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绿地系统多学科协作研究的发展

中国城市绿地系统多学科协作研究的发展姜允芳刘滨谊石铁矛摘要：本文在多学科研究城市绿地系统现状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城市绿地系统发展需要在广域绿地分类体系、多专项规划体系、规划与管理评估体系以及实施管理体系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多学科协作研究，研究以其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研究为基础、协作式规划研究为导向、协作政策机制为保障的综合化的、高效化的、制度化的城市绿地规划的建设与管理。关键词：城市绿地系统；协作式发展；景观1.前言中国城市绿地系统的研究是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研究的学科领域，城市规划学、园林学、林学、景观规划学、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专业共同关注这一复杂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居住环境系统的演进与发展。各相关学科研究的共同目标是城市绿地系统的健康发展。不同的学科研究的重点与内容各有侧重，方法也不断更新。然而，学科成果间的协作关系与作用的研究还没有引起研究工作者的审视与关注。很多的研究成果花费很大的财力物力，可是应用到实际的规划与管理中作用微乎其微，成为纯学科角度、纯理论化的基础内容，并失去了基础性研究进一步发挥应用作用的原则。城市绿地系统的研究各行业最终的目标是维持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合理控制城市绿地建设与管理的需要。因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与管理需要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科学理性的基础性研究分析，更需要多学科的研究融会协作共同保证城市绿地系统的高效合理的建设与实施。2.城市绿地系统多学科协作研究的关键问题2.1广域绿地分类标准化和学科协作研究城市规划行业标准中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02)将城市绿地分为大类、中类、小类三个层次，共5大类、13中类、11小类，五大类绿地是指公园绿地（G1）、生产绿地（G2）、防护绿地（G3）、附属绿地（G4）、其他绿地（G5）。这一分类基本结合城市用地分类的特征以及考虑与城市总体规划用地性质的衔接。从总体上新颁布的绿地分类比较明确的界定了城市建成区主要绿地类型和细分划分规定，减少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过程中若干绿化用地归属方面的分歧。但是，在针对不同层面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并不能完全套用，尤其是广域绿地系统规划的绿地分类中研究的对象基本无法沿用这五大类，需要进一步发展更新。李敏提出生态绿地系统分为五类绿地：农业绿地、林业绿地、游憩绿地、环保绿地、水域绿地。南京农业大学马锦义提出城市绿地分为园林绿地和农林生产绿地两类【1】。地理学界、生态学以及景观生态学等针对各大中城市绿地景观的景观格局的研究更是种类各取所需，一般做法是形成城市绿地分类标准中的主要几类绿地的量化数据，分析其景观格局指数来反映斑块与廊道的数量、位置以及构成特征从而分析绿地格局的优劣，如多样性、均匀度、景观优势度、破碎度、绿地廊道密度、分维数等指数。即分类中是以形态结构特征为依据进行统计操作【2】【3】。德国马格德堡景观框架规划的生态结构类型中对生态功能与结构的关注形成不同种类的基质（农田、水体、沼泽与河漫滩等）、斑块的植被结构（乔灌草的组成）以及绿地功能性质（公园与结构丰富的墓园、多功能绿地等）综合的多样化的类型。林业对于森林的分类中更多的是考虑森林的产业与经济用途来进行的类型划分，我国根据国情将森林分为用材林、防护林、经济林、特用林、薪炭林五类。王木林提出城市森林包括8大类(子系统)：防护林、公用林地、风景林、生产用森林与绿地、企事业单位林地、居民区林地、道路林地、其它林地与绿地。城市林业的类型研究以上海市城市森林的划分类型为代表，其类型的细化是城市绿地在考虑功能使用性质同时结合绿地的经济产业特征的一种尝试【1】。作者结合性质与形态形成广域绿地系统分类的研究是对这一问题的新思考【4】。学科间之所长在上述分析中清楚的表达出来。综合的、协作的、标准化的广域绿地分类系统亟待研究。2.2多学科规划体系的高效整合协作研究2.2.1多学科专项规划的并存与协作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编制办法、规划指标及管理体系不能与城市规划相对应，这直接影响到绿地系统规划在逐层实施中不能为实施中绿化用地的控制提供科学依据。