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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结构转换能力与政府宏观战略效应2013年06月17日11:03来源:《世界经济》2013年1期作者:李月邸玉娜周密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113【内容提要】本文扩展了Hausmann的结构转换模型与转换能力指标的空间测算法,运用1962年~2009年110个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SITC二分位下64种产品的贸易数据,绘制典型经济体的产品结构转换能力空间图,从理论与经验角度阐释结构转换能力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跨国经济发展数据及阶层线性成长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能否跨越陷阱,有73.85%由产品层次结构转换能力的差异造成,有26.15%由国家间战略选择差异造成。战略选择具有调节效应,即宏观战略能够调节产品转换能力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力。【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结构转换能力战略调节效应阶层线性分析【作者简介】李月,yueleenk@126.com,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邸玉娜,diyuna@yeah.net,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周密,nkzhoumi@126.com,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天津300071)。一、引言和文献回顾2008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3000美元,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再次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正如Hausmann与Klinger(下文简称为H-K)(2006)所指出的,社会经济发展从来不是一个同质、等速的过程,而会呈现出阶段性,是一个不断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国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经济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发展容易陷入长期停滞(Gill和Kharas,2009)的状态。因此,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作为对这一特定发展阶段的概括与解读。最新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表现的研究表明,战后仅有13个国家连续25年经济实现7%以上的增长,①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在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增长速度会显著下降。从世界各经济体的经验来看,虽然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跨越,但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仅用1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人均GDP3000美元~10000美元的跨越,马来西亚、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家则深陷“陷阱”近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将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分化期就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在探索中等收入陷阱产生原因与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找出国家间差异的形成原因亦是本文一个研究重点。为解决这一重要发展问题,在理论层面,现有文献以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与解决机制为核心,形成两种基本视角:一是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代表从突破制度约束刚性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解决需要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Imbs和Wacziarg,2003;Gill和Kharas,2009;青木昌彦,2005;Rodrik,2007;Naughton,2007;Tran,2010;WorldBank,2008);二是以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从摆脱增长机制锁定的视角,寻找增长与跨越的内在驱动与实现路径(Hu,2011;Ivaniashvili-Orbeliani,2009;Vares等,2011;Schwab,2010;Chang,2008;Reinert,2007;Amsden,2001)。在应用层面,林重庚和斯宾塞等(2012)曾归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五个“相似之处”,即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保持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尽管如此,不同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经验亦存在差异(Tran,2010),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路径依赖及制度特征来选择自身的发展战略(Paus,2009)。首先,一些学者对东亚与拉美地区的经验分析发现,是否成功进行经济结构转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战略选择。H-K(2006)指出,经济发展是从生产简单商品的贫穷国家,向生产复杂商品的富有国家的转变过程。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与这个国家能否实现结构转换以及产品的多元化或高级化有很大的关系。Yusuf和Nabeshima(2009)借鉴上述概念来证实马来西亚结构转换乏力是陷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其次,Eichengreen等(2011)对110个国家概率回归发现,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下降大多发生在投资率超过29%的国家;而发生经济增长下降几率较小的是消费占GDP比率为60%左右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大多存在过度投资与消费不足的问题,因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投资、出口、消费协调拉动转变是战略选择的关键。再次,东亚的快速发展,日本、韩国、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Minami,1973;蔡昉,2010;朝元照雄,2004)都离不开人口红利战略。Bloom和Wiliamson(1998)等认为,东亚奇迹有一半以上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利用需要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但过度城市化不但造成城市发展缺乏经济支撑,而且还导致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争夺资源,影响工业化进程(马晓河,2010)。李月和邓露(2011)提出过快的城市化不但无法消除增长瓶颈,而且会带来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最后,当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将面临多方面转变,政策制定者的职能亦应随之转变(Gill和Kharas,2009),成功的经济体往往实现了制度与战略的有效调整。新加坡的成功就是政府在战略选择过程中扮演了积极角色,将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战略,进而使生产能力转移到依靠高级劳动力和技术的价值链高端部门(Blomquivst,2000)。