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史讲义

１诸子选读一思想史与哲学史1哲学史是以哲学观念的发展演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它主要包括，哲学家、哲学流派及其哲学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化的轨迹。重在对思想观念本身的研究，一般不涉及对社会和历史现象的评述，即重在“是什么”的阐释上。2思想史则不同，它不单要进行如上的研究，同时还要通过对社会和历史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从而为哲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发生发展提供现实的根据，即不单要解释“是什么”，更要给以“为什么”的解释。3人类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即都是由人写出来的历史，因此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就不能不说是具有先见之明的。二学习思想史的方法1以读原著为主，以思想史的教材为辅。2要注意版本，以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为好，另外以专家的集释本更好。3更进一步的要求是两结合的方法，就是王国维提出的地下资料与地上资料的结合，地下资料即考古发掘出的古代遗物资料，地上资料即历史典籍。4要注意鉴别材料的真伪，对今天的人来说，这往往是难以达到的，那么就要注意运用那些已有公论的或有定评的资料，在资料的运用上千万不要出新，当然如果你确有新见那自当别论。5知识面一定要广，不但要学习社会、历史方面的知识，与中国古代人生活有关的一切都要尽可能的多涉猎，诸如衣、食、住、行等等。6要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即要联系实际，要重在论述历史现象之与今天的意义，所谓“古为今用”，同一个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现出不同的意义。7要联系世界历史，在中西比较中以发现其独特性。8要了解一些古代典籍的体例，如经、传、疏，《诗经》《诗毛氏传》（汉代，赵人--毛苌著）《诗毛诗传疏》（清陈奂）。正义三、理论基础及其方法论（一）克罗齐、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克罗齐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柯林武德则将其明确地称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并更进一步地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3实际上他们所认为的历史主要指的是历史学的历史，而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就历史学的历史来看，它们确实都包含着史家个人的主观在内。否则由单纯的记录者以“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照实记录下来的只是“编年史”，而不是“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是活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4“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一种思想活动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5，但是这种死的编年史一旦“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6“文献与批判，即生活与思想才是真正的史料。”（黑体为引者所加，下同不再注）7由此可以看出，克罗齐主要强调的是史学家要由生活出发、要有思想地与历史交流，也可以说真正的历史是现在的史学家与过去的史学家的双向建构过程及其结果。1[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第2页。2[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一版第，第286页。3[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03页。4[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第2页。5[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8页。6[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2页。7[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1页。２同时柯林武德还认为，历史并不是一个由开始到结束，再重新开始的一个前后衔接的断断续续的连接，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过程，即并不是P1结束了，P2就接着开始，而是在P2中本身就包含着P1的内容，而P1也预示着未来的P28。在此，用我们以往的套话来说，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合理的，表现出由所以然层面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努力。然而也正是由此表现出了其局限性，因为就作为现象的历史事件而言，其背后必然要有更深一层的内在根据，即支配着这些行动着的人的思想，但又是什么支配着这些人的思想呢？就其合理性来看，克罗齐强调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当下性根据，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超出某个具体史学家理论视野之外的历史就不是历史，历史也好，历史学也好，它们说到底还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不论我现在是否是在思索古希腊的历史、或看没看《荷马史诗》，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就克罗齐和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的中心概念，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言，我以为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第一，历史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有机过程，古代史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在我们的现实之外，它仍然活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之中。不论史学家承认与否，他们在进行研究时总是由现实的需要和个人的兴趣出发的，而不是从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史料就开始研究的。而这种现实需要并非仅仅只是现实的，同时还有历史的发展趋势因素在内，历史为它自己找到当代的代言人，也就是柯林武德所说的“在P2中本身就包含着P1的内容，而P1也预示着未来的P2”，当代不过是历史与未来的过场而已。因此，史学家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表面看起来是出于个人的兴趣，但其实不过是应对历史的召唤而已。第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固然有忽视历史的客观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其在强调史学家应从现实的深切感受出发、并以深刻的思想去研究历史，以及在试图探究历史事实背后的最终根据所表现出的努力上，还是有它合理的一面的。史学研究并非只是对史料的顺序排列，也不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复原，而是要探寻其背后的动机，即行动着的人们的思想得以产生的根源，历史是思想着的人们的历史，历史学是史学家们思考历史的结果，所以推动历史的人的思想动机之根源，还要在历史本身中去寻找。