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案

1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学科的深入展开和研究始于对学科术语的科学定义和准确理解。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常见有术语混称的情况，比如“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理论”等等通常被混用。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第一部分第四章专门辨析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他们主要强调了二者之间相互包容的关系。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何在呢？关于什么是“文学批评”，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的文学批评包括就整体的文学作一般抽象，就某一文学现象或文学作品议论发言。如果仅指对某一具体现象，某一具体文学作品的议论发言则是狭义理解。而就整体的文学作一般抽象，即是文学理论。那么，运用到中国古代的相关范畴，广义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就是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内的，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论说。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学科名称，所取的就是对文学批评的广义的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一方面确定了它的研究对象的历史时段，即古代时期，也确定了它的准确的研究对象，是对中国古代对文学一般规律的探讨以及就个别文学思潮、现象、作家作品进行的论述的研究。同时，它重视从“史”的角度，结合特定的社会发展史、思想文化史、文学发展史来耙梳文学批评的发展历史。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绚丽多彩的文学创作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东方美学特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是在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不同体裁文学的批评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的结晶。第一节学科简史一、前形态（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二十世纪前期，却离不开中国文学发展二千多年历史的积淀。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形态，我称之为学科发展前形态。它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它们正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要研究的主要对象。第一个阶段是先秦两汉奠基期，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萌芽与奠基期，这时期文学批评的重大特色是与早期礼乐文化与学术思想结合在一起，它们主要体现为礼乐观念、孔孟诗教，或从老庄哲学中转化而出的美学观念。最突出的理论成就是儒家诗教、围绕《诗三百》和楚辞展开的一系列论述。这时对于文学批评自身的内部建设的自觉意识尚未建立起来。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繁荣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六朝，中国文学批评的自觉也始于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产生了第一个文论专篇，曹丕的《典论·论文》；第一部创作论专篇陆机的《文赋》；第一部五言诗专论钟嵘的《诗品》；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具代表性，最有体系的文论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等。第三个阶段是唐宋元明清的深入发展期。在这个阶段，中国文学批评出现了更多的样式，除了传统的诗文评之外，还出现了论诗诗、诗话；散文理论；词论；戏曲理论；小说评点等多种文学批评样式，在对于文学的观念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到晚清与近代交界的王国维，他开始在方法论上吸收西方观念，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才呼之欲出。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正是基于这么长的历史积淀的。二、奠基期（二十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进行研究，最先是由外国学者启动的。德国人威廉·顾路伯（Wilhelm.Grube，1855～1908）于1902年在莱比锡出版《中国文学史》。20世纪日本早期汉学家盐谷温著有《中国文学概论》。这两本书中都有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介绍。接着是著名的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1925年由东京弘文堂出版），由三篇长篇论文组成，即《周汉诸家的诗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论》、《格调、神韵、性灵三2诗说》的合集。铃木虎雄受到欧美唯美主义超功利的文学价值观的影响，所以他的著作的特点是很重视文学独立性、特殊性，承认文学一定程度的超功利性。这有利于帮助中国文学研究者从中国近二千年稳定的经学解释系统的拘束中解脱出来，开始真正把文学当作文学，把文学批评当作文学批评来研究。由于《支那诗论史》是一部由外国学者撰写的不完整的著述。中国学者受其启发，开始了较完整的理论梳理。中国第一部关于古代文学批评的著作是陈钟凡先生1927年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它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诞生。陈钟凡出书的动机见于他在《自述》所说：“1921年8月至1924年11月，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对当时的学衡派盲目复古表示不满，乃编国文丛刊，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所谓“用科学方法”，即指采用西方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兴的学科比如心理学、人类文化学等等）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陈著论述范围广，从孔子到章太炎，大致勾勒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脉络，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以治思想史来治批评史，序述各时代文学批评的体、派别及其演进过程，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性质、对象、特点和分期的看法也颇具现代眼光。1934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史上极重要且辉煌的一年。从1934至1947年则可称为硕果卓著的一个时期。1934年中国国内出版了三部相关著作。一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先秦至北宋），一是世界书局出版的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一是人文书店出版的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2003年由上海书店出新版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止于六朝）。1935年之前朱东润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发表有关文学批评史的论文九篇，研究重点是中古以后。1944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朱东润在武汉大学讲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出新版《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而1943年，还有罗根泽的《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出版。1947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南宋至清中叶）出版。上述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其中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贡献最大影响最广。著名学者们的不谋而合，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这门学科的探索之旅。