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明代试题

1、《三国演义》的思想主旨（《三国演义》主题纷争）：1、“正统”说；2、“忠义”说；3、“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4、“反映三国兴亡”说；5、“歌颂理想英雄”说；6、“赞美智慧”说；7、“天下归一”说；8、“讴歌封建贤才”说；9、“悲剧”说；10、“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11、“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12、“宣扬用兵之道”说；13、“人才学教科书”说；14、“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15、“总结历史经验”说；16、“无固定主题”说等。《三国演义》主题概括：《三国演义》以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的愿望，鲜明地表现出“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其中既有对明君贤相、清平世界的赞美与渴慕，对昏君贼臣、天下大乱的痛恨与厌恶，又有由于最终理想幻灭、道德失落、价值颠倒的惨痛现实所带来的悲怆与迷惘。（一）明君贤臣理想1、政治上行“仁政”刘备——“仁君”典范：“仁”为赢得民心手段：理政新野：“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当阳撤退：携民渡江：“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兵进西川：“秋毫无犯”，百姓“焚香礼拜”。“仁”为安身立命准则:宁失军师不强徐庶所难；不顾幼子唯恐赵云有失；三让徐州而不受，出入荆州而不夺，兵临西川不忍取。《三国演义》第60回刘备说：今与吾水火相攻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忍也。2、人格上重“忠义”诸葛亮——“忠”的楷模对蜀汉“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卷23）。“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辅佐刘备：忠心耿耿，克尽臣职守。辅佐刘禅：力撑危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二）“拥刘反曹”倾向1、“拥刘反曹”的具体表现：内容上，把刘备写成“仁君”、将曹操写成“奸雄”。结构上，把刘蜀放在首位，而曹魏显居其次。语言上，多称刘备为玄德、皇叔、豫州、先主；而对曹操直称其名算客气，多称小名阿瞒，甚至称“贼”、“汉贼”、“国贼”。2、“拥刘反曹”的思想实质（1）从官方史学看，“拥刘反曹”表现的是关云长——“义”的化身3、才能上尚“智勇”（为偏安王朝争正统的封建正统观念（2）从民间文艺看，“拥刘反曹”表现的主要是反抗异族、“人心思汉”的民族情绪（3）从《三国演义》看，“拥刘反曹”既有拥护仁君仁政、反对暴君暴政的人民性，又有不满异族统治、要求“还我大汉”的民族性，还有某些封建正统观念的陈腐糟粕。（三）总结斗争经验与智慧。诸葛亮“隆中对”、赤壁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料事如神、谋略超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深谙政治，精通军事，善于外交。（四）道德悲剧意识用“道德价值”去压制、克服“政治利益”，决定了蜀汉悲剧的不可避免。刘备悲剧：“仁”辞荆州而备受困扰；“践义”伐吴而造成彝陵惨败。关羽悲剧：“义”释曹操，认敌为友，贻误战机；傲视东吴，化友为敌，酿成失荆州、走麦城、被擒俘、遭杀戮悲剧。诸葛亮悲剧：“才”与“德”矛盾而以“德”为先，使事业受阻；“生命”与“奉献”、“天命”与“人事”矛盾而选择后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积劳成疾，“出师未捷身先死”。庞统说：“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道德仁义，只会到处碰壁。“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韩非子·六反》）（五）揭露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及战争灾难。2、《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一、历史演义小说的成功范例。“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章学诚《丙辰札记》）※渲染史实，创造性格；※增加人物，改变史实；※补充情节，增加细节。二、出色的战争描写：1、犯中求避，同中见异，千变万化，特点鲜明。三大战役都是以弱胜强的火攻，但官渡之战是烧粮草；赤壁之战是烧战船；彝陵之战是烧营盘。烧粮草在平原，烧战船在水上，烧营盘在山林。2、注重表现战争中的“智谋”。官渡之战，袁绍败于无智；赤壁之战，孙、刘胜于斗智；彝陵之战，东吴显是智胜。3、注重在战争中写人。详写战前谋划；详写主动、得胜方。4、注重场面气氛渲染，多用张弛结合、动静结合手法。三、生动典型的人物塑造艺术。“三绝”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诸葛亮——智绝（“智”的代表）1、三顾茅庐：见单福作歌而以为孔明；闻报水镜来而以为孔明；见崔州平而以为孔明；见石广元、孟公威而以为孔明；见诸葛均、黄承彦而以为孔明；毛评：正如永夜望曙者，见灯光而以为曙也，见月光而以为曙也，见星光而又以为曙也。又如旱夜望雨者，听风声而以为雨也，听泉声而以为雨也，听漏声而又以为雨也。《西厢》曲云：“风动竹声，只道金珮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玄德求贤如渴之情，有类此者！孔明即欲不出，安得而不出乎？此卷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写其人如闲云、野鹤之不可定，而其人始远；写其人如威凤、祥麟之不易睹，而其人始尊；且孔明虽未得一遇，而见孔明之居，则极其幽秀；见孔明之童，则极其古淡；见孔明之友，则极其高超；见孔明之弟，则极其旷逸；见孔明之丈人，则极其清韵；见孔明之题咏，则极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欢，而孔明之为孔明，于此领略过半矣。2、隆中对——未出茅庐而知三分天下3、赤壁之战舌战群儒，智激孙权和周瑜，草船借箭，定计火攻，七星坛祭风，智算华容。周瑜只是诸葛亮的侧面陪衬，蒋干中计、苦肉计都被诸葛亮识破，此后三气周瑜，周瑜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料事如神，谋略超人；下知地理，上晓天文。深谙政治，精通军事，善于外交。4、七擒孟获毛宗岗评：孙权之兵，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孟获之兵，亦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孔明之通吴，非注意于东，而注意在北；孔明之征南蛮；以非注意于南，而注意在北也。5、六出祁山骂死王朗；空城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造木牛流马；上方谷地雷阵；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等。司马懿屡屡称诸葛亮是“天下奇才”，“吾不如孔明也”。诸葛亮临终前说：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亡矣。作者的理想是仁政、明主、贤相、英才相结合的理想社会。但这个理想在强大的“天意”面前被击得粉碎，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的幻灭，道德的失落，价值的颠倒所感到的一种困惑和痛苦。诸葛亮最后壮志未酬，饮恨而终，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诸葛亮身上，寄予了作者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也是一部悲剧。