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读书报告(史记-酷吏列传)

《酷吏列传》读书报告1200060608吴东方内容简介：这是一篇类传，记述西汉前期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十几个官吏的生平事迹。特别对汉武帝时期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陽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作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写。读后感：司马迁写《酷吏列传》的目的是抨击汉武帝及其重用的酷吏苛政虐民，使得冤狱横生，社会不宁的举措，但我读了酷吏列传后，结合我对整个西汉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了解，却对酷吏这类人产生了尊重敬佩，更对任用他们的汉武帝他的雄才大略，非止对外，对内也有远见卓识，佩服的五体投地。列传开篇先引述孔子的观点，认为国家的治理与否，不在于刑法是否严苛，而在于君王是否宽厚，并举了吕后时期和景帝时期侯封、晁错的例子，认为严酷的官吏导致了国家的动乱。我却不这样认为，侯封之死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站错了队，其生平事迹并不可考。而晁错则历来被认为死得冤枉，他出于集中皇权，削弱藩属的大局考虑，不顾父亲以死相谏，执意建议景帝削减封王的藩国，结果落了个“衣朝衣斩于市”的悲凉下场。易中天先生曾在他的《明月何曾照渠沟》中评晁错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但易先生也承认“晁错是那种为了理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人。”至于郅都，他上任郡守，严惩豪强，族灭首恶，手段不可谓毒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公正廉洁，不徇私情。张汤则是汉武帝时代最著名的酷吏，官至廷尉、御史大夫，又多行丞相事，满朝官员、皇亲贵戚没有不畏惧张汤的。九卿之一的廷尉职责权力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长兼司法部长。御史大夫是汉代三公之一，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主管监察，是名副其实的实权正国级。司马迁还提到“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史素贵……”说明张汤还曾多次代理行使过丞相的职权，深得汉武帝亲信和器重。但张汤最终也恰恰倒在他代理丞相时的三个长史手里，一代酷吏最终自杀狱中，也算是莫大的讽刺。张汤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汙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汉武帝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于是重新调查案件，发现所谓张汤与商贾勾结，“居物致富，与汤分之”纯属造谣污蔑，汉武帝下令把三个长史都杀了，丞相庄青翟也自杀。遍读整篇《酷吏列传》，诸如郅都、张汤、赵禹、义纵、尹齐等皆以严酷暴烈，执法苛刻，不避贵戚著称，他们多清廉奉公、死后家无余财。然而同样名列酷吏列传的如杜周之流，虽然一开始也执法无私，但身居高位后“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显然就不那么令人尊敬。司马公虽然不是非常赞成酷吏的作为，但也公正的记述他们的好的地方，并且评价说：“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至于那些虽然残暴，但不以法律为上，专嗜杀虐的官员，显然连酷吏二字都不配称，“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熟悉两汉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汉和东汉都是亡于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豪强坐大，农民失去土地，流民成祸。王莽实行新政，将土地收归国有（将天下田改为“王田”）也是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因为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去土地进一步变为奴隶，政府对豪强大地主的约束力将持续下降，王朝的覆亡也是必然的，所谓宦官专权、外戚干政、腐败横生都是皮毛和表象。