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凯南8000字电报

时间：1946年2月22日地点：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人物：大使级代办乔治·凯南和秘书多萝西·海斯曼主题：凯南就美国财政部询问苏联会否加入世界银行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一事回电内容：如下国务院2月3日第284号电令要求回答的问题，既复杂又非常敏感，既与我们常规思考极为不同，又对分析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十分重要，我实在无法将我的回复压缩在一份简单的电文中，又避免造成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过分简单化。据此，我希望国务院能够容忍我将我的回复用五个部分提出。这五部分的小标题分别是：1、苏联战后（战略）思维的基本特征；2、这一思维的背景；3、这一思维在政府政策层面的反映；4、这一思维在非政府层面的反映；5、从美国政策角度的可行性推断。请允许我先就对电报通讯所造成的负担表示歉意。然而，所涉及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发生的事件，是那么的急迫、那么的重要，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如果这些问题确实需要我们予以重视的话——（采用如此长电的形式）是值得的。下面是我的解释。第一部分苏联政府宣传机器所宣扬的战后（战略）思维的基本特征如下：一、苏联仍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长期看来，取得并保持永久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正如斯大林1927年对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所表述的：“在国际革命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将会出现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社会主义中心，吸引着所有倾向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一个是资本主义中心，集结着那些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际。这两个中心之间为了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斗争将会决定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命运。”二、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受到它本身固有的多种矛盾的困扰。这些冲突无法通过和平的妥协得以解决，其中最大的是美国与英国之间的冲突。三、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由此产生的战争可能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资本主义内部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一种是对社会主义世界的侵略战争。聪明的资本家们，为了规避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尽管是徒劳的，但会倾向于发动第二种战争。四、对苏联的侵略，尽管对侵略者来说最终将是灾难性的，但也会减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因此，必须不惜一切地予以制止。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尽管对苏联意味着危险，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却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特别是只要苏联保持军事上的强大、意识形态的一致和对目前杰出领导人的忠诚。六、必须牢记的是，（苏联）并非认为资本主义世界都是敌人。除了那些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它还包含了：（一）一些可以由共产党组织团结起来的开明的积极分子；（二）其他一些力量，其态度、追求和行为恰巧在“客观上”对苏联的利益有益（目前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这些力量被称为进步和民主分子）。为了苏联的目的，必须对这些力量加以鼓励和利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反动力量中，最具危险性的是那些被列宁称之为人民的假朋友，也就是所谓温和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领导人（换言之，即非共产主义左翼分子）。这些人比那些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更为危险，这是因为后者至少是以真实的面目出现，而前者是在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迷惑人们，为反动资本者服务。关于前提就是这些了。那么，依据这些前提到底能对苏联的政策做出怎样的推断？大致如下：一、所有（的政策）都必须为了发展苏联相对的力量，令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要素。相反，所有能够削弱资本主义国际的力量和影响的机会，都必须紧紧抓住，无论是以集体的，还是以单个的形式。二、苏联以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朋友的所作所为，都必须是致力于利用和加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假若这些分歧和冲突不断深化，最终引发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必须演变成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革命起义。三、对世界上的“民主进步”力量，必须最大限度地予以利用，以期按照苏联的利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造成压力。四、必须与世界上的（温和）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作不懈、无情的斗争。第二部分（战后苏联战略）思维的背景。在分析这样的（苏联）政党思维的实践层面上的细节之前，对这个思维的某些方面，我希望提请注意。首先，这个思维并不代表俄国人民的自然思维。总的来讲，俄国人民大致上对外部世界是友善的，乐意了解外部世界，渴望以他们认为所具备的优势去衡量外部世界；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期盼着和平生活，希望能享受劳动的果实。政党路线只是体现了那些由政府宣传机器向大众不遗余力、坚持不懈灌输所展现的信条，而大众“在心底深处”常常对那些信条存在着惊人的抗拒情绪。但是，这样的政党路线对那些权利机器的主宰者们——包括政党、秘密警察和政府——的思维和行为，却具有约束力，而我们所不得不要应付的也就是这样一部分人。其次，必须提请注意的是，上述政党路线所依据的前提条件，大多并非真实。过去的经验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和互惠互利是完全可能的。发达国家内部的冲突，已不再源于资本者对生产资料的占取，而只是反映了发达的都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俄国迄今仍未经历工业化和都市化发展所产生的矛盾，原因并不在于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仅仅是出于它的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冲突并非一定导致战争；起码并非所有的战争是由于这个原因而爆发的。在今天谈侵略苏联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消灭了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以及近期的（美苏合作）示范之后，真是无稽之谈。如果不受到坚持敌对和颠覆势力的挑衅，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完全能够保持自身的和平，也能够与苏联和平相处。