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南方百越族历史

中国古代南方百越族历史我国南方及东南沿海的越人居住区，在秦朝时已被统一并设立了郡县。秦末农民起义爆发时，当地官吏和贵族分别建立了政权。汉初以来，共有三个政权，即东瓯（治所在今浙江温州）、闽越（治所在今福建闽侯县）和南越，合称“三越”。南越由赵佗所建，此前已述，而东瓯和闽越在秦末称东越，占有今浙江和福建地区。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郢出兵进攻南越，南越王向汉廷求救。汉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率兵分两路伐闽越。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慑于汉军的强大，与宗族合谋共杀闽越王，投降汉军。武帝就立前闽越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繇王，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共同统治其地，而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余善手里。元鼎六年（前111）秋，余善又发兵抗拒汉朝，同时，他又刻“武帝”印玺，自立称帝。因此，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冬，派兵攻入东越。越繇王居股杀余善，以其众投降汉军。武帝遂废除闽越政权，并将当地居民迁徙于江、淮之间。南越在赵佗第四代孙婴齐为王的时候，有明显的亲汉举措，引起了以丞相吕嘉为代表的割据势力的不满。婴齐死后，子赵兴继立，南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表面化。元鼎四年（前113），吕嘉发动叛乱，杀死亲汉的王太后摎氏和赵兴，又杀汉朝的使臣，立建德为王。元鼎五年（前112）秋，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兵10万，水陆并进。汉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攻破南越都城番禺（今广东广州）。吕嘉和建德及其部属数百人逃入海中，后仍被捕获。南越政权至此完全消灭，汉廷将其地分置为九郡.汉武帝消灭了三越割据政权，恢复为直属的郡县，促使了我国东南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有利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南越内属之后，更有利于中国与南洋、印度之间海上交通及贸易的发展。通“西南夷”汉代的西南地区，指现在的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一带，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这些少数民族有的仍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有的已经进入奴隶社会。云南的部落景观，这里曾经是汉朝“西南夷”住过的地方。建元六年（前135），领兵进击闽越的王恢，曾派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令唐蒙去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蜀地的枸酱，听说枸酱是巴蜀商人贩卖到夜郎，然后经牂牁（ｚāｎｇｋē）江（今北盘江上游）转运到南越的。于是，唐蒙上书汉武帝，建议通夜郎道，利用夜郎精兵，沿牂牁江而下，出其不意地制服南越。元光五年（前130），武帝任命唐蒙为中郎将，令他率领一千人前往夜郎。夜郎占有今贵州省北部和西部一带，并且包括四川南部、云南东北及广西北部地区。夜郎国王姓竹名多同，自立为王。唐蒙到了夜郎，竹多同闻知汉朝的辽阔、强盛，才晓得自己见识浅薄，孤陋寡闻，于是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此有了成语“夜郎自大”。汉武帝在这一地区置犍为郡（郡治在今四川宜宾市）。元鼎六年（前111），汉廷攻破南越后，夜郎入朝。武帝又致力于西南的开发工作。汉武帝颁给滇国王的“滇王之印”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势力深入闽中，楚共王时（前５９０-前５６０年），已抚有蛮夷，奄征南海。到楚威王破越时（前３３４年），浙、闽之地尽属楚。不久，楚国盛极而衰，在吴国和秦国的接连打击下，迅速没落。所以，楚族在闽中留下的影响不很显著。而越族则不然。《史记》载：楚破越，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于越贵族率领大批越人，迁徙我国南方各地，甚至海外广大地区，其中也有入闽的。相传福州于山即因于越人迁居于此而得名。