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会议

1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会议1、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汉口）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报告。瞿秋白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政治形势，指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提出了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发言指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为候补委员。2、古田会议（1929年12月下旬上杭）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古田举行。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9月28日，中共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活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的精神，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强调红军是“—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解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这个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3、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17日遵义）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样、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揭发和批评第五2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会议最后制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张闻天在会后根据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根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接着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共从幼年达到成熟。4、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林育英)等人。23日，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和报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战线。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5、洛川会议（1937年8月22—25日洛川）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23人。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3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分折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并指出争取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6、中共六届六中（扩大）全会（1938年9月29－11月6日延安）1938年9月29－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地区负责人38人，共55人。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7、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日－13日西柏坡）1949年3月5日－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到会中央委员34人，候补委员19人，列席12人。集中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二中全会，可说是城市工作会议。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会议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4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当时中国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二中全会号召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二中全会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8、庐山会议1959年7月2日－8月1日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７月２－15日，会议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着重讨论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包括形势、任务、体制、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协作区关系、公共食堂、农村初级市场、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讲话，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序列。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使用“农、轻、重”的概念，是对《论十大关系》的重要发展。７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７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因而在会议后期开展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错误批判。9、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全会重新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5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左倾”错误观点。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规党纪，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关于薄一波等61人案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以及对邓小平1975年工作的评价。全会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全会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为把农业搞上去，必须首先在农村实行改革，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决定建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选举产生了中纪委书记、常务书记、副书记、常委和委员。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10、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2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32年来的功过是非，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1、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2、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6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13、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1989年11月６－９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