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的研究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陈光中陈海光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于此次修改，国外媒体评论其是中国法制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重大举措;而国内司法界则一致认为其是在保持惩罚犯罪力度的前提下，侧重了对人权的保护，是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因此，可以说此次修改是成功的。然而在刑事诉讼法修订后3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社会思想又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我们要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但这并不妨碍法律界酝酿进一步改革刑事诉讼制度。事实上，目前中国是存在着进一步改革司法制度包括刑事诉讼制度的契机的。首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从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第一次把“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提出，并要求“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因此，进一步修改刑事诉讼法，保证刑事审判的公正和独立，正是落实江总书记讲话精神的体现。其次，中国政府已经签署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现正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上述两个公约中，规定了法官独立、被告人的沉默权、一事不再理等内容，它们与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尽一致的。故此，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使之与国际条约相符合，是善意履行国际法的必然要求。另外，随着中美入关准入谈判的结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将大大加快，届时，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的影响当然主要是在国际贸易上，但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社会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从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来讲，调整我国相关诉讼制度，使之符合国际社会保护被告人人权，提倡公平诉讼的潮流，是确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之一。最后，在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存在制度不配套，法制观念淡薄等原因，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管辖问题，强制措施问题，证人出庭的问题以及辩护律师阅卷问题等。为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深层次地进行刑事司法改革。具体而言，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应着重考虑以下五个方面：一、加强司法独立的保障制度司法独立是由司法活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严格执法与公正审判需要法院和法官保持独立性，它意味着法律至高无上，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只对法律负责，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因此，我国的依法治国方略能否实现，司法独立是关键因素之一。对我国而言，司法独立是指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保障司法独立应采取以下措施：(一)理顺法院审判与党的领导、人大监督的关系，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防止某些领导人以言代法，破坏法制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它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把代表人民愿望的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实现党的领导。而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只能分别由国家机关行使，党不能越俎代疱，包揽一切国家事务。正如党章中指出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任何一个党的组织和党员，都不能以权压法，以党代法。所以，正确的党与法院审判的关系应为：严格实行党司分开，党的领导应由事务性领导职能转变为政治性领导。因为人民法院是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的，依法行使审判职能的国家机关，从国家体制上看，它与党委没有隶属关系。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只有通过党的组织系统，在宪法和法律固定的范围内，由司法机关内部的党组织采取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党员发挥模范作用的方式，来保证人民法院正确独立执行法律，帮助其总结审判经验，改进审判作风，而不是以党的名义实际直接参与审判业务活动，甚至进而代替法院办案。至于人大的监督问题，根据我国宪法，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其监督，因此，人民法院与各级人大之间确实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只不过由于过去党政不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未发挥真正作用而已。随着近年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大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问题才被提到日程上来。这一变化无疑是我国法制健全的重要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可以任意干涉人民法院职权范围内的审判事务。须知，人大的监督必须遵守两项原则，一是不能代替人民法院行使职权，也就是案件的最终决定权仍在人民法院，人大监督只能起到咨询、督促的作用;二是必须以集体行为的形式出现，即人大的监督至少要以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名义提出，而不能是人大代表的个人行为。(二)合议庭要拥有法定的独立判决权，理顺合议庭与庭长、审判委员会的关系。目前，中国的刑事审判模式具有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在这种审判模式之下，法官个人的作用，个人对法律的理解已被集体行为所全面抵消。可以认为，法院内部已经出现了法律规定之外的其他审判组织和形式，如庭长、院长审批案件制度，它们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诉讼效率的提高并导致案件的大量积压和久拖不决。因此，在将来的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一定要强调合议庭的独立和重要性，给予其对案件的审理权和判决权，让法官真正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来，并规定只有合议庭认为对那些案件重大，不能作出判决的，才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废问题，理论界是存在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应维持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制度。因为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审判组织，同时，这种制度也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实行集体决策的优越性的体现。