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重回镀金时代

世界重回镀金时代中国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字号背景评论打印电邮收藏微信腾讯微博新浪微博——与皮凯迪讨论《21世纪资本论》2014年11月12日下午，上海陆家嘴的很多金融人士手里都拿着厚厚的《21世纪的资本》(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一书，等待亲临中国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签名。一时间全球街头巷尾的智识分子都在谈论这本书，好像阳光下真的有什么新鲜事一样。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似乎大家都感觉不到贫富一直在愈演愈烈的分化着，或者说一直装作不知道——原来库茨尼兹曲线不过是库茨尼兹幻觉，而所谓“涓滴效应”也终究是富人伪善的托词，因为资本由始至终切走最大的蛋糕，这不仅令人沮丧，更令人感到惶惑甚至惊恐。这其实是个无比严肃的问题——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拼爹”（或者干爹）的时代，改变命运是靠自己努力还是靠政府觉醒，是靠改革、改良还是靠革命和暴力。我认为本质上这是一本大数据之书，没有太多的理论，作者就是列出一个事实。除非你有更高质量和更多数量的相关数据，否则要辩驳他的主要结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皮凯迪教授的新书实际上只做了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在它过去300年的长长的进化历史里面，只有在二战以后的那二三十年内是名不副实的，其他时间都可以称得上名至实归。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资本肯定是要占上风的，否则这么对得起这个名称呢？二战后那个短暂的时段，仅从财富分配角度来看的话，研究样本中的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可能更适合被称为社会主义，但那确确实实又是所谓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所以更为适当的问题也许应当是——为什么这些年份是如此的特立独行？是什么样的政策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对它的评价应该正面还是负面？镀金时代与伟大的盖茨比不妨以书中的典型——美国为例，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大致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的1870年到一战开始之前的1910年左右，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的（长）“镀金时代”(theGildedAge)。政治上，联邦政权不再为两个利益相对的政治集团分享，而是由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所独揽。在漫长的镀金岁月中，民主党在国会中只有两段短暂的时期取得了议席上的优势，产生过三位总统。经济上，美国工商金融业的崛起代表了汉密尔顿的理念在实践中取得了胜利。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横扫北美大陆，工业的成长与移民潮成为美国历史上这个时期的典型特征。钢铁的生产量急遽增加，电灯、电话、汽车等新发明层出不穷。尤其是铁路的发展，让西部丰富的资源得以源源不断运送到东部，整个美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经济增长与繁荣同时也产生了复杂而矛盾的后果和副产品。令人目眩神迷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带来物质享受的满足同时，它的阴暗面也一样让人触目惊心。市场化环境下，人（劳动力）和自然（土地、资源、环境）也都成为了可交易的商品和生产要素，这极大的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和人们的价值取向，留下了无数后遗症。最为明显之一就是贫富分化。一方面，财富的巨大增长伴随着史无前例的财富集中，富有而且影响力巨大的工业及金融有产阶层开始出现。马克.吐温之所以把这个时代称为镀金时代，是因为有许多人在这个时期里成为巨富，因为富有过着金色的生活。例如洛克菲勒因石油致富、卡内基因钢铁致富等（靠着买低卖高的手段，赚取大量利润，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被称为“强盗大亨”(RobberBaron)）。而另一方面，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由工人”却发现他们实际上没有自由，而是已经沦为工资奴隶，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工作时间长、缺乏劳动安全保障。例如在A市的某钢铁厂中就有2300多工人死于事故，平均每年死亡130多人，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生产中受伤致残，而没有任何补偿。女工的待遇则更加糟糕，尽管工作的时间一样长，但她们的工资却比男工低得多。某报纸曾经以“都市女奴隶”为题，系列报道了B市的“血汗工厂”中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此外滥用童工的问题也很普遍。同样在乡村，市场变革开始将广大的农民置于一个他们自己无法预测更无法控制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不确定环境中，任何价格的波动都会让农民失去他们在传统农业社会曾经拥有的对自己生计的控制能力。在那些代表着新型生产方式的垄断大企业面前，农民经常发现自己软弱无力，成为它们任意剥夺的对象。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生活在贫困边缘的无产阶层。最高峰时，占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的民众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而在另一个极端，占人口总数1%的富人却拥有国家财富的87%，社会的贫富悬殊已到了非常危险的状况，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开始爆发激烈的冲突。当时有学者评论道：“无可争议地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贫富差距都没有这里更大”。如果要对镀金时代有最形象的理解，建议可以去看一部叫做“伟大的盖茨比”的电影——在纽约长岛的别墅区中，新贵“土豪”们每天都在无数的烟火、香槟和完全疯狂的彻夜狂欢中挥金如土，而从长岛去往纽约市中心的路上，尘土飞扬，到处是烟囱，到处是贫民窟，无数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屌丝”就居住在那里（是否感觉yesterdayoncemore）。进步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在镀金时代的后期，大多数美国人开始改变对于美好社会和无为政府的传统信念，他们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着越来越大的贫困、剥削、污染、精神空虚、混乱与腐败，自由主义理想彻底落空。这时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核心掀起了一场创新国家和政府体制的运动，人们试图弥补过度放任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从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到1942年伦敦《贝弗里奇报告》，从两次世界大战到罗斯福新政，进步主义者（包括学者、新闻工作者（扒粪者）、总统本人甚至部分巨富）积极进行各种关系民生的社会政策尝试，包括社会保险、城市规划、市政服务、农村合作社和住房改革等方面，通过协商、妥协和主动发挥政府的作用来改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段历史被称为“进步时代”的“进步主义运动”，可能这就算是美国版本的“全面深化改革”吧。但进步和改变来的迟缓而且充满波折。老罗斯福执政时期，尽管他成功地使“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该发挥作用”这个核心命题变成了国家理念；尽管总统的行政权力得以加强，并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方向的权力。