“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证据在这里是那些个别地就叫做文献的东西的总称；文献是此时此地存在的东西，它是那样一种东两，历史学家加以思维就能够得到对他有关过去事件所询问的问题的答案……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9解释证据，一方面在于说明其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即在于阐明其当代价值。历史学家之所以要研究历史，并非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是带着对现实的疑问向历史寻找答案，史料就是解答其疑问的证据。因此对史料就不能被动的接受，而是要积极地进行解释。我始终认为中国的矛盾就是国家与官吏的矛盾，以及官吏与民众的矛盾，自古至今，皇帝及国家都是爱民的，但具体到行政的实际执行者，即各级官吏的层面就完全变了样，所谓脏官好皇帝，官吏也是与民一样的人，而人则莫不为己，因而要使官吏自觉地廉洁奉公，恰似缘木求鱼。历来的政治莫不是要在此间求得一个平衡，而法家的历史意义及其现实价值也正在于此，即以完善的政治制度来约束各级官吏，使其不得上蔽国而下虐民，特别是在主权不在民的历史条件下，中央集权就是必需的，只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才能保证国民不受各级官吏的侵害。概而言之，在历史的现实关照、所以然的方法论、整体性的理论视野等方面，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史学观都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当然，仍要给其以辨证分析而不能照搬，也就是要与中国的传统史学理论及方法相结合，首先，不能以急功近利的现实需要去阉割历史，如评法批儒者然。其次，充分重视被其所不屑而称之为“编8[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一版，中译者序，第21页。9[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第37～3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一版。３年史”的，然而是中国的根本传统的考据成果。第三，继承其历史行动的现实关照原则，努力发掘历史资料的现代价值，以彰显其历史的当下意义（二）侯外庐的“早熟”理论以上所述之克罗齐、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旨在强调历史与现实、史料与史家之关系，对研究历史的重要作用，侧重于法家研究之缘起的说明。而侯外庐的“早熟”理论，则是本书的核心理论，我甚至认为它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出发点10，同时也是打开中西方文明奥秘之门的一把钥匙。侯外庐先生的“早熟”理论在下面有详细的论述，在此就不展开了。要之，以地域单位是否冲破了氏族外壳、土地私有是否代替了土地公有为标准来划分，西方是古典的古代；而中国则是亚细亚的古代。古典的古代是由家庭、私有制再到国家，中间经过了小私有制的充分发展而被大土地所有制所代替，最后进入到了奴隶制国家，它是走完了全程的，因而是发育正常的文明小孩；亚细亚的古代则不同，它是由家庭直接进入到了国家，中间没有经过小私有制的充分发展，一开始就是大土地所有制，这个过程比古典的古代早了大约一千年，因而它是早产的文明小孩。以往学人研究先秦诸子，莫不以春秋战国之历史为其背景，但春秋战国之历史特征及其根源，就春秋战国的历史本身是解释不清的，即何以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特征为自上而下的维新，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由此出发，先秦诸子之理论特征、内在矛盾、历史归宿等等就不能由所以然层面上得到解释。以上就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之所以要研究法家思想，首先就是由现实的需要出发的，面对当今中国内外交困的局面，以求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寻找到答案，其次，法家思想本身在今天也更显现出其优于别家的历史先进性。四、研究方法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1穷根溯源的“所以然”探究诸子之学前人所论者多矣，但似乎缺少由所以然层面上来解释其局限性或矛盾性的，这其中或者不能认同法家思想的深刻内涵，只是流于表面现象的介绍，或者是盲目的赞美，将其与西方的法权思想相比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以往的论者，虽然也都看到了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但仅仅限于对春秋战国礼乐崩坏、学在四野的历史现象的介绍，说到法家的产生都视其为新兴阶级的代表，且不论其是哪个阶级的代表，单从这个阶级本身已经呈现出来历史特征来分析其思想特征还不能从所以然层面上得出合理的证明，因为这个阶级本身的历史特征还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就以普遍的观点即，法家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言，那么地主阶级的历史特征又是由何而来的呢？而如果说它正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特征所决定的，那么又如何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特征呢？即，为何是自上而下的维新，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法家起源于春秋战国之际私有制的发展，有学者甚至认为法家是商品经济和商人阶层的代表，如吕振羽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就认为法家是新兴的地主及商人阶级的代表，“韩非的阶级性，司马迁既谓其为‘韩之诸公子’，是其出身，系属旧封建主家世；但其政治理论，又系代表较进步之新兴地主──商人阶层的要求”11。侯外庐甚至认为法家学说是商品理论的代表：“法家的法的定义即借用商品等价交换的术语，例如慎到说：‘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意林卷二引)由此看来，法的平均观念是商品等价交换关系在权利义务关系上的反映，法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商品关系的理论完成者，他们和亚里土多德的商品论有同等的价值。”12法家作为私有制发展的产物，这固然不错，但如何解释法家却要打击它正要依赖的工商技艺之人，即私有者阶级呢？这其中的关键就要从更深一层的根据上去分析了，春秋战国的历史特征其根源在于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不同路径，即“早熟性”所致。因此对先秦10参见笔者：《侯外庐的“早熟”理论对中国古史研究之意义》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三期。11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第216～217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12侯外卢、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591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第1版。４诸子思想特征的研究，不但要从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特征出发，更要由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即文明的早熟性出发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简而言之就是中国进入文明的独特路径决定了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特征，而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特征导致了诸子百家及其法家思想的理论特征。2整体联系的方法首先，把法家思想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给以考察分析，而不是单独就其中某一个人物的思想，或就其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法家固然强调法的重要性，后人也正以此称其为法家，但不应以此就视其为法理学派而归入法学一类，或再稍一进步以其对统治权谋之强调而视其为政治学之一类派别，固然先秦诸子莫不言政，但又莫不包含着其他思想内容。事实上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