三、探索期（解放后至七十年代末）由于受特定历史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发展也曾处于一个困顿的时期。既便如此，也有一些可观之处。1959年以后，学界开始了对古典文论资料整理的工作，大量选编本出现。著名的有郭绍虞的《中国历代文论选》，这是至今高校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采用频率极高的选本。1962年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64年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出版，以后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还有1979、1981年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上下册、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四、新发展（八十年代以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文化环境的进一步开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设开始有了巨大的新发展。1981年敏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中下），1985年重出新版本。此后王、顾主编出版的七卷本通史。1991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赖力行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册）。199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断代研究，顾易生、蒋凡、刘明今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2000年由岳麓书社出版的赖力行的《中国古代文论史》。200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章培恒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最近的王济民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陈述》，李建中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等等。除此之外，还产生3了一批断代史、分体史等等。总体上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前期研究仍限于史的梳理，而近二十多年来人们试图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进行共性研究，试图建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引入了更多的新方法、新观念，产生了一批相当有价值的著述。总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经历了从简单到丰富，从单一到多元，从专制封闭到改革开拓的发展过程。近百年来的研究史对一门学科而言仍然是年轻的，因为在它被作为一门学科之后，仍然还需要继续系统化、理论化。现供职于武汉大学的李建中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部高校教材的主要特色就是：把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置于中国古代文化背景下（主要是儒道玄佛思想）进行研究。相当注重发掘古代文论的传统文化背景及内涵，我以为这是相当可取的途径。第二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背景新兴的学科在它的短暂的发展史中，主要围绕是“继承传统”还是“转换传统”的两个命题而论争，并在论争中得到发展与壮大。无论是“继承”还是“转换”，二者之间事实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因为二者有相通之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现代转换”，是文学理论界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这一宏大命题的积极呼应。1996年10月，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等单位在西安联合召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1997年初，《文学评论》开设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专栏等，这些举措都收获了一批较为丰硕的成果。我以为，无论怎样进行现代转换，首要的是不应忽视立足于传统文化的视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的核心理念突出的是研究主体的现代视野，虽然它本当进入高校中国文学批评史或古代文论教师的理论视域，但是，它并不能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中的核心任务。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它的教学应该能够激发起学生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热爱，从而产生阅读原典和深入研究的兴趣。所以在教学中立足于传统文化视野，比强调“现代转换”意识，更具有基础性意义和现实性意义。其基础性意义在于能培养一批真正具有较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基的文学理论研究者，其现实性意义在于它能纠正当下华而不实的教学与研究风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中立足于传统文化视野，就是说在教学中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挖掘古代文学和艺术理论典籍中的文化内涵，从而展示出古代文学批评理论最富于传统文化魅力的一面。儒释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所以，古代文艺理论典籍中的文化内涵，具体而言就是指中国古代文论中所蕴含的儒、释、道文化精神，它们是支撑起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气质的主干。以这种宽阔的文化视域来关照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教学思路，有利于解决目前存在于高校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一，纠正教学过程中“论”与“史”分离的不良倾向。很多研究者一再强调要把古代文论和文学史、批评史结合起来进行教学，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高校课程设置上，“古代文论”却是个被泛化的学科名称，它常常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论选读”两门课程的名目出现，教师们心照不宣地以为，前者重在文论历史沿革，后者重在文论典籍的篇章分析。在具体讲授过程中，教师难以兼顾“论”与“史”，导致了教学上的“论”与“史”的分离。高林广先生在《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一文中提出，古代文论的教学不能游离于文学史和批评史之外，同时，又总结出在具体的教学中“以史为纲，以论为魂，史论结合”的方案。这一方案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但由于缺乏更为宏观的文化视野的关照，对于文论与批评史究竟应该在什么层面上结合，则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我以为，在古代文论的教学中，与史的结合，落到实处就是与思想文化史，特别是与中国传统主干文化儒道释结合。可以说，一部中国文论史，就是一部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浓缩本。现供职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李建中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很有意义的尝试，在他所编的教材《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导论中，有这样一段话说：“20世纪已经问世的几部古代文论教材，4或留意于‘史’的梳理或倾心于‘论’的辩析，却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化血肉相连的‘史’、‘论’事实。”[P1]这是很中肯的意见。呼吁在古代文论教学中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并不仅仅是文论与文论史结合，更重要的是要把文论与文化史，思想史结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展示出中国古代文论的博大精妙，从而激发学生深入学习的兴趣。其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理论课程，但被讲解成鉴赏课。这里又有两种倾向，一是在提倡把文论与文学作品结合的过程中，将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文本作为古代文学作品的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