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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学政治教学中的“知识理论思维和实践工程思维”研究广东实验中学张培军(通讯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芳村龙溪大道省实路1号邮政编码:510375)【摘要】本文试图构建“知识理论思维”和“实践工程思维”两个话语分析框架,力图厘清当前新课程改革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学习与运用等“相互剥离”的悖论状态的原因,提醒在中学政治教学中要注意“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的划界,初步提出中学政治教学中“总体性思维方式”的培养,力图为中学政治教学的一线工作者和广大学生提供教学或学习思维方式的指引。【关键词】思维方式知识理论思维实践工程思维总体性思维方式中学政治教学在当前新课程课题研究的诸项母题当中,“思维方式”的研究尚处于草创阶段,尚未引起中学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视。本文所谈论的中学政治教学,实指当前我国普通高中的政治教学,其所使用的教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为推行新一轮课程改革而编写的教材。在当前学界(专指中学教育研究学界)共同关注新课程实施的有效性的语境下,很多研究者把研究的偏好转向了探索如何更好地实现新课程的目标(新课程目标主要体现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当然,本文并非是对这种研究偏好的批判;因为就本文所要实现的目标而言,仍然是服膺于“如何实现新课程目标”这个更大的母题研究中。但是,极有可能被遮蔽了的一种状态是,包括新课程高中思想政治实验教材的编写者、教研者、一线教师等都没有注意到“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给教师教学或学生学习带来的困惑实质之所在。一、悖论状态:存在于新课程实施中、高中政治教学中在2001年6月由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指挥下,新课程改革自2001年下半年开始实验以来有了近10年的时间。对于课改所带来的实际性效应和涟漪效应,已经有很多的论者对此作出了肯定表扬性的赞许论述。其中,普遍认同的一种赞许论述可能是:教学中再也不以“本”(课本)为本,照本宣科,而是对教材补充、延伸、拓广、重组,并注重教材与社会生活和学生经验的联系和融合。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也把新课程实施中存在的偏差或迷惑进行了概括:由于对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缺乏有效把握的经验,教师对教学实质把握不准,过分追求新课程理念,在实施层面上便出现了教学内容的泛化现象,如情境偏差、学习方式偏差、教学方式偏差、教学组织偏差以及评价偏差等背离目标的情况;其突出表现就是学科味不浓、学科特有的价值没有充分被挖掘出来。在这种概括的指引下,当前中学教育研究学界普遍性地将进一步推进新课程实施的偏好和理论研究指导偏好转向为“有效性研究”。这里隐藏的前提,作为得出上述概括的课堂实施效果是“低效”的。但是“有效性的研究”也隐藏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按照教材编写者所编写的实验教材“有效地实施”是能够实现新课程目标的。在这里,一种基于“理论思维”设计的“新课程模式”类似于柏拉图《理想国》的著述一样认为,现实的课程实施中是必然存在一种2课程实施效果与其相对应的。也已经有很多的论者意识到,新课程改革的理想设计很难普遍性地实现,由此提出了以校为本的教研方向,以此作为对这种理想设计的逆反。但是这种做法又隐藏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认为以校为本教研同样可以达到新课程改革的理想设计目标或者是存在一种比国家新课程设计更理想的课程所在。凡此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的种种改进型策略都存在着一种循环式的通病,那就是:理念设计揭示的是一种客观实在的状态,它必定可以而且应该变成实践实施,进而在教学中或学习中实现出来。这实际上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通病所在。在日常的高中政治教学实施过程中,由于这种被遮蔽了的思维方式差异所产生的悖论状态更是普遍性的存在。总体而言,这些悖论状态具体体现为三类:(1)理想的课程设计和具体操作实施过程的“相互剥离”关于这类的悖论状态,在上文的研究者对新课程实施中存在的偏差进行概括中,已经有所论述。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两个可能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一个是优质中学、尤其是示范性普通高中在追求优质化的过程中,将会日益强化新课程实施的效果,并将会更加强调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和目标设置。作为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的“领跑者”的此类优质学校的追求,将会驱使更多的学校自觉地去除不适应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和状态,日益强化理想化的课程设计、日益产生各种具体操作实施过程中的偏差或困惑。二是近来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的“寒门难出贵子”,“穷人的孩子还能够靠什么改变命运?”等问题,或许亦可从差异性的地区在具体操作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的不适应和艰辛进行某一维度的探讨。