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蒙学的当代意义

蒙学，是对中国传统的幼儿启蒙教育的一个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学术界所称的蒙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讲，泛指古代启蒙教育，包括其教育体制、教学方法、教材等内容；狭义上讲，专指启蒙教材，即童蒙读本。古代，儿童“开蒙”，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岁左右，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四岁恰好是儿童学习汉字的最佳年龄段。中国传统蒙学教材主要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蒙学，是对我国传统的幼儿启蒙教育的一个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目前，学术界所称的蒙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讲，泛指古代启蒙教育，包括其教育体制、教学方法、教材等内容；狭义上讲，专指启蒙教材，即童蒙读本。古代，儿童“开蒙”，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岁左右，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四岁恰好是儿童学习汉字的最佳年龄段。蒙学教育的基本的目标培养儿童认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具备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并且掌握一些中国基本文化的常识及日常生活的一些常识。另外蒙学也指蒙馆，启蒙的学塾，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或小学。吴沃尧《历史小说总序》：“吾曾受而读之，蒙学、中学之书都嫌过简，至于高等大学或且仍用旧册矣。”孔子的出现，被视为中国古代私人教育的开始，孔子的教育思想，源于对“性相近，习相远”的思考。性，可谓生命的内在本质。习，则指生命受外部环境的遮蔽而产生的变异。所以，孔子的教育始终围绕着人性来展开，通过教育，将人类带进一个符合自然天道，富于礼乐文化的人文日常。通过教育，使人有高度的自觉，使社会有纯正的良知。这就是老有所养，幼有所爱，朋友有信的天下大同。孔子的教育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代的读书人。他们接受教育的方式，虽然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教育的精神却不绝如缕，薪尽火传。一儒家教育的主旋律：大学与小学1大学（1）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孔子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是指十五岁时立志向学，自十五开始的学习，被称为“大学”，主要学习《诗》、《书》和如何执守礼制。这时，一些才质不好的人则回去种田。回去种田的人称为农夫，继续读书的人称为士人。(参朱熹、吕祖谦编订《近思录·教学之道》)于是，社会就有了劳心与劳力的分工。客观上看，无论社会居于何种形态，在不同程度上均需要有维持社会秩序的领导者。譬如部落首领，国家君主，一家之长等。那些有机会继续读书的士人，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则开始在官府从事具体的工作。士人在读书期间的生活给养，主要来源于社会或家庭资源的再分配。西周的时候，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然后，各路诸侯在分封地行使君权，并借鉴中央政府分封的办法，除一部分土地留归己用以外，再把另一部分土地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又分土地给士，士再分给庶民。（参《孟子·万章下》）可以看出，社会秩序的稳定其实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能否各尽其责，真正落实劳心与劳力的分工。（2）士人阶层的意义担当如上所述，劳心者治理人，劳力者整理田园，这是情理中的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樊迟向孔夫子请求学种庄稼与菜蔬的事，（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士人的志向应在构建一个属人的生活空间，而不是眼前的利益得失，这就是严肃的教育问题。人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除了环境因素以外，最主要的取决于我们的学习，即接受了何种价值训练。古时候的读书人既然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才出仕做官，那么，其做官的前提则是“学而优则仕”，这是为实现心中的志向理想，而不是孜孜以求的个人享受。《论语》、《孟子》中记载的孔、孟言论，无不体现了这种单纯的执着，这单纯的执着，恰恰是劳心者不可缺乏的价值担当，精神风骨。士的可贵，亦在于自身对文化传统的笃实信仰与道德力量。综合来看，劳心与劳力的分工符合自然大道，而士人则通过严格的学习以及出仕服务于社会，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断地唤醒社会的良知、凝聚友善的力量、传播文化的价值理念，使社会前进的步伐更有动力，前进的方向更为中正。2小学（1）尊德性与道问学事实上，这种符合情理的社会分工在某种程度上往往被曲解利用，由此转向了自私与冲突。从《论语·阳货》的警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仁与愚，智与荡，信与贼，直与绞，勇与乱，刚与狂之间的一念之差。（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为什么说好仁会转为愚蠢；好智会转为轻浮；好信会转为做坏事；好直会转为说话伤人；好勇会转为犯上作乱；好刚会转为狂妄自大呢？其中的道理，都是“大学”阶段应当沉思明了的。大学之前，也就是自生命开始孕育至十五岁之前的学习，称为“小学”。小学是先在具体的事上养成良好的习惯。我想，子夏教学生洒扫应对进退等生活日常应属此类。(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论语·子张》）)这一学习，对于童子而言，尤其宝贵。所谓“蒙以养正，圣功也。”（《周易·蒙》）蒙，就是未明事理前的生命状态，就是蒙昧不明。这需要发蒙、启蒙，以恢复其明。发蒙者与蒙者构成了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老师应该守正，学生应该养正。养正，被视为如圣人一般的功德。因此，要成为一名老师并不容易，老师就是士啊。除此以外，老师还需把自身对于文化传统的笃实信仰与道德力量播撒到学生的心田。其次，则是传播知识。（2）蒙以养正正，从事上看，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与“人伦”（孝、悌、忠、信）之事；从心上看，有喜、怒、哀、乐之情。可见，“正”是很平凡的日常生活的需要，且适用于多数人。如果我们能随时调整自己的行事与心情，使之没有偏向，这就叫养正，这就符合了中庸之道。中庸的好处起码有两点，即自利与利他。自利的好处是性情温柔，不因情志失调损伤己身；利他的好处是成人之美，成己之德，成就共同事业。