关云长——义绝（“义”的化身）毛宗岗《读三国志法》：“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下邳降曹：曹操赞曰：“财贿不足以动其心，爵禄不足以移其志”，“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华容释曹：后人诗赞：“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威风齐如日，名誉震乾坤”；“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功名”。曹操——奸绝曹操“奸绝”表现之一：政治上玩弄权术•黜袁术僭（jian）号之非而愿为曹侯，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而全其志，则有似乎义；•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于篡晋；曹操“奸绝”表现之二：奸诈残暴、嗜杀成性：•坑杀降卒；血洗徐州；“衣带诏”株连家族，勒死孕妇；恩将仇报杀吕伯奢；•○疑而杀人：水军都督蔡瑁、张允•○梦中杀人：贴身侍卫•○佯醉杀人：乐官师旷。•○借刀杀人：名士祢衡•○伺机杀人：行军主簿杨修○借“物”杀人：管粮官王垕具体手法：抽出一点，加以渲染；反复皴染法；夸张、对比、烘托法。四、雅俗共赏的语言艺术。既吸收了史志文言的精华，又受讲史话本通俗化的影响，半文半白，既利于营造历史气氛，又能使读者“易观易入”，雅俗共赏。二是侧重叙述而简于描写，这是由于小说从讲史而来，叙述往往以简笔勾勒见长，简洁明快，生动有力，洋溢着一种阳刚之气。三是语言以开始注意个性化。如曹操的出言吐语，无不含诈；孔明的言谈声貌，处处有智；张飞的语气口吻，逼现出豪气；关羽的音容语态，包藏着傲骨。但总的说来，比起善用口语乃至方言的《水浒》、《金瓶梅》来，《三国演义》人物语言个性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3、《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对其思想艺术地影响《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就是各种不同版本的“三国文化”的交融、整合过程。（1）《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乃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2）尽管《三国志》（包括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但作为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它以人物传记为主，重在记叙各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业绩，而表现历史的总体面貌和各个局部的互动关系则非其所长，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记于多篇纪传中，其前因后果往往不够明晰，有时甚至互相抵牾。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为小说《三国演义》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框架。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3）由于《三国志》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部分明代《三国》版本又有“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题署，有的学者便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够确切的。首先，从成书过程来看。《三国演义》固然以史书《三国志》为主要的史料来源，但同时也大量承袭了民间三国故事和三国戏的内容；就褒贬倾向、主线设置、叙事时空处理等方面而言，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尽管罗贯中原作书名可能包含“三国志”三字，但这只是表明了作家对陈寿的敬重和借史书以提高小说地位的愿望，绝不意味着小说是在亦步亦趋地演绎史书《三国志》。综观整部小说，是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通过作家天才的创造，才成就了这部煌煌巨著。其次，从思想内涵来看。我曾经指出：“《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内涵。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题材，融汇自己的切身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总之，《三国演义》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其主要内容，可参见我上面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说，《三国演义》站在特定的历史高度，博采传统文化的多种养分，融会宋元以来的社会心理和道德观念，“演”的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之“义”，而不仅仅是史书《三国志》之“义”。再次，从艺术成就来看。我曾经指出：尽管罗贯中十分重视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再现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粗看好象与历史‘相似’，细看则处处有艺术虚构、时时与史实相出入的情况，在整部作品中比比皆是。这种虚实结合，亦实亦虚的创作方法，乃是《三国演义》的基本创作方法，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征。”这种创作方法和美学风格，更不能说是“演”《三国志》之“义”。总之，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三国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又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影响。只有这种，才能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思想艺术成就作出科学的评价。对于《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平话》的关系，我的看法是：《三国志平话》汇集了宋代以来民间讲史“说三分”的成果，第一次将众多的三国故事串连在一起，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简率的雏形。然而，《三国演义》却决非对《三国志平话》的扩充和放大，而是另起炉灶，重新构思，在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平上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产生了质的飞跃。如果说《三国志平话》只是一部比较粗糙的、以娱乐读者以主要任务的通俗文艺作品的话，《三国演义》则是一部思想深刻、意蕴丰厚、艺术成熟的民族文化经典。《三国演义》中的一些情节，在元杂剧三国戏、《三国志平话》中可以找到雏形。然而，罗贯中决不是简单地捡现成，而是对这样的一些故事“毛胚”进行深度加工或者根本性的改造，从而创造出新的属于罗贯中自己的精彩情节。例如，《三国志平话》卷上的《王允献董卓貂蝉》一节，写貂蝉与吕布本是夫妻，因战乱失散；王允先请董卓赴宴，表示愿将貂蝉献上；然后请吕布赴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