于越人以其强大的武装力量、政治影响以及先进的生产力，控制并主宰了闽族社会，深刻地影响了闽族的经济、文化生活。由于于越族和闽蛮族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近甚或相同，所以在接触之后，较快地交流融合，此后称闽越族。战国末期，以无诸为首领的闽越贵族建立闽越国。而以摇为首领的于越贵族则在原属闽蛮族的东瓯（浙南瓯江）地区，建立东瓯（东海）国；以织为首的于越贵族，也在闽与粤、赣交界之处建立南海国。这些地区，原皆属七闽之地，汉初受封为三王国，这应是闽、越两族融合及汉廷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战国晚期以后，越人的大量流徙，深入南方各地，与当地土著人混合交融，形成了后世南方地区复杂多样的种族面貌及其文化特征。南方广大地区众多少数民族的形成，应与这一历史过程密切相关。汉代，东南沿海有于越、瓯越和闽越，华南和西南地区有西瓯与骆越；以后陆续西迁来的还有瓯、闽、闽越族等，故东汉以后，西南地区有闽濮和闽越濮出现。从南方广大地区普遍存在的悬棺葬俗、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凿齿习俗等，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与渊源关系。由上可知，闽越族的形成是由战争和经济开发而引起民族融合的结果。闽越国的存在，从无诸起算，也不过百年时间。由于它在福建历史开篇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历来受到重视。越俗指越地民俗，是越文化中最富于区域文化特色的一个部分，其间存留着古老百越族习俗文化的传统基因。这不限于典籍上记载的古越人断发文身、凿齿锥髻、踞箕而坐乃至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之类的原始风情，也包括流传于后世的种种越地的民情、礼俗、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及民间信仰，尤其是从这些习俗信仰中反映出来的越人的质朴、悍勇和开拓进取的心理特征，一种多少带有野性成分的精神气质。正是这样的气质，使得越文化不仅与讲求礼乐文饰的中原华夏文明有显著差异，就是同邻近地区的吴文化相比，亦呈现出其自身的个性。我们知道，吴地的先民乃勾吴族，亦属上古百越族的一个分支，故吴人的风俗习惯与越人相仿。但吴地距中原为近，开发较早，接受华夏文明的浸润较深，其百越文化的基因便不够显扬；加以身处太湖流域的平原地带，为典型的“鱼米之乡”，经济富足，生活安定，也容易养成人们求稳怕乱的守成心态。我们看吴地建立的政权，自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失败以后，历代执政者多有一种“偏安”的情结，往往以割据江东为满足而不思进取，直至清末八国联军入侵时犹有“东南自保”的呼声发起。吴地居民也常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为满足，不惯于离乡背井去别创家业。越人的情况便有所不同。越地经济、文化主要是在山区与海岛之间展开的，“地狭民贫”之称到南宋年间因循未改，这就迫使越地居民致力于以斗争求生存，冒险开拓进取也远较吴人为习见。《越绝书》上记载着越王勾践的复仇事迹，民间传说里讲反抗斗争的故事甚多，再联系到铸剑、尚武的种种传统和近世秋瑾、鲁迅诸人的思想性格，则越人那种独具一格的勇悍气质当不难窥见。越人还善于向外拓展，尤其是沿着海路外移，或北上山东、辽东、朝鲜半岛乃至日本，或南下闽、台、海南及东南亚，到处播散着越文化的印迹。以日本而言，我们过去多关注其接受中原华夏文明影响的一面，但那只是公元7世纪圣德太子主政以后的事，而在这之前很久，日本早就形成自己的民俗文化，从其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如嗜生食、穿着俭朴、干栏式建筑、坟丘墓葬）和各种民间习俗信仰（如男女情爱较为开放，盛行招魂、降灵、冥婚等巫鬼信仰以及民风强悍进取等）来看，均不类于重礼乐文饰的华夏文明，反倒和江南越地民俗为近。这跟稻米种植和铁器制作技术于公元前200年间由江南传入日本，是否有密切的关联呢？越人的冒险开拓精神一直延续到晚近，有三个事例足以昭显，那就是明清的“绍兴师爷”、民国期间的“宁波同乡会”和当前出现的“温州模式”。明清时代，越地经济、文化已然发达起来，受教育的士子陡然增多，而因科举取士在各地实行配额制，众多越地人才无缘由科举晋身仕途，于是相当一部分人转入幕僚队伍，形成独特的“绍兴师爷”景观。“绍兴师爷”在文人笔下以利口机心著称，近于恶谥，其实并不简单。学做“师爷”，要抛弃弄惯了的八股文，去熟悉钱粮、刑法等各种实务，还要通达人情世故，练就写公文的好手笔，对习举业的人来说，不啻是脱胎换骨，没有开拓进取精神是做不到的。进入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外地移民大量涌入，以原籍浙江省为最多。