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博物馆提供60件馆藏文物说明

云南省博物馆提供60件馆藏文物照片1、广南羽人船纹铜锣西汉高46厘米广南阿章寨出土1919年出土。鼓面饰太阳纹，分14芒，其外分5晕，饰多种几何图案；鼓胸饰船纹，共有4组，每船上表现人物4~5人，人物头上戴羽冠；鼓腰饰椎牛纹、鸟纹、舞人纹等，纹饰生动、自然；鼓胸和鼓腰之间饰4耳。内容当与南方农耕民族祈年求雨的仪式有关。该鼓造型端庄，铸造精细，纹饰华美，光泽闪亮如新，毫无锈蚀，边边角角皆铸造得规整、圆滑，是石寨山型铜鼓的最高成就者。广南属古句町国地。2、立牛铜葫芦笙战国高28.2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1972年出土。器物的音斗部分仿葫芦形状制成；器体正面开有5个孔，背面开有1个孔，孔内原来应插有竹管，出土时已经腐朽无存。上部为曲管，曲管上开一小孔，并于顶部焊接一头小牛。牛呈站立状，脚长而内翘，长尾拖于地，显得娇小、恬静、可爱，好像小牛是从器底遗址攀爬上来，至顶部时由于重量的作用而使得器官自然弯曲，造型之奇特，构思之精妙，令人拍案叫绝。滇国青铜乐器中，吹奏类乐器以葫芦笙为主，大抵可以分为曲管和直管两种。笙是中国古乐器之一，属“八音”乐器。以葫芦做音斗的葫芦笙则属于“八音”中的“匏音”。古今云南，许多民族皆以葫芦笙作为乐器，载歌载舞。葫芦笙产生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无法考证，此类簧管乐器在中原地区大约出现于西周时，战国至秦汉已很普遍。从出土的滇国青铜葫芦笙的情况来看，时间至少不会晚于战国时期。3、鎏金八人乐舞扣饰西汉高9.5厘米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1956年出土。器物主体造型表现了8位艺人分为上、下两层演出：上层4人头戴冠冕，冠后垂两带，嘴里唱歌，手作舞蹈状，精神抖擞，翩翩起舞；下层4人是伴奏的乐师，其中两人吹葫芦笙，一人吹短管乐器，一人抱鼓而击，用情至极......每两人间均置一壶。应当是一种以唱为主，辅以舞蹈动作的滇人歌舞。这样的场景与现代的舞台演出极为相似——台上（上层）是舞台，台下（下层）是乐池。4、鎏金双人盘舞扣饰西汉高12厘米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1956年出土。器物主体造型表现了两男子双手持一圆盘，交错舞蹈。人物髻发，无冠，着紧身裤，系腰带，佩长剑，跣足，足下饰一蛇。人物通体鎏金，线条曲折而富于变化，动感十足。目前山东、四川等地出土的画砖上也有盘舞者，但年代均比石寨山的要晚，因此这件扣饰对研究汉代的盘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鎏金掳掠扣饰西汉高9厘米晋宁石寨山013号墓出土此件扣饰表现了一场战争之后，滇国军队满载而归的情景：两名滇族士兵作前驱后赶状，他们手中各拎着一颗人头，中间夹着一头牛、两只羊和一个背小孩的妇女。而最下方，一具无头尸体正遭践踏。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胜利者已经开始启程，战争之掠夺与杀戮的本质在这里显现无遗......作品的造型设计皆正面侧位，个体安排错落有致，以鎏金工艺加强器物正面的感染力。滇国武士头戴鸭嘴型头盔，身穿高领甲，手腕戴宽边镯，肩扛靴形斧，跣足。从两位武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滇国士兵装备精良。滇国步兵比骑兵多，装备好，骑兵一般仅有头盔及臂甲。6、鎏金圆形群猴扣饰西汉直径13.5厘米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此件扣饰是难得的滇国艺术珍品。器物中间呈圆盘状，正面内凹，中间镶嵌红色玛瑙珠一粒，其余镶绿松石。圆盘的四周饰10只一般大小的鎏金猴儿：首尾相连，各伸出右前肢挽住前面的伙伴，组成一个动态十足的环形图案。猴儿们的表情各异，或愉悦，或嬉戏，或沉静，似乎正在举办一次聚会，拟人味道很浓，可爱异常。7、斗牛场景扣饰西汉高5.6厘米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器物表现了古滇人的一个斗牛场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11人，5男，2女，作观望状，应为观众；下层10人，均为男性，作蹲踞状，且头饰长缨。中间一头犍牛自小门冲出；门上还有一人，双手操作杆状物，应为开门放牛之人；牛后还有一人，作持棍赶牛状。这件扣饰表现的应是一个斗牛即将开始的场面。斗牛是滇国居民生活中的一种常见习俗，不过滇国的斗牛是牛与牛斗，非人与牛斗。