由于规划编制的广域层面以及微观层面的重视程度不够是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在实施管理中不能与城市规划及其它相关规划进行有效协调与衔接的重要原因，最终影响到实际操作中绿化规划实施的有效性。城市建设中，规划部门作为龙头的作用在组织城市建设以及协调众多职能部门的分工与协作不容忽视。绿地系统规划作为城市规划的专业规划与管理，与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之间存在着协作与监督的双重作用。而且，广域绿地系统规划的内容与范畴更是涉及多职能部门和其专项的规划与管理。目前各专业规划各自为政，很难协作发展。自然的地质、土壤、水文、植物、动物和基于这些自然因子层的文化历史，界定了某一景观区域的特质。在整体特质分析的基础上，城市内部不同内在的土地价值区域，由于发展的优势与动力不同，从而确定了某一分区域的结构特征与景观特色，而从时间尺度上，还应该包含时间维度的演变过程作用的影响。因而，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过程首先需要从景观背景区域（matrix）总体构成要素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整体的结构发展模式，规划通过对城市绿地系统与城市生态建设、城市发展、城市空间内部景观环境因子之间互动关系分析，即各因子包含第四维时间向量的发展对于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影响作用的分析，达到规划在时间尺度上、空间尺度以及内涵特质方面都能够维持景观生态过程的连续性，进而指导并控制其空间局部构成的形成与特征的规划。因而，规划体系的协作是解决规划高效运作的重要内容与途径。2.2.2规划技术手段的应用与部门协作多规划的协作发展需要新技术手段与方法结合传统现状调研方法的合理使用，才能够在城市这一宏观与中观尺度研究中行之有效。遥感技术拓宽了研究城市绿地系统的视野，使我们能更加准确地认识生态格局和过程。80年代中期以来，遥感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城市绿地植被的调查与分析中。选择不同时期的航片监测城市环境绿化的变化，具有信息丰富、解译速度快和精度高等优点，它是及时准确地掌握不同时期绿化现状与绿化变化的有效手段，也是合理规划绿化布局、发展多层次绿地结构、改善城市环境的技术手段。航空遥感还根据其光谱分析原理进行城市热岛效应的分析，从而考虑城市绿地系统布局与热岛效应的关系和作用。遥感技术结合地理信息技术GIS在数据获取、分析处理方面具有突出优势，GIS技术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国土资源调查、农作物监测、矿产资源管理、城市规划等诸多领域，产生了良好的效益【5】。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过程中，采用遥感分析与地面普查相结合的方法，运用计算机和GIS技术对城市的各类绿地进行全面调查研究，能大大提高成果精度和工作效率，这使得城市绿地系统定量化分析成为可能。然而，对于地理信息技术与遥感技术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领域的应用，在规划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城市已经及早在相关的遥感监测与信息管理部门进行了土地利用与绿地信息的分析与数据库的建立。资料共享存在着跨部门管理与经济效益的议题，因而，已有的资料信息库得来费力费资金，且有些数据往往与规划的研究不能有机结合。我国多数城市还没有投资进行这些工作。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过程中往往提出绿地系统现状与演变分析的要求，这时如何进行GIS分析成为在有限时间内合理应用该技术服务于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关键。有些城市领导听了专家的建议急于同时解决两项专题研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办法（试行）中对这一分析的要求应正确地对待，不要偏于一种片面的强调其作用而急于解决规划与管理过程的两个角度的要求。在广域绿地系统规划中需要的是各类绿地广域结构关系的现状与演变过程的分析，以及绿地与其它城市用地发展的互动分析。因而，作为规划人员与其他专项技术人员的合作是在前期的这些内容的协作与合理分析。GIS用于管理中的绿地信息数据的监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逐渐形成与完善。