而认为应该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观点则认为：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首先未能起到为案件把关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其组成人员水平不一造成的;另一方面原因是讨论案件时间有限造成的。其次是审判委员会成了某些审判人员推卸责任的工具，即把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推给审判委员会，然后在利用汇报的机会去影响判决。另外，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还要造成诉讼的拖延，不利于诉讼经济原则的发挥。我们认为，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审判委员会将会完成其历史使命。但在现阶段，则仍应在改革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程序的前提下，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理由有二，一是我国当前的法官素质各地不平衡，一些地区法官素质不高，不能胜独立审判的重任;二是在社会风气不正的环境下，审判委员会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工具。至于具体的改革措施，至少有以下几点：1?审判委员讨论案件的时间应在合议庭评议案件之后，以防止庭审走过场;2?审判委员会的成员应吸收资深审判人员加入;3?审判委员会成员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应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并在裁判文书中对双方的意见均予体现。(三)理顺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的关系。一方面要防止上级法院以各种方式提前介入，非法干涉下级法院的独立审判。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取消目前存在的案件请示汇报制度。即一个案件在没有审结之前，本院的办案人员不能向上级法院进行案件处理情况、内容等方面的汇报，以免使上级法院的法官们产生预断。因为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度。刑事诉讼当事人(被害人除外)若对一审判决或裁定不服，在法定期间内可以提出上诉，而公诉人则可以提出抗诉。若二审法院已事先了解案情并对如何处理进行了指导，那么二审终审制将流于形式，失去其应有的监督作用。因此，为保证二审终审制度的全面落实，一定要防止上级法院各种方式的提前介入以及取消下级法院的请示汇报制度。另一方面又要由上级法院管理下级法院的人事、财政事务，以免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破坏法制的统一。法院系统内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形成是存在多种社会因素的，但人民法院的财产权及人事任免权统属于同级地方机关，则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有的法院为了获得足够的财政拨款，有的法官为了顾及自己的发展前途，都不得不迫于地方机关的压力，作出取悦于地方当局的裁判。为改变这种现象，必须改革法院的人事和财政管理制度。在人事管理上，要扩大上级法院在下级法院人事任免上的发言权;在财政上，由全国人大决定司法拨款的数额，并由国家财政统一拨给最高人民法院，由其负责分配给下级法院，以消除人民法院对地方财政的依赖。(四)改革法官、检察官任免制度，使法官、检察官具备应有和业务水平和职业素质，能够不畏权势，秉公执法。以法官选任制度为例，基层法院的法官必须要具有法学大专以上的学历，并要通过统一的司法职业考试。所谓统一司法职业考试，是指参照法国、德国的做法，将法官资格考试、律师资格考试和检察官资格考试合为一体的考试制度。通过此项考试的人有权选择以法官、检察官或律师为职业。在英美法系国家，成为法官的先决条件是从业多年的律师，这对法官任职资格的要求无疑更高。中级以上各级法院的法官应有大学本科学历，并且原则上要从下级法院中择优选用，并以聘任教授、学者和律师加入法官队伍为辅助措施，这样可以保证法官的素质与其所负职责成正比，从而保证上一级法院的权威性。同时提高法官的任命规格，即规定高级法官以上的法官应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名，由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任命，并规定非经正式法定程序，法官不受罢免。由于法官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职位的稳固，其公正执法，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也必将大大增强。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所谓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为了保障这项权利，只有自愿作出的供述才能作为证据采纳，以暴力、威胁、利诱、欺骗和违法羁押等手段获取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沉默权在理论上是有侦查阶段的沉默权与审判阶段的沉默权之分的。在美国，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告知其沉默权;而英国将对被告在法庭上行使沉默权的能力进行了近期的限制。中国刑诉法没有赋予被告人以沉默权，相反，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即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是与中国加入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有关规定不一致的。该规则第14条第2项提出少年刑事被告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应当看到，确立沉默权不仅是善意履行国际条约的需要，更是促进取证行为正当化、文明化、科学化的需要。因为沉默权的规定符合无罪推定的实质要求和举证责任制度的原理，并且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当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并不意味着在这一前提下不能作出某些例外的规定。中国刑事诉讼法应在规定沉默权的同时，采取鼓励、支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的措施，从而有利于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但不能将其沉默或拒绝供述作为从严处罚的依据。也就是说我国应采用相对沉默权的办法，即在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同时，应规定特殊的例外情况，并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争取坦白从宽。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沉默权发源地的英国，于1994年在《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中对沉默权的适用进行了限制，即被告人在下列情况下行使沉默权，将可能获得对其不利的法律推论。这些情况包括：1?被告人没有提供的事实是他所赖以进行辩护的任何事实，而期望这种事实由他提供是合理的;2?被告人在审判中无正当理由拒绝回答问题;3?警方在他的身边、衣物、住处或被捕地发现任何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材料和痕迹，而被告人拒绝对此进行解释;4?被告人拒绝解释他出现于犯罪前后特定地方的原因。这些规定表明在英国存在着是否规定沉默权是否予以保留的争议。同样，在我国也存在着是否规定沉默权的争论。我们认为应当设立沉默权，是因为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的义务，并不比其具有优越性。这具体表现在：第一，规定被告人如实陈述的义务，并不能提高破案率。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其对待供述的态度不外乎有两种，一为自愿陈述，即不论法律规定沉默权或是如实陈述，他都愿如实陈述，两者效果一致。二为不作供述。在此情况下即使法律规定了如实陈述的义务，若非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也不能因其不供述而认定有罪;反之赋予其沉默权也不妨碍在特定情况下对其作出不利的推定。因此，如实陈述义务的规定在提高破案率方面并不比规定沉默权的程序更占优越性。第二，要求被告人如实陈述的规定不具有科学性，而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要如实陈述，但如何评判犯罪嫌疑人的陈述是否真实?其标准是什么?法律未作明确规定，导致侦查人员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