最后，任何一个精神正常者都没有理由怀疑西方国家的温和社会主义者的诚意。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只要有机会，他们总是致力于改善劳工大众的生活条件，否认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是不公正的。这些前提之所以是错误的，是由于每一个都基于（二）战前的经验，而且每一个前提的谬误之处都被那场战争所充分证明。事实上，英美间的分歧并非西方世界的主要分歧。除了那些轴心国，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为了解决自身的分歧而加入反对苏联的十字军远征。苏联不仅没有将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演变成内战和革命，却为了共同的目的和承诺，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同仇敌忾，并肩战斗。尽管如此，所有这些毫无根据并被证明是错误的判断，在今天，仍然被大胆地提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苏联党的路线并非基于对俄罗斯外部局势的客观分析；这意味着苏联党的路线的制定与俄罗斯以外的条件无任何关联；这还意味着苏联党的路线的产生只是出于在俄罗斯战前就存在的、今天仍然存在的内部的本质上的需要。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神经质的认知的最深处是俄罗斯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起初，这种不安全感，产生于一个和平地生活在广袤而无法设防的平原上的农作居民与一群凶暴的游牧民为邻的结果。最近的这场战争，由于俄罗斯人打交道的是经济发达的西方人，使得（俄罗斯人）对地区内出现较之以前更强大、更发达、组织更严密的社会产生新的恐惧。但是，这种新的不安全感与其说是在折磨着一般俄罗斯民众，毋宁说是在折磨着俄国的统治者。这是因为，俄罗斯统治者无疑感觉到，他们的统治是一个形式上相对无序的统治，其心理基础脆弱而且虚假，无法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提并论。因此，他们一向惧怕来自外部的渗透，惧怕与西方世界直接接触，对一旦俄罗斯人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或是外国人民了解了俄罗斯内部的真相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担忧不已。结果，为了求得安全，他们学会的只是如何彻底地置对手于死地的方法，从没考虑与对手建立契约和妥协。马克思主义在西欧传播了半个世纪毫无建树，但在俄罗斯却能星火燎原、一举成功，这绝非偶然。只有在这样一个从未拥有过和睦的邻邦，甚或在其内部和外部也从未产生过得以容忍的力量均衡的国土上，一个崇尚社会间的经济冲突是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学说的民族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以发扬。自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后，由于列宁的诠释，马克斯的教义变得更加凶狠好斗，更具排他性，成为激发不安全感的无与伦比的动力，正因为此，那些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们对不安全的感受，要比俄罗斯历史上的任何统治者都要强烈得多。也正是在这种教义所寓含的利他主义的内涵中，他们找到了本能地惧怕外部世界的正当理由，找到了除了独裁而不知如何统治的根据，找到了没有他们不敢实践的残暴的因由，也找到了他们要求别人作出牺牲的根据。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他们的所作所为荡涤了哪怕只是一个细微的伦理价值。今天，他们已经离不开这样一个教义了，因为这个教义已经成为他们在道德与思辨上让别人不得不倾倒的遮羞布。没有了它，他们在历史面前，与俄罗斯一长串的为了内部的脆弱寻求外部安全，以至不断提升军事力量的凶残而骄奢的统治者们相比，充其量只能排在这些统治者的尾末。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目标总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衣钵严格包装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任何人不得轻视苏联（对外）事务中教义重要性的原因。这样，苏联领导人迫于历史和现状的实际需要，就提出一种教条，把外部世界描绘成为一个罪恶的、敌视的、威胁着苏联的世界，并认为这个世界内部滋生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动所破坏，最后难逃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致命一击，从而让位给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这种论点为苏联扩充国家警察与军事力量提供了依据，为将俄罗斯人民与外部世界隔离提供了理由，为完全体现俄罗斯统治者本能和特性的不断扩大警察权限的压力提供了正当性。从本质上看，这只是躁动不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稳步前进，而在这个流延了数个世纪的运动中，进攻与防御的理念一直是不可救药地混为一谈的。但是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对绝望的、饱受战争创伤的世界人民做出涂上蜜甜的承诺，这个运动因此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危险，更加险恶。苏维埃政党的教义喧嚷，就大多数提出的人而言，并不能认作一定是虚狂的，或是伪诈的。这些人大多对外部世界不甚了解，思想上过于依赖，以至不会对自我催眠术质疑，也不会对他们乐于而且容易相信的东西轻易提出疑问。最后，我们仍然面对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在这个国家到底有谁——如果确有此人的话——能够获得对外部世界准确而不偏见的信息。由于这个政府在充满了东方式的秘密和阴谋氛围中运作，歪曲和毒化信息来源和内容的可能无时不在。俄罗斯人对客观事实的不信任——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使得他们坚信所有表述的事实都不过是为了某种险恶目的所服务的工具。人们由足够理由怀疑，现今的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大阴谋中的一部分。作为众多人中的一员，我就怀疑斯大林本人能否得到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的信息。这里可以充分衡量俄罗斯人如何实施微妙的诡计，在这点上，俄国人过去擅长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伎俩，大有施展的余地。外国政府无法将他们对俄关系的立场和理由在俄国决策者面前清晰地表述——实际上往往只是受到那些看上去彬彬有礼但身份模糊、鲜为人知的所谓顾问们的接待，对这些人，既不能轻易约见，也无法产生影响。在我看来，和是最令人焦虑的莫斯科外交特征。西方政治家要想有所建树，就必须了解这里所面对困难的实质之所在。第三部分苏联（战后战略）思维在政府政策层面的反映。至此，我们已经了解了苏联计划的内涵与来龙去脉。那么，在政策的实施层面，我们又会面对什么？正如国务院询问电报所隐含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在两个平台上操作的：一、政府平台，体现了那些以苏联政府名义采取的动作；二、隐秘平台，表现为那些由某些机构采取的但苏联政府偶然是由其指示的行动。这两个平台所展现的政策，均旨在服务于（本文）第一部分所表述的“一”和“四”基本政策目标。通过其他平台所采取的行动会有很大差异，但在目的、时机和效果方面是相互呼应的。至于政府平台的政策，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所有旨在增强和提升苏联政权权威和信誉的国内政策，包括：强化军事工业化进程；最大限度地发展武装力量；为了向外国人宣传所做出的大规模展示；那些为了掩盖弱点、迷惑对手的对内长期秘密行动。二、在时机成熟和成功有望的时候，所有为了扩展苏联力量的试图。目前，这样的试图主要集中于被认为具有现时战略需要的几个相邻地区，如伊朗北部、土耳其，也有可能包括波恩赫尔姆。然而，一旦隐秘的苏联政治影响在新的地区取得成功，其他地区也会被受到考虑。以此类推，一个“友善的”波斯政府会被要求为苏联在波斯湾开放一个港口。假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