2.3多学科发展中的绿地系统规划与管理评估实效性研究目前针对绿地系统定量化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规划评估体系，各学科研究机构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管理评估目前基本没有研究性的成果。然而，各学科研究形成的评价指标缺乏共通性，评估方法也不够清晰，不利于实施操作。目前总量上的评价指标侧重平面上的数量，缺乏对城市实际中的绿地分布以及立面绿化状况的衡量。如“绿化三维量”、“叶面积指数”等是近年来为克服上述指标弊端所提出的新型指标，但目前在测算及度量方法上还没有明确界定，没有被广泛地加以应用。空间结构指标是在景观生态学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它的评价结果虽然可以反映绿地空间分布状况，但都是平面量上的反映【6】。景观生态利用“斑块”、“廊道”、“网络”、“节点”等概念可以把绿地与城市整体连接，提供城市空问描述的手段，如一些景观指数的研究。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往往理论性强而针对规划管理的可操作性不很直观，评估不能易于把握。在评估指标确定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目的，指标选择也不相同。如“园林城市”评比等相关评价中对选择城市绿地覆盖率，人均绿地面积等可计算指标进行评定，景观指数等在此就不适用。因而，指标体系应该可以分解为统计指标、考核指标、强制指标等的不同目的需要。不同层面规划指标的建构也十分混乱。广域与总体层面以及建成区与中心城区绿地系统、地段绿地的评估这些层面的评估指标体系由于研究内容与深度的不同指标应该选择有所区别。广域层面更为注重结构的整体性与要素的综合多样性，地段更重视空间结构属性和视觉特征，而建成区与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评估更关注要素的合理区位以及布局与人的使用的关联性。这些层面评估指标需符合其不同的研究层面中的规划与管理的质量与效率的要求。因而，分层面的评估体系的建构是必要的，不能够简化。如绿视率这一指标，经常是绿地评估必提的概念。绿视率是指为了反映与人的主观上的绿量感而提出的一个常用物理指标。即以照片记录的画面中绿树占地面面积的比率来进行计算。由于使用的镜头不同而造成的视野范围、视线方向不同，绿视率也不一样。所以，这一指标很难说能够准确表现出环境的特性。日本高野等人提出用环境绿视量区别于绿视率，通过使用可以将上下左右180度的视野中的景物一次性全都照下来的鱼眼摄像镜头拍摄的两张照片，测量出视点周围绿色等构成的视环境构成面的面积比。该指标在规划方案的阶段通过建立计算机模型，对完成后的景观进行预测，可以要求更改方案时相互校核的一种方法【7】。分析结论可以看出这一指标是针对地段性的绿地结构与性能评价考量指标。评价方法方面，现行评价方法大都源于国外，在引入过程当中各个不同的学派在方法的介绍上也各有侧重，这就造成了目前虽然评价方法提出了很多，但真正在应用的却比较少【6】。CityGreen模型是城市绿地数学模型研究的代表性研究【8】。对规划控制的效果与规划的评估与管理实施有关。美国的A.Wildavsky（1973）指出：规划是“控制我们行动结果的尝试”，是对未来的控制，然而出于未来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对未来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究竟什么才是好的规划”在此背景下很难做出评价。所以，他是以忽略甚至排除不确定性因素作为他整个评价理论框架的前提条件。根据这个观点，规划或政策都将在未来某一假设的时间内完成，而对于实施的评价是依据结果与规划方案的契合度为标准的，亦即规划实施最终结果与最初方案设计的一一对应性。E.R.Alexander（1981）认为规划是一项社会活动，是为获得既定目标而采取最佳战略并充分考虑实施目的和实施能力的一项社会活动。他认识到规划的不确定性，并认为规划战略若要有效就必须结合对不确定性的考虑，并且将其贯彻在规划实施的评价过程中【9】。鉴于对规划实施评估的可能与重要性的分析，当今我国绿地规划实施成效的过程评价需要研究发展，这将有利于城市绿地的管理监测与规划成效反馈。2.4实施管理体制的多专业协调性与适应性管理模式研究城市绿地系统的传统管理模式是从行政体制上分割出来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城市绿地相关管理部门缺乏协作，城市园林绿化与城市近郊区和远郊区绿化往往分属园林与农林等不同部门管理。从管理内容上只涉及绿地管理中单方面绿化问题，不能够形成宏观调控景观、生态、经济效益的管理模式。往往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