但社会结构的自我修正仍不能扭转镀金时代的大趋势，主流舆论基本上还是反对政府干预的。但这些改革确实为后续衣钵相传的小罗斯福新政的推行做好了铺垫。罗斯福新政有着很多方面的内容，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战争繁荣，美国雄起有着自己的幸运之处，但新政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以税收为核心手段拉近了各收入阶层的所得，这极大地改变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贯穿始终的收入不平等情况。1913年美国开征个人所得税，在新政期间，随着各主要所得渠道的税率大幅提高，美国的富人阶层的实际税负水平也因此大幅抬升。其结果是基尼系数迅速下滑，从1937年的0.44下降到1953年的0.36。在新政14年间，收入最高的前10%纳税主体的收入占比从新政开始时的46%迅速降低到战后33%左右，而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比从15.6%下降到11.3%，这些指标在直到里根政府上台前的近30年里一直保持稳定。新政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民主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和影响力大大提升。新政的长期影响使得二战以后大多数人有机会受益于经济增长黄金时期（1950~1973）的成果。这段时期美国绝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有了实质性而且快速的提升，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提升则相对缓慢。总体上说，尽管没有被战火侵扰到，但通过非常幸运且不间断的进步主义的社会改良，以及随后的罗斯福新政，美国有意识的抑制了贫富分化的扩大，战时共产主义性质的政策又极大化了这些努力的效果。因此不论是在财富存量，还是在收入流量的分配上，相对镀金时代的缓和政策终于在战后修成了社会和谐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正果。欧洲的调整方式则更为简单粗暴，它缺乏进步主义的缓冲改良阶段，直接由“镀金时代”跑步进入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和革命毁掉了大部分积累的资本存量，让整个社会重新回到共同的起跑点上，所以革命和战争历来就是回复平等的最快、最有效但也是最为残暴和痛苦的方法。战后欧洲也经历了类似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收敛过程，作者的解释是来自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压力，所以当时世界的潮流也就是继续执行有利于一般社会大众的大缓和政策。根据皮凯迪的描述，1946到1948年间，在联军治下的德国的税率一度高达90%（日本也一样）。这并不是为了惩罚德国，而是因为在美国本土税率也是90%。其背后的原因肯定是不想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把财富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精英人士手上。通过这种亲劳工大众远资本精英的“大压缩（GreatCompression）”政策，战后短短20年时间中，西方国家迅速创造了大量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层的崛起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和谐以及战后的黄金岁月。热爱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善良的人们一度都乐观地相信，劳动已经驯服了资本，民主社会驾驭了资本主义，有为政府改进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直到新自由主义的再度复辟。重回镀金时代和民粹兴起1973年底爆发了为期两年的、战后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从此“黄金时代”宣告结束被长期停滞所代替。政治的转向逐渐发生，共和党再度占据上风（克鲁格曼的政治源起的解释指向了美国的原罪——黑人问题，这很有趣），当新自由主义回到整个政策或者世界的核心的时候，像电影慢动作又回放给我们看一遍，重回镀金时代已经避不可免。大规模减税开始了，里根减税计划的要点是：1）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一律减少25%；（2）对企业给予加速折旧以减少税负。紧接着通过了美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方案：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50%和46%下降到28%和34%。小布什就职不到20天就提出10年减税1.6万亿美元的计划，主要包括：简化个人所得税制，将五档所得税体系（15%、28%、31%、36%、39.6%）调整为四档（10%、15%、25%、33%）；将儿童课税扣除由每名儿童500美元加倍至1000美元；减轻“婚姻惩罚”，恢复双收入家庭10%的税收抵免；废除遗产税；扩大慈善捐助扣除的范围；使研究和实验的税收抵免永久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红利税率降低50%以上，这意味着减税的好处几乎全部流向最富裕的纳税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中红利所占比例最大。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计算，减税计划64%的好处将流向5%的最富裕纳税人。所以才会有巴菲特说的他缴纳的个税还不如秘书多这种事情出现。长期以来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态被彻底打破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占比稳步提升，而受益最明显的是1%最富有的人。从1990年开始，随着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和长期的牛市，这1%的实际收入快速上升。19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急剧加大，其基尼系数达到了现在0.47的高水平。从1979年到2005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176%，最富裕的20%人群增长了69%，处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增长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增长了6%；1979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约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这些事实随着皮凯迪的研究已经变得众所周知了。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无论它在经济上是多么的具有效率，它在财富分配上的公平性方面显然是存在问题的，更为棘手的是它应对分化问题的新解决手段——各政党为了获取选民支持，不断承诺更高的社会福利，民粹思维迅速膨胀，福利的增加具有不可逆性，福利承诺力图掩盖拉大的收入鸿沟，而福利的增加大部分依靠巨额负债、货币发行和转嫁海外来实现。大量的居民部门同国家财政和贸易赤字一起，堆积出天文量级的债务膨胀，拉动了经济的狂飙突进也最终形成了全球失衡和2008年大金融危机。显然，现在世界的潮流就是重回镀金时代，因为资本积累造成的不平等分配是常态，所以真正合适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会在1950年到1970年会有一次明显的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机会。资本必然是力图占优的，特别是从长期来看更应该是这样。除非充耳不闻，熟视无睹，《21世纪资本论》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和经验教训就不能被轻轻的一笔带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对“历史的终结者”可能会再次被深度质疑。笔者一直不愿写这个书评的原因，就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