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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的足迹——周恩来与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摘要中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照国际公认的原则,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理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但由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取灵活方式,在四条战线上进行了长期斗争。经过长达22年的努力,在四条战线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终于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关键词周恩来;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前言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国不仅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照国际公认的原则,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理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由于美国支持台湾,加上紧随而来的国际形势的骤然变化,新中国未能及时乘胜解放台湾,国民党统治在台湾继续进行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家在国际上声援台湾,也在联合国内支持台湾取得中国席位的代表权。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长期竭力阻挠联合国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并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中美关系、美台关系、两岸关系紧紧缠绕在一起,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周恩来直接领导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适时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灵活方式,在四条战线上进行了长期努力:在联合国内,理直气壮要求恢复新中国的合法权利,反对美国分裂中国的种种图谋;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坚持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方针,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在台湾问题上,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努力寻求和平统一的途径;在对美关系上,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逐步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经过长达22年的斗争,在四条战线的合力的作用下,联合国内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力量逐步增强,中国终于克服重重障碍,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在这一事情上表现出了巨大的创造性、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明确立场,毫不退让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声明人民解放战争业已获得了决定性的全国胜利,国民党政府已经流亡溃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力。”[1]在美国的干预下,赖伊以电文并非来自联合国会员国为借口,拒绝向大会散发电文副本。对此,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在国民党致电联合国只是周恩来的未雨绸缪之举,正如他所说的:“联合国的问题,我们是挂了号,备了案,以后再说。”[2]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大会主席,严正指出“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开除。”统治集团的残余势力尚未彻底扫清的情况下,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肯定会受到美国的阻挠。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1月28日至30日,联合国连续开会讨论中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提出的中国侵略大韩民国案,以伍修权为代表、乔冠华为顾问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安理会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亮相联合国。伍修权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以事实控诉了美国的罪行,要求会议将讨论重点放在中国提案上。斗争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也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由于美国及其追随者在安理会内处于多数,联合国最终还是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项提案的通过成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巨大障碍,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都以此为借口,要求联合国暂不讨论中国的席位问题。周恩来认识到联合国完全成了美国控制下的表决机器,不再主动提出要求恢复合法席位,而将斗争的重点转向了广阔的外交舞台,为争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合法席位进行长期斗争。二、坚持原则,努力取得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努力受到美国的阻挠,使周恩来进一步认识到斗争的长期性,适时地调整了对策,把同外国建交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联系到一起,确定了同外国建交的三条原则:“第一、凡愿和我国建交的,必须同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第二、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它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三、通过谈判证实它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这样,只要多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建交,就意味着在联合国里多一张票赞成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我们并不计较在联合国中赞成恢复中国的权利的国家处于多数或是少数,我们所注意的是哪些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权利。”经过努力,新中国在建国第一年内得到20多个国家的承认,同其中的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系,一扫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历史,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的崭新风貌屹立在世界东方。1956年波匈事件后,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直言对中国强大以后的担心。为此,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出访这些国家,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寻求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新兴独立国家这一世界第三种力量的友谊。此次出访历时80余天,访问了亚欧11国,广播了友谊的种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纪50年代后,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加速崩溃,昔日的黑暗大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先后有30个国家获得独立。到1963年,中国同非洲的1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三、主张合作,致力统战朝鲜战争后,我国的建设事业已迫在眉睫,亟须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为避免引起中美在中国领土上的直接对抗,党中央开始寻求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周恩来抗议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反对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努力得到国际和平力量的理解,有力地遏制了美国的嚣张气焰。1955年,周恩来利用参加万隆会议的机会,第一次向世界透露中国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意图。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解放台湾有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两种途径,我们要努力争取和平的途径。1956年6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他们认为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3]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确定之后,周恩来利用各种场合阐述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通过多种渠道向台湾当局传递信息,表达愿意和平谈判的诚意;努力促进统战工作,提出以爱国一家作为和谈的基础,倡导国共再次合作;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一些具体设想,甚至包括对蒋介石将来的安排。周恩来的这些努力,为缓和两岸关系,推动祖国统一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联合国内中国的席位问题只限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内,挫败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四、着眼大局,寻求中美关系新突破美国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最大障碍,它既在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又在联合国里操纵表决机器,阻挠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称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5]。尽管两国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开始时又交恶甚深,周恩来还是从中美两国友好的大局出发,努力寻求改善两国关系的可能性。周恩来着眼大局,从中美两国关系的长远考虑,认为“美国要和中国建交,这是迟早不可避免的”。“美国人不承认中国不要紧,我们可以等待一百年,到了一百零一年它也得承认。”[4]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适时地就中美关系发表了简短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和美国人民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6]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整个世界为之震惊。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开始以实际行动调整对华政策。通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为尼克松访华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一次高级别会谈铺平了道路,中美谋求关系正常化的举动震惊了整个世界。周恩来抓住历史的机遇,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改善,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总算是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结束了两国长达20多年的敌对状态,影响了世界上一批国家调整对华关系,对中国顺利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五、长期努力,终于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在四条战线上进行了长期努力。在这些努力的合力作用下,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从1952年的第七届联大到1960年的第十五届联大,美国每年都向大会提交议案,要求不审议关于排除中华民国的代表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取得席位的任何提议。9年中,虽然美国的提案都能以超过半数获得通过,但赞成票始终没有大的变化。而随着新中国外交的开展和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反对和弃权的票数却逐年增加。这同周恩来上述外交努力的成果是分不开的。尽管对台工作未能取得更好的进展,但两岸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使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难以得逞。“现实政治的需要使中美两国慢慢接近,而且两国关系的改善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反应,直接地影响到一些尚未同中国建交国家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的态度。”[7]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如期举行。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个企图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一方面表示将支持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同时又想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周恩来立即对此进行了严正揭露和驳斥,“指出联合国里只要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8]。为了寻求支持,尼克松亲自给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希望支持美国的提案,但美国的这种做法还是受到许多国家的抵制,“结果第二十六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0号决议,决定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驱逐台湾代表出联合国。”[9]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未经讨论便胎死腹中,新中国20多年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对此,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这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支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标志着美国阴谋的彻底破产。之后,“周恩来亲自组织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五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大厦高高飘扬。”[10]结语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的各项活动,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加以原则指示和具体教导。中国在联合国的工作局面很快就打开了,并在联合国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合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伟人周恩来在外交上最卓越的成就之一,周总理在联合国留下的足迹,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20.[2]金冲及.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006.[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0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512[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23[6]周恩来.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N].人民日报,1958-02-11.13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69[8]熊华源.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09[9]文蒋均时、马常亮.论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07[10]杨绍琼.周恩来人民外交思想研究,学位论文[D].2008-03。致谢在论文的准备和写作过程中,笔者得到了欧磊老师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论文已经完成,但是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在欧老师的认真教导下,我对国际法的认识更近一步。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认真的把国际法学的更深,绝不辜负老师的教导。高茹2013年12月于河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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