动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标准化改革，建立覆盖所有法人、自然人的全国性信息信用系统，执行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以此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逐渐放开“保护性干预”，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二是适度降低我国社保缴费率，同时加快推进、实施社会保障全国统筹，释放制度红利。我国现行各类社保缴费高达工资总额的40%，居全世界前列，明显偏高。特别是在当前工资水平显著上升的背景下，已成为企业不可承受之重，应当适度降低，以此形成的社保资金缺口，要转向尽快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调入国资经营收益等方式。三是进一步推进清理收费改革，降低企业实际综合负担特别是税外负担。在深化财税改革厉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要通过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削除各类收费滋生的制度性根源，通过深化财税改革，彻底切断行政审批与收费之间的利益机制。要分类重建收费管理的体制机制，将“准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尽快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使用者付费”性质的收费、基金应加强成本核算与信息公开，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收费应打破垄断、增强竞争、压低负担水平，对“红顶中介”、设租寻租所强加的企业负担，更应结合反腐倡廉来有效消除，等等。但是减税不能“大水漫灌”，需要精准定向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调节税收结构。从财税改革角度来讲，政府需要做的是逐步选择减税减负的税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