在孔子的思想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讲明了一个人自进入大学学习后随着时间的前进同时不断地升华的过程，里面隐隐约约透露着一股清刚的气息和一颗纯正的心。可以看出，这是在线性的时间观中融入了生命的境界观。因此，成长过程的各个阶段环环相扣，也就是说，十五之前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其实，十五之前的起点没有别的，就在“养正”。如果说生命就像谷类植物——“发芽、抽穗、开花、结果”一样成长。无疑，童蒙养正就是发芽之前的扎根。我们再从“六艺”、“人伦”与“心”的角度来看：“礼”旨在培养行为的秩序；“乐”旨在引发身心的和谐；“射”旨在调整精神的集中；“御”旨在明了进退的节拍；“书”旨在识字写好书法；“数”旨在数学计算。其外，孝悌，是指侍奉父母兄弟应有的感情态度；忠信是指对待君主与朋友的伦理准则。但在行事的过程中，人的感情往往会随着事情的变化而变化，感情的变化，反过来影响了行事的中正。以情绪来做事，只会让本不该发生的错误发生。人们常说童心无欺，之所以“无欺”，是因为每个人最初都具有“正”的品质，但这种品质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养正，那么，在随后的成长中，往往会经不住外界的诱惑而误入歧途。可以看出，“六艺”的培养使个人具有才华，“人伦”的规范使人际关系趋向融洽，二者相互相成，能使人的心情常处和平状态并幸福生活。二近一百年教育的转型1当代中国教育的误区：以量化管理代替人文修养宋·朱熹在21岁的时候，重建白鹿洞书院，亲自拟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在处事之要中写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种重义轻利，明道不计其功的教育思想，直接导源于孔子。（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前面说过，孔子的教育始终围绕着人性来展开。人性，可以说是人的慧命，人的精神财富。但一般人只注意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却不知珍惜与生俱来的慧命。大家知道，对物质财富的争夺，将引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970万人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5120万人死亡。科学家估计，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争将使人类从地球上消失。）但在战争爆发之前，无形的慧命已先丢失。换句话说，教育如果急功近利，将最大程度地扼杀受教育者的慧命。当下教育的现状是，一方面国家在提倡素质教育，一方面高考指挥棒的阴影挥之不去。考高分与拿高文凭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一条捷径，这与社会上的拜金主义没有什么两样。其外，教师在评定职称方面，需要准备各种繁琐的证件材料，填写各种花样的申报表格，最后还要上演同事之间的淘汰竞争。显然，教育制度的制定者最终还是用分数与职称拴住了施教与受教双方，结果是受教者厌学的情绪越来越浓，施教者的职业化越来越世故。可以看出，抽取了“尊德性”的当代教育在人文缺失的情况下，“道问学”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不再神圣，那仅仅是为了稻粱谋而已。这时，我们发现“以人为本”的儒家教育被“以利为本”的当代教育取代了。当“利”的价值理念被个人、家庭、国家完全接受时，怒气、暴力、战争就不断地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将生活在一个缺乏诗意的、赤裸裸的、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在“利”的面前，人的身份缺席了，民族的气节冲淡了，国家的文化身份模糊了。试问，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族群，这样的国家将走向何处？然而，当代教育之所以面临如此困境，却有其历史原因。2近代中国教育的兴办:走向西化（1）清末民初的新式教育：革旧迎新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就已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开办教会学校，除了开设宗教课程以外，还开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其后，1862年，因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开始兴办新式学堂，以培养各类洋务人才，其后又派遣学生留学美国与欧洲。1904年，中国结束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自洋务运动时期产生的新式教育发展更快，同时出现留学热潮。这个时期，主要留学日本，自1907年以后，留学欧美的人数逐渐增加。新式教育的发展和留学运动，促进了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冲击中国传统的书院学塾教育。（参王文泉、刘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第73页，第194页。）（2）民国时期的新式教育：弃中迎西自1911年孙中山发动了辛亥革命，至1912年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离开紫禁城，中华民国开始。这时，新式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内容上除了保留部分“读经”的课程外，则大量教授西方的文化知识。就儿童发蒙而言，据梁漱溟先生的回忆，早在其6岁开蒙读书的时候，即1898年，就在《三字经》之后读了《地球韵言》一书，而没有读四书。（梁漱溟着《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6月，第11页。）而冯友兰先生7岁时也读过这本讲地理的普及读物。（冯友兰著《冯友兰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4页。）1912年7月，新式教育在学制上有了明确的规定，分为初等小学（学制4年），高等小学（学制3年），中学（学制4年），大学（预科2年，本科3年）。其中大学又分为甲、乙两种实业学校。其后，1922年，1929年又有改制，除了增设幼稚师范以外，也在大学以上设研究院，同时还有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讲演所、体育场等社会教育。大学之中，设有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等学院。（参吕思勉着《中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第293页。）如此说来，新式教育相对于传统的儒家教育，可谓焕然一新。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二者合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白话文写作大为盛行，这意味着“文以载道”的古典精神将被一种大众的日常言说所代替。另外，五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