浙江移民中的宁波籍人甚至在上海成立了“宁波同乡会”，不仅起到联络乡情、互通声气的作用，且能与上海的租界相抗争，以捍卫乡人的权益，在当时创下不小的名声。再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温州模式”，温州人以个体小生产发家，而今经商的足迹遍及全世界，不少地区和城市均出现“温州街”、“温州村”之类温州人聚居或经营的场所，这显然又成为冒险开拓行为的样板。这类现象大家都很熟悉，而从民俗学的角度给予观照，以与越人的文化心理特征相连结，也许会有深一层的体认。越艺再说越艺，即越地生成的久远而繁盛的艺术文化。越艺和越俗稍有不同，在于它是中原华夏文明与南方百越族文化相嫁接的产物，艺术形态上受华夏文明多方面的陶铸与熏染，距离百越文化原始、质朴的风貌已相当遥远。不过越地艺术文化在骨子里仍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宗尚自然可说是它的一大特点，由此而体现出来的那种反朴归真的情趣，也还是同百越文化的基因有着血缘关系。越艺的宗尚自然，首先表见于山水文艺的发达。我国山水文学的传统正式形成于六朝，其肇端离不开越地山水。如山水诗派的创始人谢灵运，其诗兴得力于永嘉山水人所共知。又如现存最早的山水赋有孙绰《天台山赋》，山水小品有吴均《与宋元思书》，均以越地山水为表现对象。山水画则在东晋顾恺之已见滥觞，画虽不存，而从顾恺之评论会稽山川之美，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来作形容，亦可见其发兴之由。山水与越地艺术结下不解之缘，这个趋势一直保持到当今，充分显示了越文化的个性。越艺的宗尚自然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表现，便是抒述性灵。如果说，山水代表着物的自然，那么，性灵正意味着人的自然，即情性的自然，而且两者之间常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发扬性灵也就成了越地艺术文化的传统。性灵思潮的源头似可追溯至魏末嵇康，并于“竹林七贤”的交游活动中得到一定的反响。我们看汉魏以来兴起的文人五言诗作，其第一波建安诗歌，诗风厚重而有风骨，属典型的中原文化。第二波正始诗歌便有了独抒性灵的气息，像“手挥五弦，目送飞鸿”那样一种从容自得的境界，以往诗篇中罕见，这跟文坛主将嵇康的影响分不开，因为嵇康本人即可视以为这一“魏晋风度”的化身。嵇康以后，郭璞的游仙诗里或杂有越地山水与性灵文化的影子，至东晋玄言诗潮，则整个地笼罩着自然适性的言说宗旨。玄言诗作的相当一大部分是在越地山水宴游活动中展开的，兰亭宴集便是个著名的例子，此风于山水诗兴起后续有衍申，而越文化中的性灵取向因亦得到彰显。唐以后，文坛重心转移北上，但开、天年间仍有“吴中四子”，其中的贺知章乃四明人，诗风清畅自然，不同于北方诗人。大历年间还出现了一个浙东诗人群，不少人都带有抒述性灵的倾向，如秦系、朱放、张志和、僧灵澈、僧清江等，在唐代诗坛上独具一格。此外，如南宋时的“永嘉四灵”，反江西，倡晚唐，主性灵，影响及于全国；又如元末的杨维桢与王冕，明中叶以后的徐渭、张岱、王思任、陶望龄，直至清中叶的袁枚、赵翼和稍后的龚自珍等，均属性灵文学的大家。可见重性灵的传统在越地源远流长，确系越地艺术文化的一大特色，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尚不多。山水、性灵之外，越艺的宗尚自然还有多种形态，像宋窑出产的青瓷、白瓷不同于“唐三彩”，越地林园的萧疏自然不同于颐和园的金碧辉煌或苏州园林的工巧精致，乃至宋元南戏的质朴通俗、明清山歌的泼辣大胆以及绍剧、婺剧的亢厉粗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现着越艺返归自然的特性。越学研究越文化，更要重视越地学术思想与成果的清理、总结工作，因为它已经构成了一个统系，或可称之为“越学”。诚然，学术层面的文化不可能像习俗文化、艺术文化那样具备鲜明而独特的地方色彩，因为学术思想与成果总是面向全国各地区开放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在所难免。不过地区内部的家族渊源、师友承传甚至后辈对前贤的精神仰慕与追踪，自亦是经常在起作用，这便是“越学”得以成立的依据。“越学”的发轫大致以东汉中叶王充著《论衡》为标志。《论衡》针对两汉流行的谶纬神学及其他迷信，标榜“疾虚妄，求实诚”的论说宗旨，大力批判各种保守、愚昧的习气，发扬实事求是的认知精神，这一崇实求真的指导思想为越学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王充以后，历魏晋南北朝隋唐，越地未见大思想家、大学问家问世，“越学”的承传在若存若亡之间。至北宋，经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在越地兴学，“越学”的传统始又扬起，有“明州四子”“永嘉九先生”诸儒表见于世，大抵继承二程洛学而又有自己的特色。但“越学”的真正成熟还要待到南宋乾道、淳熙之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