酷吏打击豪强，实际上损害的很多都是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维护的恰恰是中央集权政府的权威和下层百姓的权益。士大夫阶级是历史的主要描述者，他们当然不喜欢张汤这样的酷吏，更喜欢宽容仁厚，以德服人的循吏。但恰恰是张汤这样的酷吏，包括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时祭出五花大棒，才能震慑豪强，惩治不法。为什么我如此推崇被视为统治者爪牙走狗的酷吏呢？因为我认为相比一些沽名钓誉，以君子自居，满口仁义道德，四处惺惺作态的所谓清流相比，酷吏要对得起百姓，对得起历史。在汉末、魏末、明末都出现了一批号称清流的士人，汉有党锢之祸，晋有竹林七贤，明有东林党人，历史上主流声音是力挺这些清流或者党人的，认为他们执政将比阉宦执政更能挽救朝代的危亡。但我认为，除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派和实干家，清流和阉宦执政没有什么区别，有的时候文人误国比太监误国更危险。崇祯帝斗倒魏忠贤之后清洗阉党，一时之间“众正盈朝”，撤销东厂，撤回驻各河道、布政司、海关的太监，东林君子们随后就将治河经费、茶税收入、海商税赋收归己有，而原本能有效抽取南方丝织业商人财富的布税、丝绢税免除。但朝廷也不能不吃饭啊，正直的东林党人把持朝政之后提高了全国的粮食税，不仅如此，为了补偿军需，每亩地收两钱军税，为了补充马匹，每亩地收五钱马税，为了恢复万历以来没能得到“赐名”的远方宗室的皇粮，也要从每亩地收税。以陕西一省为例，张居正评估认为亩产值在五钱银子，可崇祯年的税负总额达到了惊人的二两银子，这就是说即使勤恳的农民努力的耕作一年收获二倍于张居正评估的收成，也只够交一半的税，怪不得李自成、张献忠们不种地了呢，都说明末天灾连年，在我看来，没有天灾也禁不住东林君子们这么折腾啊。要知道在东林党执政之前，魏忠贤主要是从京城的官员和江南的商人身上搜刮财富，在自己赚的盆满钵满的同时也能拨给辽东需要的军费，那时候陕北没有那么重的税赋，也没有那么多的起义。农民们受不了重税，就抛荒土地，揭竿而起，从农民变成“流民”，而招安流民需要钱，镇压起义也需要钱，而流民也好，官军也好都是只吃不吐的，崇祯只好拿出内帑来喂饱他们，自己则节衣缩食，把金银器皿甚至大殿里的铜壶都卖了换军费。眼看没啥卖的了，崇祯就想找百官借钱，而东林君子纷纷表示我们两袖清风，一毛不拔，发奖金可以，借钱免谈，崇祯苦苦相求，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首辅陈演更是表示自己从不收受贿赂，一文钱也拿不出来，崇祯自己的岳父周奎也才捐了一万两，是京城捐钱最多的。而崇祯看两线作战压力太大，相与后金议和，“众正”就跳出来喊“卖国贼”，最后负责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也被处死。李自成都打到河北了，崇祯弱弱地提出了“南迁”之议，结果被骂的狗血喷头，东林君子纷纷表示“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御史大夫李邦华甚至直接说：“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估计崇祯气也被气死了。读史的人看到东林党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保君王”的豪情都会异常感动，尤其是身为明朝倒数第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和倒数第二任首辅陈演到国亡之际连五百两银子都拿不出来，真是让人感动得痛哭流涕。不过如果再往后翻几页，会让人破涕为笑的是，李自成入京，从整个紫禁城搜刮出的财物变卖只有数万两白银，而魏藻德交出数万两白银，陈演主动“助响”四万两求活命，结果被家奴告发，刘宗敏发掘其家地下，发现全是白银，还有无数黄金和成斛的珍珠，不得不说陈演不给崇祯一文钱，把钱留下来给李自成也算“明智”，毕竟保全了性命，但也就多活了四天，“四月八日，得释”，四天之后李自成败给了多尔衮，陈演终于难逃一死。对了，还有那个慷慨解囊一万两的国丈周奎，李自成进京之后，他的妻子、儿子、儿媳或被杀，或自缢，他交出了七十万两白银和所有宅邸家产换了一条命。我不否认在东林党早期，和汉末、晋末的很多清流之中，都不乏有宏图报国之士，但他们一旦与大地主、大商人站在同一条战壕，就不可避免的走向灭亡。汉末群雄并起，重用寒门、招抚流民屯地的曹操击败了四世三公的袁绍、风流雅俊的刘表，并不只是个人的造化，更是时代的必然。而毛泽东和其领导的共产党分田地给贫农，蒋介石和其领导的国民党将整个国家的财富和金融把持在四大家族及团结在四大家族的大地主手中，纵使三民主义喊得再响，也不能代表人民的呼声。历史总是演了一遍又一遍。读完酷吏列传，回味几千年的历史，我想，中国需要酷吏，需要像张汤一样打击犯法不避开权贵豪强的酷吏，需要像郅都一样不徇私情，公正不阿的酷吏，抑止豪强，打击腐败。吏治清则中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