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次创业潮

中国第一次创业潮一、产生背景1、经济背景对于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情况，《邓小平文选》曾总结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197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81元，为190美元；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38位，人均只有0.17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不足1块钱。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世界排名第29位。2、社会背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拨乱反正、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迫切的历史任务。但此时，中国也为一系列社会问题所困扰，而其中最具“爆炸性”的问题也许就大量城镇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1978年、197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达到5.3%和5.4%。1979年，城镇积累的待业人员总数有150万，达到建国以来待业人数及其占人口比重的最高峰。由于短期内难以安排如此众多的人就业，导致21个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镇待业青年集会、游行、请愿和哄闹政府机关的事，成为严重的社会间题。北京市的一份调查说：“部分青年经济非常困难，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精神负担和压力很重，许多人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家庭争吵，婚姻困难，个别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就业问题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可能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其情形正如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大批人口要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团结。”形成如此严峻的就业压力的直接原因，是上千万下乡知青返回所在城镇。“文化大革命”中，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理论(简称“再教育“理论)鼓噪下，中国城乡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从1967年到1976年，全国共有14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大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农村的建设、边疆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锻炼了意志，经受了磨练，增长了才干，丰富了见识。但由于上山下乡本身固有的矛盾，以及部分知青下乡后受迫害，许多知青婚姻、住房、医疗、学习问题得不到解决，知青与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的矛盾等，加上国家对知青政策的调整，知青通过各种途径陆续返回城市的逐年增多。1974年至1977年4年间，共有438万知青返回所在城镇。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在乡知青的“返城风”在各地悄然兴起。到1978年底1979年初，出现了震撼全国的知青“返城风”。1978年调离村的知青达到25万人，1979年调离农村的有395万人。大批知青返城后，除一部分读书就业外，大部分在家等待就业。800万知青返城，就业成为社会问题。机关单位安置有限，知青只能靠摆地摊，从事理发、修鞋、磨刀、修伞、修家具、卖小吃等行业维持生计，人们管这叫“练摊”。庞大的待业队伍中，还包括其他落实政策人员，其他城镇闲散待业人员，以及新增城镇劳动人口。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生活和医疗条件逐步改善等原因，中国人口在短时期内急速增长起来。人口增长类型由旧社会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型迅速转变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型。第一，个人口出生高峰是1950年到1958年9年出生1.87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80万人。这一时间出生的孩子，分别在1966年到1974年达到劳动年龄。第二个人口出生高峰是在1962年到1975年。共出生3.5亿人口，平均每年出生250多万人。他们分别在1978年至1991年进入劳动年龄。城镇这些新成长的劳动力，除部分上山下乡，或留在城镇升学就业外，相当一部分待业在家，加重了就业压力。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庞大的就业压力急需尽快解决的特别困难时期，中国却又受着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劳动就业制度等的多重制约，短时间内难以安置如此众多的人就业。从所有制结构来看，由于多年来受“左”的影响，盲目地追求“一大二公”，强调个体向集体转化，集体向全民过渡，限制集体经济，打击个体经济，致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基本上只剩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成分。至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6%，集体经济占24%，个体私营经济几乎不存在。到1976年，城镇个体劳动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12.2%。从产业结构来看，从1958年高1978年(除1963年到1965年调整时期外)，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搞“以钢为纲”，中国工业投资中的90%投向重工业，从事重工的在职工人数在工业职工总人数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到1978年，在425.5万工业职工中，从事轻工业的只占36.5%，从事重工业的上升到63.5%。而据统计分析，每亿元投资，用在轻工业能容纳劳动力1.6万人，用在重工业只能容纳500人，轻工业容纳劳动力的能力是重工业的4.8倍。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也是处于萎缩状况。1952年，全国每万人口中，有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957个，1978年已下降到13个。同期，平均每万人口拥有的服务人员从165.8人下到63.1人。从劳动就业制度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对劳动力实行包统配制度，就业的统一性和计划性越来越强。由于上述几种因素制约，使就业道路越走越窄，堵塞了劳动者自谋职业的可能，国家因此背上沉重的就业包袱，限制了国民经济发展，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3、政策背景在原有体制框架下解决庞大的就业压力几乎是不可能的。