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价值观对路线方针政策的影响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价值观对路线方针政策的影响与启示(1)点击数：919【字体：小大】【打印文章】政党作为近现代政治发展的产物,其基本任务有二:第一、发展组织；第二、获取和运用国家权力。发展组织,是为聚集政治优势,扩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以最终实现获取和运用国家权力的目标;获取和运用国家权力,是为组织的生存、发展和完善赢得充分有效的政治和社会空间,以实现政党的政治目标和历史使命。只是“由于各个政党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具体任务以及本身力量的不同,在角逐权力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活动方式、斗争途径和运权方式”而已。政党为何又如何发展组织?为何又如何获取和运用国家权力?这里就有一个政党价值观问题,不同的政党会依据其特有的价值观作出不同的回答。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政党价值观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政党所选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取向的正确与否;而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取向的正确与否,又直接影响政党的基本任务能否完成,政党的政治目标和历史使命能否实现。因此,体现具体价值取向的政党路线方针政策的选定过程,即包括价值目标选择、价值目标确定、价值目标实现等在内的价值控制与活动过程,对政党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运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集中体现政党政治目标、历史使命和时代特征,为完成政党基本任务的需要而形成的基本观点,即政党价值观,无疑是一个政党的灵魂。回眸刚刚过去的风云激荡的20世纪,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有这样令人深思的一幕:随着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一方面政党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在日益增大,另一方面世界上一些政党,其中不乏大党和百年老党,或失去了执政地位,或在一夜之间突然解体消亡了,黯然地退出了政治历史舞台;一些政党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且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从政党价值观层面观察和分析问题,不难发现,失败的消亡的政党,大都是由于其作为党魂的价值观出了问题,而生存下来并且得到发展的政党,又大多是解决了其作为党魂的价值观问题。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她的价值观及其反映其价值观的路线方针政策,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发生了一系列合规律、合目的的重大发展与变化。正因为此,我们党领导人民能够战胜强大的国内外敌人,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同时及时纠正自身的种种失误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从价值观层面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对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规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价值观,并相应制定和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人民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了基本前提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此,鲜明的功利性是其主要特点之一。近现代中国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产生以及由此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程,生动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这一真理。19世纪中叶罪恶的鸦片战争以后,古老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从此,主权被侵占、领土被宰割、财富被掠夺、民族遭蹂躏、人民遭屠戮,中国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到20世纪初叶,已濒临灭亡的边缘。如何消除外侮、改造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复兴,已成为近代以来中国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摆在了国人的面前。为拯救危难之中的国家和民族,无数志士仁人奋起抗争,然而却始终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严酷的现实教育了人们,消除外侮、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犹如行船,“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为了寻求“方向”,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关注从西方世界引进的一切新思潮。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顿时让他们豁然开朗: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俄国的道路!李大钊高声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并预言“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陈独秀则明确表示:“想要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而毛泽东在对当时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方案进行比较分析以后,毅然选择了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列宁主义道路。他认为:社会改良的方案“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用发展教育、科学和实业等以改造社会的“温和方法”“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只有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以唯物史观为哲学根基,走十月革命道路,成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价值取向,并将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分子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聚合的产物。中共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献,集中而鲜明地亮出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尤其是中共二大的《宣言》宣告了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即党的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同时重申了中共一大提出的党的最高纲领: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称作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是因为从此以后,中国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的政党。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经历了20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党从中吸取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终于形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中国化和民族化,内涵极为丰富,包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具体价值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价值观的引领下,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策略和目标等问题,从而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价值观的引领下,我们党明确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领导社会革命,解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复兴问题,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既要反对民族压迫又要反对封建压迫的双重任务,遇到了要解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关系的重大问题。我们党立足中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形成了正确的价值判断,一方面反对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分开,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的“两次革命论”,另一方面又反对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相混淆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的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价值观的引领下,我们党明确了革命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群众工作对我们党来说,是一项意义非凡的工作。一方面,作为对政党灵魂的价值观的认同,不应该仅仅是少数先进分子、党内成员的事情,而应该体现为政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广大民众的理解、拥护,这是政党发挥基本政治职能的关键之所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新生的肩负伟大历史使命政党,却又没有任何执政资源,还遭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政治迫害、军事围剿,不得不处于“地下”状态,与反动当局争夺民众、赢得本阶级成员的人心,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和拥护其价值观,不能不说是最为紧迫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党从成立起就始终高度重视群众工作,注重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和组织群众。通过举办夜校,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培养工运骨干,领导工人运动;通过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民协会,培养农运骨干和领导农民运动;通过成立共青团和“中华女界联合会”等组织,领导青年和妇女运动。团结劳动群众,进行“劳动组合的目的,......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我们党注重将实现自己的价值观直接同满足和实现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因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群众工作和群众路线,成为我们党在一切工作中克敌制胜、克难制胜的传家宝。作为一个新兴的政党,我们党手里没有国家机器,要实现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除了最大限度地发展壮大本阶级的政治力量外,还必须善于发挥其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功能和对社会政治力量的整合功能,争取和团结其它阶级的群众,尽一切可能去扩大同盟者。在我们党的推动下,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为激烈竞争的敌对的两个政党,民主革命期间实现了两次合作。尤其是第二次合作,尽管国民党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鲜血,但是在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中国出现了全民抗战的局面,为赢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首次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我们党加强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将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了起来,成功地将党的价值观演化在民主党派和各界人民群众反抗“三座大山”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斗争的行动之中,形成了意义深刻的反抗蒋介石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权的第二条战线,配合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价值观的引领下,我们党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价值观念,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摸弃了改良主义和“城市中心论”等不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念。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反抗武装的敌人,必须把自己也武装起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据此,我们党进行了“党指挥枪”的成功实践。通过“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明确人民军队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三大任务”,提出人民战争和十大军事原则等军事斗争的基本原则,锻造出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并由此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斗争道路,创造出了“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价值观的引领下,我们党推进先进的道德文化建设,动摇和摧毁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思想文化根基。毛泽东曾经精辟地揭示了旧中国的文化特征: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政权、族权、神权。至于女子,还受男子（夫权）的支配。“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基于这种价值判断,我们党积极推进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使“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使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