斗牛习俗，至今在云南部分少数民族中仍然盛行，主要是在一些节庆日举行，为了娱乐，也为了比试养牛者的养牛水平。从器物的现场情况来看，筑有围墙和看台，显得相当正规，显然不是普通的民间斗牛表演，很可能是专门为贵族们举办的斗牛表演。石寨山出土这类主题的饰物多件，有捕牛、斗牛、祭祀祝牲等说，是研究古滇人礼仪和文化传统的珍贵材料。8、三水鸟扣饰西汉高11.5厘米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三只美丽的水鸟横排站立于相互缠绕的两蛇上；中间一只昂首，展翅，作起飞状，足旁有两鱼。器物以对称比例的形式，采用动静结合的写实方法，为我们表现了自然界一个恬静而和谐的场景，轮廓清晰，线条简洁、有力，刻画生动、自然，给人以美的感受。下部两蛇起到了连接、增大底部的作用。9、兽形金片饰西汉最大件6.3×10.5厘米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器物造型似兽形，兽体型怪异，角前伸，尾上卷，作屈体伏卧状。其边沿有可供穿系的细孔，一组6片，两两相对。根据发掘时随葬品摆放的位置，器物似为古滇葬服——珠褥上使用的饰品。10、持伞女佣西汉高26.5厘米晋宁石寨山18号墓出土器物为女性佣。发梳银锭髻于头后，戴耳环，肩披帔，上有孔雀、鹿、狼及蛇纹图案，腰束带，腹前有一圆形扣饰，踞坐，跣足，双手相合作持伞状；伞已脱落。人物面部表情呆滞。持伞铜佣在滇国墓葬中发现数件，但是发现时大多手中已经无伞，也有观点认为铜佣手中原先所持有的是竹伞或木伞，后在墓中腐朽消失。滇国无论男女或地位高低，其肩部多有披帔，实际已成上衣的一部分，只是面料或制法不同。披帔形制简单，无领无袖，其上端两侧各缀一带，使用时系紧，使布幅自然下垂。一般滇国贵族和骑士披帔较短，仅及两肩及背部之上，而此件女佣的披帔长至臀部，且上有图案，既可保暖，也是一件华丽的装饰品。11、三枝佣灯东汉高42厘米个旧黑蚂井出土器物为一裸体男子形象，呈跪坐状。腹部和胯下有带缠绕；双手分别向两侧平伸，手中各持一圆形灯盘；头昂立；头顶上又立一圆形灯盘。整件器物造型别具风格，灯与佣搭配较为和谐，观之给人一种美感。12、祖形铜铲西汉长40厘米昆明官渡羊甫头113号墓出土扁平铲底，边沿向外翘起，祖形铲柄。器物造型规整，形象塑造十分生动、逼真。有学者研究认为，此物系滇国贵族在春播仪式上盛装种子的器具。13、猎首纹铜剑战国长28厘米江川李家山出土器物为一字格；空心圆柄；刃近格处铸一人像；柄部亦铸一人，右手持剑，左手提一人头，反映了古滇文化中的猎头习俗。猎头是一种十分特殊的风俗，不仅在我国内地罕见，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极其少见，但古滇文化中猎头的形象较多。人头往往作为猎头者战功的记录和勇武的象征，也用作祭祀农神，祈祷丰收，故所杀之人以鬓须稠密者为佳。14、云雷鸟兽纹铜棺战国长200、宽62、高64厘米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1964年出土。随同出土的还有青铜兵器、生产工具、铜鼓和各种动物铸件100余件。铜棺由七块铜板用榫卯联结而成。器身饰雷纹、燕纹、虎纹、豹纹、鹿纹、水鸟纹等多种纹饰，甚至还有蜥蜴。器物造型古朴，纹饰生动、有趣。中国青铜时代完整的铜棺，目前仅发现此一具，同时也是云南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铸造这种大型铸件，要求范有较高的强度和透气性，同时铜液要连续不断的注入。故浇铸时需几个坩埚同时熔炼铜液。这件铜棺反映了战国时期云南青铜器铸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品，冶铜作坊也具有较大规模。15、银鎏金嵌珠金翅鸟立像大理国高18厘米大力崇圣寺千寻塔出土此尊银质金翅鸟的立像，其鸟头饰羽冠，颈细长，翅膀向内卷，作欲飞状；两爪锋利有力，立于莲座之上。尾、身之间插有镂空火焰形背光，其上饰水晶珠五粒，加上整器鎏金，显得珠光宝气，雍容华贵。三塔塔藏中，佛陀、菩萨等造像外，还有金刚力士、空行母、金翅鸟、梵僧和供养人等造像。虽数量不多，但各具姿态，颇有特色。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件银质金翅鸟的造像。大理地区自古多水患，因此佛塔常以金翅鸟为饰。金翅鸟又名“大鹏金翅鸟”，梵名迦楼罗，为佛教护法神中的“天龙八部”之一，传说能日食龙三千，能镇水患。龙王紧那罗不能忍受，求诉于佛前，二者得佛点化，均成为天龙八部中一员。迦楼罗护卫佛头，紧那罗善于音乐，常侍于佛左右。16、镶宝石金发冠高11.5、长径11、短径7厘米，重320克1963年昆明呈贡沐氏家族墓出土。17、溪山行旅图轴宋郭熙绢本墨笔纵96、横46厘米郭熙，字淳夫，河阳温县（今河南孟县）人。生卒年不详。