怎么办?还在就业未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问题时，邓小平未雨绸缪，就如何解决知青问题等提出有针对性的思路对策。及至就业压力凸显成为全国性的问题时，他更进一步善了自己的思路对策。考察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可以大体勾勒出他解决就业问题的基本思路。1、千方百计，广开就业门路。1978年、1979年，邓小平在他的多次讲话中，都强调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就业问题。1978年2月1日他提出：对多余人员的出路要多想些办法，只能靠自己多开辟门路。全国都要研究有什么门路容纳这些劳动力的问题；3月28日他提出：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4月13日他提出：我们发展的领域要很好地研究一下，开辟什么领域，哪些方面会增加。8月19日他提出：我们要重视开辟各种行业，不能一提总是上山下乡，行业道路越走越窄。1979年3月30日他提出：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除了发动全党全国开脑筋提思路想办法外，邓小平在1978年、1979年几年时间里，在许多不同场合，就开辟哪些就业门路，反反复复阐明自己的意见。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4月13日，他在同方毅、胡乔木等谈话时指出：现在商业点少了。许多服务行业尽管自动化了，人也不够。科学研究人员，包括企业中的，至是成千百万地增加。大学生人数要大量增加。8月18日，他在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时提出：建筑行业发展起来，可以为其他行业提供就业。8月19日，他指示文化部负责人：要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业。文化也是一门行业,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9月18日，他在听取鞍山市委领导人汇报时指示：世界变化的结果，生产越发展，直接从事生产的人越少，从事服务业的人越多。服务行业很多，如种子公司、建筑、修理等。这说明可以有很多办法安置劳动力。10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千方百计、大大地发展各种服务行业。教育也是服务行业。现在有些行业还不成为行业，有些行业还没建立。中医是我们的国宝，这一项就可以增加很多人就业。商业人员也可以增加很多。要农、林、牧、副、渔、工业全面发展。1979年1月6日，他在同余秋里等谈话时再次强调：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游业发展起来能够吸收一大批青年就业。2、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广开就业门路，必然要破所有制结构的束缚。邓小平是鼓励大力发展集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仅以他1979年1月6日同余秋里等谈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为例。邓在这次谈话中谈到加快发展旅游时说：“全国要搞若干个旅游公司。要搞多赚钱的东西，可以开饭店、小卖部、酒吧间，搞纪念画册、风景图片，还可以搞一些正当的娱乐。”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邓都充分肯定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1980年5月12日，他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卡拉汉时说：我们现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城市已经出现，要开辟各种途径，扩大就业。我们已经找出了一些途径，比如搞集体企业。1980年12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指出：要继续广开门路，主要通过集体经济和个体劳动的多种形式，尽可能多地安排待业人员。1981年5月1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前总统说：城市要开辟多种途径解决就业问题，发展一些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排就业是见效的。要扩大和改造服务业，这样每年可以安排七八百万人。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是对把个体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的“左”错误的纠正，是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次突破，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重要成果。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很快就成为安置劳动力的主要形式。仅全国城镇集体所有制部门职工人数，就从1978年的2048万人，增加到1981年的2568万人，增加了520万人；截至1981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劳动者就有113万人。3、用发展思路统筹解决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协调加以解决。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么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如何统筹呢?邓小平指出，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用经济手段解决诸如就业等社会政治问题。1979年10月4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此外，邓小平还提出，解决就业问题还需要同教育规划、外资引进等结合起来。1978年4月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指出：“我们制订教育规划应该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1979年1月6日，他在同余秋里等谈话时说：“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先积累资金，然后再搞那些重工业项目。这样做，能增加就业机会，对改善人民生活也有利，更不发生偿还不起外债的问题。”4、一系列政策的制定为缓解就业压力，解决温饱问题。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允许“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这一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的思想。此后，党对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作了较大调整。在农村，推行农业承包责任制。一些农户靠个人或全家的埋头苦干，加上懂技术善经营，迅速成为农村致富的“尖子”。在城镇，企业实行层层承包，按劳分配。一批接一批的城里人或迫于生计压力，或为了实现人生价值，纷纷“下海”，从事个体工商业或者开公司。有了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保证，人们不再担心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也不再担心劳动所得会化为乌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