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时期人口变化

中国历史时期人口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姓名：孙壮专业：2013级动物医学学号：2134122620摘要：中国古代社会的人口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人口是衡量经济的发展的指标，人类是创造文明的主力，人类同时是优劣环境的作者，人口的时间演变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关键字：数量，分布，民族历史时期的人口发展概况，人口的发展与人口分布，是衡量古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也是衡量地区间经济差异的指标，中国古代人口的发展具有稳定性和不平衡性，而人口的时空不平衡性是由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先秦时期，中国诺大的疆域，北到阴山，东至于海，南至南岭山脉，西至陕西和湖南的西部，但人口只有2000多万，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纷争，直到秦统一六国以后，其疆域内人口也只有1500—1800万而已。西汉时期由于是乱世之后的平世，汉高祖刘邦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在加上后来的“文景之治”。在北以燕山，人口自1800万上升到翰末的6000万，但由于中国古代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故全国81％的人口在北方，南方人口的分布自然就少了。东汉时期南方的人口总数和人口密度都有着大幅度的上升，但还是少于北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两晋时期的人口从汉末的6000万减少至3800万，自然是由于这个时期的战乱，同时又是灾荒的原因，南北朝时期由于南方的“侯景之乱‘人口资源大量消耗，而此时北方相对安定，所以人口有所回升。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国力强盛，隋朝的人口峰值在5600—5800万左右，人口数量基本域汉代持平。又经过唐朝的“开元盛世”和“贞观之治”的刺激，人口大幅度回升，当时有8000—9000万，同时南方的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南方的人口数目也超过的北方，南方54．6％：北方45．4％。但是经过“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经济的破坏，大量人口南迁，五代时期是唐藩镇割据的延续，战乱不休再加上灾荒，当时人数只有3000万左右，经过北宋100多年的恢复，北宋的掌权者都是求和派，在加上王安石变法的作用，北宋人数有12600万左右。这时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无论是人口总数还是人口密度都超过了北方。南宋时期战乱对人口的损失严重，当时人口只有7500万左右。元代，当时的人数有8000万左右，由于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南北人口只差达到了历史之最。南方89．8％“：10．2％。到了元代末年，战乱造成人数大量损耗，人13减少到6000万左右。明代时期山区和边塞加快了开发，明代万历年间人口达到二亿左右。清代初期还是由于战乱，人口损耗，当时只有1．6亿左右，由于清代时期摊丁入亩等赋税制度的改革，加上季产旱地作物和多种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美洲高产作物的传人，还有南方的“乾嘉垦殖”运动高潮。为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到了道光时期人口达到了4．3亿，同时创下了中国古代社会人口的最高纪录。中国古代人口的演变过程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二、人口的时间演变与中国社会从时间观念来看中国人口的发展过程，时间间隔的越来越短，而人口增长的幅度越越大。人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但不是唯一指标。朝代的更替，人口有时会出现波动的趋势，这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人毕竟是创造性的动物，既创造文明又推动社会的进步。1-从环境上看，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的能力差，遇到极寒人们就会冻死，遇到干旱，生物和人类就会缺水而亡。还有历史时期的天灾亦是如此，比如说，地震和瘟疫，这些因素无不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人口锐减，社会总供给明显减少，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压力。由于生产力落后，生产工具简单，人们到了一个地方就无节制的伐木，垦荒，放牧，利用资源，待资源用尽时，优美的环境就变得遍体鳞伤，从而人们的居住范围也就越来越小了。从政治上看，人口的时间变化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新王国的建立，统治者都会吸取教训，制定开明的政策来恢复生产，比如说汉代的“休养生息”政策，唐代的“开元盛世”政策，还有清代的“摊丁入亩”政策，在这样的政策之下，人口数量就会回升，，朝廷的赋税就会增加，社会总供给就会增加。但是由于一个王朝的末期政治的腐败，权力的争夺，从而导致内部和外部战乱的四起，而古代战争是以人为基础的，战争必然有伤亡，这样就会造成人数的减少。比如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人数减少了1500万之多(当然的引进，边缘地区的垦殖等都有利于经济的强盛，人数的逐渐会恢复战乱前的状况。总之，人数的演变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经济上看，经济的发展，国力强盛，人数自然会增长，如果是经济萧条，那么就会出现内部为了夺食而战，外部就会为了侵略而战，经济是基础，也是出现战乱的主要原因，此时人会减少，并且古代的战争没有什么高科技，是用人去拼得．比如说汉唐时期．另外还有经济上的屯田，西方农作物的引进，边缘地区的垦殖等都有利于经济的强盛，人数的逐渐会恢复的．综上所述，人数的演变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人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对于创造历史文明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古代时间间隔的越来越短，而人数的增长幅度也越来越大，同时与空间发展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人口空间发展的范围也越来越小。