约旦由于错误坚持“华盛顿共识”10年,一直未踏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Harrigan等,2006),直到2003年约旦政府转为采取以教育改革和向知识经济过渡为主的积极主动型发展战略(Paus,2009),才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本文将着重从第一层面,即结构转换层面探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现途径。学界对于结构转换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研究范式:一是基于钱纳里等(1988)的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经济结构的转变又推动经济发展。此类研究注重于在理论与经验分析层面,定量研究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以罗斯托为代表的从结构到总量的分析方法,重点在于以创新为基础的主导部门如何通过扩散效应推动产业结构转变、加速经济增长,强调经济增长中的回流效应(谭崇台,1989)。陈平和李广众(2001)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结构转换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着结构转换的资本转移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达7.1%。可见,结构转换是解释中国产出增长的重要变量,将其应用到中等收入阶段,由结构转换而形成的持续稳定增长便能够促进经济体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学界运用此方法定量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相对较少。第二种是定性分析。马晓河(2010)通过对比典型经济体中等收入阶段经济结构演变的历程发现,大多数国家经济结构转换滞后,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实现转型并进入高收入行列。全毅(2012)指出,东亚国家和地区几乎每隔10年就实现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进而带动经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过梳理上述研究我们发现,对于结构转换的界定,大多指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经济结构等。定量分析主要采用两个指标:一是Clark定义的结构转换系数S1,即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该比重越小,说明结构转换的速度越快,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越高。另一种是国内学者在分析中国结构转型问题中经常使用的结构转换系数S2,即第一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无论哪种方式均属于宏观层面对结构转换现象与结果的考察,缺乏微观基础。本文将从微观企业层面展开对结构转换研究,并且注重于对结构转换能力的考察,而非简单的通过反映结构现状或结果的数据进行考察。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除了明确跨越陷阱所必须克服的发展瓶颈外,还必须提出有效匹配的战略选择,这需要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战略对跨越陷阱的作用机制。由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涉及的领域庞大,尚未形成有机的理论体系,因此以往研究大多明确几个重要的发展瓶颈,然后提出克服瓶颈的战略选择,进而起到跨越陷阱的作用。针对结构转换突破瓶颈的内在逻辑为:战略选择→突破结构转换瓶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图1所示。这样虽然能够提出帮助经济体克服瓶颈、跨越陷阱的有效战略,但基本局限于定性分析,并且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缺乏系统研究,从而忽略战略选择对于产品转换能力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力,即战略的调节效应。②本文将借助阶层线性模型(HLM)中的成长模型,从定量分析的视角考察不同战略对于跨越陷阱的调节效应与作用机制。图1战略选择的调节效应与作用机制基于上面的分析,本研究的贡献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尽管结构转换的实现问题是众多学者解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视角与实现途径,但其考察与度量方式众多,基本可以概括为是对一国或地区结构转换结果的度量,即其数据反映的是某时点静态的宏观结构情况,并且缺乏微观基础。本文则通过扩展的HK结构转换模型,从企业利润最大化下的最优选择出发,提出结构转换能力的概念与测算方法,考察经济体某一时点的结构转换能力,对未来结构转换进行动态预测,进而考察不同类型产品的转换能力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力与作用机制。第二,在对战略选择的研究上,摆脱了传统的战略选择→突破瓶颈→跨越陷阱的分析范式,而是强调战略的调节作用,将战略选择、结构转换和跨越陷阱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定量分析指出各具体战略对跨越陷阱的调节作用与作用机制。第三,本文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在方法上,特别是对HLM模型的应用。现有研究大多采用传统分析范式,即通过国际经验比较的方式对典型经济体的结构转换做定性分析,指出其差异性是影响一国或地区能否顺利跨越陷阱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每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变量的差异,也会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传统的Logit模型与OLS模型是将产品和宏观战略作为并列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做出估计。实际上,各类产品属于一国内部的个体属性,而宏观战略则属于一国的总体属性,二者处于不同层次。③处理这种既有国家内部产品层次变量,又有国家层次变量的回归问题,应采用阶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LinearModel,HLM)。为了分析一国产品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里引入两阶层线性模型。该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体现个体层次和总体层次的交互作用,在分析产品结构转换能力对经济增长速度影响的同时,分析国家间宏观战略的不同所导致经济发展过程的差异问题。本文基本脉络如下:首先以扩展的H-K结构转换模型为微观基础,对结构转换的实现过程与条件进行理论研究。借助产品空间(productspace)方法,运用110个国家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二分位下64种产品的贸易数据测算结构转换能力指数,选取典型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结构转换能力数据,找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结构转换的对应关系,从而对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推论。其中,结构转换能力主要通过产品密度的范围、结构和分布来衡量,即在产品空间视角下,测算目标产品周围优势产品间的密集程度,以作为衡量产品密度的数据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LOGIT与OLS模型对理论进行检验,证明结构转换能力对跨越陷阱的显著影响。进一步,借助HLM成长模型,分析在跨越陷阱时各国差异显著的原因,以及产品层次结构转换能力与宏观层次战略选择对跨越陷阱的影响力与作用机制。通过从零模型—成长模型—加入宏观情景变量的成长模型的逐步深入,对上述问题做出定量分析,并且考察战略选择的调节效应,分析不同战略调节产品转换能力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力与作用机制。最后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启示。二、结构转换的理论模型与指标构建
本文标题:中等收入陷阱结构转换能力与政府宏观战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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