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第一智囊”曾是中国最年轻副教授

中南海“第一智囊”曾是中国最年轻副教授核心提示：2002年10月起，王沪宁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一直到现在。从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到中南海“第一智囊”，并在十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本文摘自：《南都周刊》2013年45期，作者：宋涛，原题：《中南海智库》探索实行官邸制”，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的一条新举措。为了这7个字，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忙碌了6个月。“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是他们年初设立的研究课题。到今年6月份，形成了三个研究报告：《国外官邸制研究》、《中国古代官邸制研究》、《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住房现状分析与改革趋势》。7月份，由课题负责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撰写建议方案，并上报中央。回顾此次三中全会前被热炒的383改革方案，其涉及的财税体制改革、大学去行政化等也被写进了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里。这个方案产生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由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和发改委副主任、中财办主任刘鹤担纲领衔，是众多递交给中央的报告之一。“在将近7个月的时间里，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进行调查研究……”习近平在全会决定的说明里提到，他是起草组的组长。实际上，具体有多少智库在为这个“决定”献策，已经不得而知。此前媒体称，大多数研究机构、甚至个人只是私下提交各自的研究成果，并不会选择公开。这也是惯例。改革开放后，无论体制内外，智库机构均层出不穷。体制内的大多历经合并、撤销、重组，从意识形态到经济研究，它们的职责和任务也在悄然变化。由于一些国家级智库分别隶属党中央和国务院两个系统，它们为中南海出的主意不同，擅长的领域也各有差异。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值得注意的是公报里还提到一项内容：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事评论员阮次山认为，安全委员会做辅助、幕僚，有“智囊机构之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张国庆则对媒体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肯定会全面升级中国的思想库和智库体系。智库流变“改革开放初，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改革方案，找不着人，便在各部门中搜集人才。”国研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在一次研讨会中说，最初是不定期地召集人到中南海讨论研究，后来才成立了研究机构。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分别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智库。1983年，杜润生担任两个智库的主任。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每年颁发一个“一号文件”，关注农业问题。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参与其中，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直接推动者，杜润生因此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同时期成立的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改革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是后者的重要职能，其下设的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被认为是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库”，央行行长周小川、经济学家张维迎都曾在其中工作。“体改所做得特别专，包括做改革的社会心理调查……一边是改革的主体推进，一边是对民众对改革的心理承受力、愿望的调查，他们把这些东西提供给高层的决策机构。”学者柳红曾在访谈中透露，当时的智库机构对改革“想得非常全面，非常详尽”。1989年，农村重大改革基本完成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并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不再独立出现。1998年，体改委也被撤销。近些年来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国研中心。它成立于1981年，可谓是国务院智库的“集大成者”。至今，国研中心下设10余个研究部，宏观经济研究部、农村经济研究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聚集的专家更是达到130多位。吴敬琏、刘国光、樊纲等皆是国研中心出身。该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曾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人之一；而2004年至今，研究员程国强曾参加过七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此外，几乎每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国研中心都有参与。向高层报送各类研究报告，更是中心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去年一年报送的研究报告就达572篇。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国家行政学院同样具有智库色彩，和国研中心并称国务院“一政一经”两大智库。国务院重大政策出台前夕，往往会在行政学院办一个省部级领导专题研讨班。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告诉《南方周末》，“经过讨论，汇总研讨班意见，制成简报向国务院领导报送”。1998年之后，这种专题研讨班形成惯例，一般每年举办一两次。内容多是紧扣热点，比如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7年的“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国研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是较为开放的两个智库。每逢国家级会议前后，媒体记者都可以比较轻松地采访到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汪玉凯等权威专家。而在国研中心，除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之外，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巴曙松、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等，是媒体记者近年来采访得最为频繁的专家之一。党政两个系统与国务院倚重的国研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两大智库类似，中共中央也有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两个重要智库。1989年后，合并成立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开始为中央政治局研究政治理论、草拟文件，也因此，该研究室被认为是中共中央的最重要的智库。