人口给中国社会起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古代社会的这个经济，政治，环境也对人数有着重大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人重心也随之南移，一个朝代强盛或衰落，人数都有巨大的变化，同时大陆性气候加强，天气干寒，水资源匮乏，给人口的变化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所以，人口的时间演变过程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是相互影响。汉族与其它民族人口增长的差异和其它民族之间的存在着不平衡性。从1953年人口普查的结果看，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3．94%，其它民族占6．06%。但从人口发展的历史来看，最初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并不高。在战国时期以前，非华夏族的人口并不少，以至这些民族常常对华夏族形成威胁，西周王朝就是被戎族赶出关中地区的。到了战国时期华夏族已占有了压倒优势，到了秦汉时期，中原的非华夏人几乎绝迹了。当然一个民族的人口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本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二是其它民族人口被融合同化为本民族，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汉民族在这两个方面都处于优势。从地理环境上来讲，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很早就占据了中国境内在当时生产方式下地理环境最优越的部分——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该地区内，华夏族又占据了条件较好的平原、台地和河谷，而非华夏族不得不退居丘陵山区。以后汉族在向四周扩张中，也无不以平原、谷地、盆地或水陆交通要道为首要目标。所以早在西汉时，在今天国境内从阴山山脉和辽河下以南、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以东的范围内，汉族占有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的格局已经形成了。在这一范围是东亚大陆最适宜农业生产和人类繁衍的地方，一般都不超过海拔1000米，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可耕地，处在大多数河流的中下游，除了利用天然降水外，还可以利用这些河流的上游来水，并享有运输的便利。相比之下，处在周边的民族的环境就要差一些。对人类的生存和威胁影响要大一些。如丝绸之路上两汉时有很多小国家，如楼兰、龟兹、于阗、精绝等，由于气候干旱，降水量少，都相继灭亡或者消失。绿州的面积往往取决于当地获得水量多少，若遇到河流改道，或者降水减少，不仅农业生产无法进行，连人的生命都难于维持。一些曾经相当繁荣的民族逃脱不了迁移或灭绝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人口中，也存在着其它民族间的人口不平衡发展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政治和军事力量、宗教信仰、婚姻和生育制度等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影响表现在，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可以凭借政治权力提高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制定种种有利于本民族的法律和规定，甚至用剥夺或损害其它民族、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的手段，来提高本民族的人口增长率。在没有建立起真正民族平等的社会制度以前，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如元朝把全国的人口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等，蒙古人享受最好的待遇，而南人处于最低层。又规定凡与蒙古人通婚的，一律称为蒙古族，这些无疑有利于蒙古族人口的增长。到了明朝又制定法律，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只能与汉人通婚，禁止“同类自相嫁娶”，实际上是强制他们与汉人同化，限制他们本族人口的繁殖。所以蒙古族人口在经过元代的急剧增加后，在明代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类似的过程也在满族重演，满足在清朝入关时人口不过数十万，到清末达到500万，人口增加了近十倍。宗教婚姻和生育制度也对少数民族的发展造成影响。藏族在历史上曾长期存在一妻多夫制，直到50年代民主改革前还占相当大比例，一方面造成已婚妇女生育率不高，另一方面又造成婚龄妇女的过剩，人口的出生率大大降低。还有的民族实信仰也对其它民族发展产生影响，藏族及其前身吐蕃早就信仰藏传佛教，自十五世纪以来，宗喀巴创立的黄教（格鲁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蒙古族、门巴族、裕固族、土族等也先后接受了藏传佛教。由于喇嘛在总人口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妇女的无偶率相应提高，民众宗教观念强烈，宗族观念淡薄，没有或很少有为了“传种接代”而生育的愿望。所以蒙古族、藏族人口的出生率一直很低。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却因为受到教义鼓励早婚、早育、多育以及不许虐待婴儿的影响，始终维持着较高的出生率。为了防止本族人口流失，还规定回族女子不许嫁给汉人，而汉族女子只有信仰伊斯兰教并服从回族风俗才能成为回人的妻子。中国的回族刚形成时人数远不如蒙古族，而到1953年人口普查时，回族人口已有355．93万，居少数民族中的第三位。行内婚制，有的范围则很小。其它一些婚俗如“从妻居”，“不落夫家”，“走访婚”等都人口增长有影响。几千年来，正是由于人口不断地迁移流动，才使不同的部族、民族得到交流、争斗、分化、合并，彼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融合越来越巩固。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没有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也就没有今天的多民族大家庭。人口迁移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人口的合理分布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以及城市的形成和扩大。参考文献：《蔺伯赞．中国通史》．《璃剑雄．汉代人口地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朱绍侯冲国通史》．《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璃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