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奉诏进入宫廷画院，是一位出色的宫廷画家。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郭熙《溪山行旅图》，堪称一件镇馆之宝。此图石法圆润，多卷云皴，树多虬枝，形似蟹爪。无论在笔墨技法上或表现手法上，都概括了郭熙运用笔墨的技法特点。此图有“乾”、“隆”、“乾隆鉴赏”、“乾隆预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宝笈”、“宜子孙”等鉴藏玺七方。另有“棠邨审定”、“梁清标印”、“蕉林”等收藏印，说明此图原为梁清标所藏，后入清内府。《溪山行旅图》右下方署“臣郭熙”三字款，左上方有乾隆皇帝题画诗：“河阳行旅曾题句，彼似非真此似真。既曰似应犹未定，真呼欲问彼行人。”紧接题跋：“向有题郭熙雪山行旅诗，图中既无款识，笔墨亦觉纤韵，因未入石渠宝笈之弁。此图古淡雄简，似是河阳真迹，然细观题名又似后人补署者，仍致疑当故诗句及之。戊戌季秋月中浣，御题并识。”由此看来，乾隆见过此本不止一件，此件虽款为后补，却远比它件精妙，故以为真迹，并录入《石渠宝笈》。北宋时期的绘画是以院体画为主流。北宋的山水画发展，在画史中成就最为突出，出了宫廷院体画外，在民间出现了李成、范宽、关仝等山水画名家，他们创作的山水画与院体带装饰性的山水画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山水画取材于北方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绘画技巧以墨为主，掺以少量色彩表现森林及阴暗。这种风格的山水画在北宋画坛延续了100多年，同时院体山水画也没有发展。直至熙宁、元丰时期郭熙的出现，才使北宋山水画获得了新的发展。郭熙早年曾下功夫学习宋初大家李成、范宽等人的画法，且能不拘一格，又能深入现实中去表现大自然的美，他饱览名山大川，其笔下山水皆来自真实景物。笔墨技巧上纯用水墨来表现各种山石林木，使山水画显得更加秀润与真实。在表现手法上把景物分为近、中、远景，以及春夏秋冬四时美景，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格调。在文献记载中，郭熙的传世作品内容题材很丰富，有表现大自然气候特征的，也有表现行旅主题的，现今存世作品仅六幅半（包括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幅）。18、高士图轴清担当纸本墨笔纵108、横59.3厘米担当，俗姓唐，名泰，字大来。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三月，出生于晋宁县，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月，卒于云南大理感通寺，年八十一。担当父祖代代读书为官，他的父亲懋德做过明朝陕西临洮同知。入清以后因不满清政府的统治，到云南鸡足山出家为僧，释名普荷，后改通荷，号担当。担当早年书画从学于董其昌，早期作品中继承师传，晚年山水画笔墨简率纵放，用生辣峭僻的笔锋发展了董（董其昌）、倪(倪瓒)一派的水墨技法；书法笔墨奔放豪迈，气势磅礴，显示了他倔强的性格，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能诗，著有《翛园集》、《橛庵草》等传世。《高士图》构图深远，寥寥几笔，人物、树木、山峰，似一瞬而就，笔笔斩钉截铁，而意境幽深，人物情趣万千中还包含了一丝生拙之趣。自题诗一首：“此画是谁作，此人何落落。若非陆士龙，定时荀鸣鹤。”陆士龙即文学家陆云，荀鸣鹤即荀隐，均为西晋名士，担当此诗，反映出他对自己的才华颇为自负。明末清初，云南地方书画家的作品悄然胜出。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自古交通不便。自元朝建立行省，中原文化日渐浸透，尤其明代，伴随着汉文化的深入和科举制度的影响，云南本土开始出现一些汉学文士和书画家。这种现象是与云南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相吻合的。云南书画家除钱沣、繆嘉惠等少数人的作品外，多未流传，他们虽未形成流派，但在云南却享有盛名，对云南书画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19、游春句草书轴清担当纸纵100、横50.3厘米此书轴写一首七律诗：“春来无日不狂游，折得名花标满头。一自为僧天放我，而今七十尚风流。”行笔老辣，豪情奔放。字间的来往运行路线明显顺畅，在章法上表现出一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