2002年10月起，王沪宁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一直到现在。从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到中南海“第一智囊”，并在十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1995年以前，王沪宁历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之后，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出任政治组组长。据上海《现代领导》杂志在2010年第8期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在入京之前，王沪宁就得到过当时还是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的赏识，曾想请他做政治顾问。吴邦国进入中央后，对王沪宁仍念念不忘，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后来，江泽民为此还跟王沪宁开玩笑：“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喽。”江泽民对王沪宁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王的著作是他最爱看的理论书之一。他还曾在讲话时大段引用王沪宁的政治学著作原文，让王感到十分惊讶。调入北京后，王沪宁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负责在报告中阐述“十二大关系”，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十二个方面的关系。“党的建设、思想理论研究”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职责之一，显然也是王沪宁的强项。1998年，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王沪宁开始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的身份，陪同江泽民出访。此后，他协助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此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到了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王沪宁更是由副转正，直接参与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起草。自今年3月习近平履新至今，王沪宁依然是总书记的出行保留随员，视察行程涵盖京、粤、冀、甘等省市。在习近平多次出访外国时，王沪宁的名字经常出现在陪同人员的第一位。说到王沪宁，就不得不提起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宁吉喆。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一个直属于党中央，一个是国务院的办事机构。虽然王沪宁和宁吉喆的服务对象有所不同，但两人都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曾辅佐三任总书记的王沪宁是国际政治专业出身，而服务于总理的宁吉喆则是经济学博士。“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力充沛，他也笑谈自己往往被称为‘工作狂’，在媒体的描述中，宁吉喆可谓李克强的‘首席智囊’。2003年，他被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今年10月升为主任。在李克强过去担任副总理的五年里，宁吉喆几乎陪同他参加了所有重大会议和调研考察。”此外，宁吉喆还是资深的西部大开发专家，是“十二五规划”和今年政府工作报道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国务院研究室前身是1975年设立的政治研究室，中间经过合并、撤销，1988年恢复建制。与其他智库机构不同的是，国务院研究室相对“私人”，职责是服务于国务院主要领导，提出咨询意见，起草重要讲话。除此之外，它还有一项职能为人熟知，就是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从理论到实际学者柳红曾撰写过《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在她看来，改革开放初期，智库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研究具体政策，而是“争论一些词语、概念”，诸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为改革“找说法”、“找理论”。“因为改革首先需要有一个合法性，从原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或者是毛泽东的正统，从这个正统出发改革，要有个理论基础……这些经济学家就变成了为找说法而殚精竭虑的人。”柳红说，这些是当下年轻人不能理解的。当然，“理论问题”一直都存在，只是随着“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升温，一些智库机构的职能也在悄悄发生转变。最典型是中央党校和社科院。作为中共的传统理论智库，中央党校充满传奇色彩。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发生在1978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推动了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经其审定，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近些年来，除了参与起草党代会报告，负责其中的理论部分，比如阐释“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中央党校逐渐成了一个“吹风”的地方。1992年6月9日，距离十四大召开不足百天，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列举了当时关于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三个提法，并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三天后，邓小平表示赞成。历时两年多的姓“社”姓“资”争论有了答案。自此以后，历次党代会召开前，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几成惯例。从1997年的“5·29讲话”、2002年的“5·31讲话”，再到2007年的“6·25讲话”，都被认为是为随后的党代会定调。参与党代会报告起草的机构还有中国社科院，1977年建院初期，同样是偏重于基础研究。1991年，江泽民还曾提出要把社科院建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随着时间推移，社科院逐渐从理论研究转向现实问题。在其几十个研究所中，经济研究所、财贸研究所、金融研究所等涉及经济的部门越发重要。2003年，李长春考察社科院时，明确要求其“努力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智囊团”—这成了社科院的新目标。“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报送材料。”早在2005年的时候，社科院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告诉《半月谈》，“随着中央领导对信息与分析材料需求的增加，我们报送的内容也日益增多。这种增长态势自2003年以来表现尤为明显：2004年达到400多篇，比上年增加一倍多。”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南海各大智库影响高层决策的途径也在日渐增多，除了负责一批国家级重要课题、定期向中南海报送材料之外，近年来，各大智库的学者专家纷纷成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座上宾，在宣讲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时，对中央高层的决策也有可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