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与小说研究

西南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课程考试答题卷学号：姓名：2016年6月课程名称【编号】：中国古代散文与小说研究【1158】（横线以下为答题区）答题不需复制题目，写明题目编号，按题目顺序答题一、填空题1、《春秋》2、《史记》3、《搜神记》4、《李娃传》5、《金瓶梅》6、《三国演义》7、《平妖传》8、《大唐三藏取经诗话》9、《聊斋志异》10、《红楼梦》二、名词解释1、春秋笔法：原指《春秋》作者以一字寓褒贬，别善恶来表明思想倾向的写作方法。春秋笔法言简意赅，委婉含蓄，用词准确，表现出修辞学的发展，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人们把文笔含蓄蕴藉，带有所谓微言大义并暗寓褒贬的文字，也称之为春秋笔法。2、国语：《国语》共21卷，其记事上起周穆王征犬戎（约公元前967年），下迄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公元前453年），记载前后约五百多年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史事。因与《春秋》记事时间段略为相同，故又有《春秋外传》之称。3、六一风神：是欧阳修散文的美学风格，他的散文措辞平易，不用古奥的文字，用词造句精炼而有变化，条达疏畅、切近自然。自然地叙事、自然地抒怀，在看似漫不经心的行文中，使读音慢慢地从寻常的叙说中体悟出难以言传的高远境界。标志着他的散文从崇尚骨力到倾心于风神姿态，从阳刚到阴柔的转变。其本质是散文的诗化和情感上的外显。另外，文章结构层次上极吞吐复、参差离合之致，语言层次上平易自然，都是“六一风神”的要素。4、志怪小说：志怪，就是记录怪异，主要指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以记述神仙鬼怪为内容的小说，也可包括汉代的同类作品。志怪小说是受当时盛行的神仙方术之说而形成的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志怪小说的内容很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东方朔《神异经》等；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等；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5、唐传奇：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通称，因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故称。“传奇”一词肇始于元稹《莺莺传》的原始篇名，晚唐裴铏又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命名为《传奇》，但传奇正式作为唐代小说的通名，是宋代以后的事。6、史和民间传说改编描写具有提纲性质。三、简答题1、答：首先，在句式上，散体文的基本特征是散行单句，并不特意追求排偶；虽也讲究文句的整饬，或用排偶，但仅作点缀而已。从整体上看，是以散行单句为主的。其次，在语言上，散体文并不特别讲究平仄和声律，不受韵律的约束。在散文发展的早期阶段，如先秦散文中，虽有韵律不分的现象，但随着散体文的发展成熟，韵散不再相杂。于是散文与韵文判然划境，自成一体。就语言文采而言，散体文崇尚质朴平易，所谓“况乎文章，述志为本”（《文心雕龙·情采》），所以强调“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并不着意于铺采摛文，追求“绣虎雕龙”似的华丽辞采。再次，在表现手法上，散体文以叙事说理为主，不以铺陈描绘为能事。虽也往往融史入文，以古鉴今，但其“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旨在“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文心雕龙·事类》），并不像饾饤似的堆砌典故。这是它区别于赋体文和骈体文的显著特点。概而言之：以散行单句为主，不重排偶，不拘韵律，不雕章琢句、铺采摛文，不着意堆砌典故，可以说是散体文在体式上的主要特征。2、答：（1）叙事结构完整，注重前因后果的交代。首尾完整、结构严密、条理井然、脉络贯通，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2）善于剪裁，精于取舍，把历史事件情节化、故事化、戏剧化，增强其趣味性和可读性。（3）叙事手法丰富多彩，灵活运用了顺叙、倒叙、插叙、补叙与预叙等手法。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故以顺叙为主。但也灵活运用其它手法。如倒叙，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预叙，即预先叙述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秦必然失败的结果。（4）叙述角度灵活多变。《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成公十六年）。（5）《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3、答：“气盛言宜”，涉及到作家修养和作品风格的关系。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所谓“气”，指作家由于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和学识修养而形成的文章气势。只有气势充沛，才能驾驭语言。文气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来源于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指的是道德修养的境界。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韩愈继承孟子、曹丕的文气说，把文气和语言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水和浮物的关系。韩愈主张作家“立言”首先要“养气”，“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也就是加强作家思想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勤学苦练、提高艺术水平两方面。这样的“气”才能“盛”，而后“言”才能“宜”。有了这样的气，就能自由地驾驭语言表现自己的思想，而不必像骈文那样为声调的平仄和四六句式所束缚。韩愈明确指出作家思想道德和学识的好坏，一定要在文章中表现出来，强调作家必须提高道德和学识修养，文章才能气势充沛。韩文气势磅礴的特点与他实践这一主张有关。4、答：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品，是现存志人小说的最高成就。思想内容：反映了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大多篇章是描述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士族文人放荡的言行，名士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淡；反映魏晋时期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集团的残暴与荒淫。艺术风格：（1）、生动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善于采用多种表现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而且只有短小的文字，却能将事件的中心突出，以特征性的细节描写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如《俭啬》以典型事件，典型动作描绘人物的个性。《岔狷》篇描写王蓝田性急之事，以动作来刻画他的性格特征。（2）、语言精练，简约含蓄，隽永传神，既有典雅的辞句，又有生动的口语，善于将语言写得逼似人物身份。5、答：（1）从官方史学上看，“拥刘反曹”的实质是为偏安王朝争正统的封建正统观念，也就是对封建统治政权的合法性被民众承认的一种思想意识。封建正统观念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占领了黄河流域，就享有了统治华夏中原的权利，亦即“正统”，而另一种认为，天下是一姓的天下，从同宗同姓手里夺了权，即使不居中原也是“正统”。三国时代，刘蜀政权虽偏安西南，但却与汉帝同宗；曹魏政权虽属异姓，但却雄踞中原。究竟是该“拥刘”，还是该“拥曹”？不同时代的史学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北宋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尊魏为正统，有拥曹贬刘倾向。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和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则尊蜀汉为正统。这与史学家所处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得精辟：“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位，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言下之意是，西晋、北宋的君主，都是以禅让为名夺得帝位的，他们当然要为情景相似的曹家这一中原统治者争正统，即要“拥曹反刘”；而东晋、南宋的政权虽然都偏安一隅，但他们都认为接续的是当初同宗同姓的中原的汉族政权，所以要为偏安的汉族统治争正统，即要“拥刘反曹”。由此可见，在史学家那里，无论是“拥曹反刘”还是“拥刘反曹”，其实质都是为了本朝争夺正统。（2）受到民间文学“拥刘反曹”倾向的影响。从唐宋到金元，民间传说、宋元话本、金元戏曲等讲唱文学，拥刘反曹的倾向非常鲜明一致，这与南北朝以来受到国家分裂和异族入侵的汉人希望天下统一、“人心思汉”的心理有关。《三国演义》表现了鲜明而又强烈的汉家情结和思治之心，是一部民族心史。特别是宋元以来，饱受金人、蒙古人入侵之苦的汉人，往往把蜀汉作为“汉家”政权的象征，把曹操比作北方异族的统治，有着一种“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陆游《得建业倅郑觉民书》）的思想，融入了一定的民族情绪。（3）与罗贯中、毛氏父子生活的时代背景相关。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元朝蒙古族对中原地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民族矛盾尖锐，汉族饱受压迫欺凌，所以罗贯中尊崇继承汉室的刘备，是有政治用意的，即出于民族意识而否定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正统地位。清初毛伦、毛宗岗父子在修订《三国演义》时又加重了这一思想倾向。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开宗明义指出：“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依照朱熹的正闰观念，明确地把蜀国列为“正统”，把魏、吴列为“乘乱篡位或据土”的“僭国”。所以，修订后的《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更加明显。毛氏父子如此强烈的正统思想与他们修订时的时代有关。他们修订《三国演义》的时间大约是在顺治或康熙初年，又是异族入主中原。因此想借拥刘反曹的思想来表达“还我大汉”的故国之思和民族情绪。（4）从小说的主题来看，拥刘反曹的实质是拥护仁君仁政、反对暴君暴政。刘备是“宁死不为负义之事”的明君，他爱民如子，忠厚仁义，礼贤下士，君臣间如同手足的兄弟情谊，终生为复兴汉室而奋斗，所有将领皆为忠义之士，构成蜀汉集团的“仁政”。而曹操奸诈、残忍、自私、冷酷、骄横、多疑的性格，“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其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是一代奸雄的形象。这就决定了曹魏集团的暴政，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三国演义》还强调了“义”的道德价值，始终以“义”作为描写和衡量人物的重要标准。小说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写起，三人名为君臣，实为兄弟，颂扬刘关张的结义精神。关羽更是“义气”的化身。关羽被历代视为“重言诺、讲信义”的典范，一言九鼎的化身。他对刘备忠贞不二，知恩图报，可谓义薄云天。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动，当打听到刘备的下落时，立刻“挂印封金”离开曹营，“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同刘备兄弟主臣相会，体现了“结义”的关系一旦形成就不可违逆的道德原则。赤壁之战中关羽奉命扼守华容道，为报昔日之恩不顾一切放走曹操，也被小说的作者称之为“义重如山”，这是“义气”的另一种表现，即受人之恩不可不报。再次，《三国演义》的悲剧精神。《三国演义》有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作者倾心拥戴的蜀汉一方，却是历史上最先灭亡的一方。小说以正面主人公的失败和毁灭而结束，是典型的“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这在中国古代悲剧作品中是比较罕见的。作者的理想是仁政、明主、贤相、英才相结合的理想社会，但这个理想在强大的“天意”面前被击得粉碎，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的幻灭，道德的失落，价值的颠倒所感到的一种困惑和痛苦。诸葛亮鞠躬尽瘁，竭尽忠诚，恪尽职守辅佐刘禅，力撑危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积劳成疾，“出师未捷身先死”，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诸葛亮身上，寄予了作者的理想。从这个意义说，《三国演义》也是一部悲剧。作品还有意突出了刘备集团走向失败的内因——把“义”放在首位，把政治放在第二位，刘备集团用“道德价值”去压制、克服“政治利益”，决定了蜀汉悲剧的不可避免。6、答：《水浒传》的结构主要单线发展，每组情节有相对的独立性，又环环相扣，相互关联。这种结构形式可称为珠串式线性结构，或环状链条结构，在71回中，以人为单位，集中几回写一个人或一组主要人物，然后引出一个或一组主要人物，这样环环相扣，将一个个一批批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四、论述题1、答：《庄子》散文“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好似天马行空，不落俗套，极富烂漫色彩。首先，意出尘外的构想。在题材选择上，着意拉大与现实的距离，更多注重寓言和神话。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