主要是因为理念化指导下的理想课程设计的实现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工具和系统设备,尽管《中学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强调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高中学生群体”的原则,很多一线政治教师也在新课程的实践过程中深感三贴近原则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无法破解在这个社会资源分配日益两极化的社会中,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具体操作实施新课程中所需要的配套系统工程设备问题。更麻烦的问题是,“三贴近”原则对教师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操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很多一线教师在“三贴近”原则的引领下创新了很多教学方法、拓宽了很多教学领域,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一线教师无法解决的,那就是“三贴近”原则对学生提出来的要求将更加复杂。虽然现在对学生的评价机制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面临终极的评价机制——高考选拔时,一个任何教学设计创新(尤其是高中政治教学)都无法解决的困难是:学生需要拥有“工程思维”去解决问题。(2)常态化教学与特定教学需求状态的“相互剥离”此类的悖论就更加容易理解了,很多政治公开课、聚焦课堂课、同课异构课、示范课、比赛课等更多是重复演练的结果。这类高中政治课固然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仅从新课程目标的实现维度来讲,这些课有更广泛的借鉴度。但是,它所招致的普遍批评是:常态化的教学也能够做到这样吗?(3)高考导向下的“两年教学”和“一年备考”的“相互剥离”在高考导向下的高中政治教学还可能存在来自于深层次的“新课程教学”和“高考备考”之间的悖论。有个别研究者也提出了“两年教学,一年备考”的高考策略*,但这种策略可能对于自然科学性质的学科更有直接效用,而对于更具特殊性的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不太适用。本3文不是要否定“两年教学,一年备考”的高考策略,而是考察到很多一线政治教师普遍认识到的一种现状:高一高二学段的新课程实施虽然有很多的创新,但是到了高三学段,一线任课教师往往要下大力气填补选读文科的学生在政治学科方面的基础知识。于是出现了一些“高考成功无非就是无数次的重复”等不太负责任的论调,很多地区学校的高三政治复习课堂演变成了“复习知识——讲解知识——课堂训练——课后作业——检查反馈”这类程序化的操作模式。二、问题出在哪里:“知识理论思维”和“实践工程思维”的提出可以猜测的是,面临诸如上述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诸多悖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才所以成为近年来中学教育研究学界热议的话题,并将多元智能理论的分析框架援引进教学实践诸多问题的研究之中。由于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学教育研究中被广泛运用似乎成为一种风气,本文亦在此做一简要评述。多元智能理论的创始人加德纳说:“在大学前的教育阶段,学习学科的目标不在于培养小小科学家、历史学家或美学家。相对的,教育的目标应该是让年轻人能够坦然面对理性的核心,亦即懂得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了解这个世界。”他还说:“年轻的学生不必知道生物进化过程的细节、作曲的过程、或关于编纂史料的辩论。他们应该了解的是,精通各个学科的专家如何思考问题。”*简而言之,多元智能理论并不排斥学生掌握具体的学科知识,更加强调的是在教学中要关注学生“如何思考”,帮助或引导学生思考。或许,正由于多元智能理论“真正理解并学以致用”的目标,使得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策略被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著名心理学家、华东师范大学的皮连生教授甚至认为,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策略是开启新课程改革实质之门的金钥匙。本文并非要否认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策略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策略在高中政治教学实践中的运用产生的问题是:问题导向所引发的学生主动思考的结果仍然是“主体价值需要外化的结果”。当然,这类问题的存在主要还是由于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课程的独有品质所决定的。简而言之,类似于“工程思维”设计的问题导向型教学策略在高中政治教学实践中的实际效用是模糊的,其实质效用首先是我们主体所需要的带有主观性价值的结果、其次才是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这直接导致了当前高中政治教学实践在学生中存在的“信任危机”。(1)划界及其启示意义: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需要再次重申,本文是想在“思维方式”上重新构架高中政治教学的模式,因此有必要对“思维方式”这一说法作简要交代。学界有关“思维方式”的流行定义是:“思维方式是一定时代人们的理性认识方式,是按一定结构、方法和程序把诸要素结合起来的相对稳定的思维运行样式。”思维方式的功能可分为认识功能和实践功能,其中实践功能又包括评价功能、决策功能和调控功能。**从思维方式的功能角度看,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多元智能理论实质上是要恢复思维方式本应有的功能,所以该理论将“真正理解并学以致用”作为目标。*加纳德著,鲁燕萍译:《学习的纪律》第310页,台湾商务印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39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4关于“理论思维”,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吉林大学的孙正聿教授所提出的:人类思维分为神话思维、常识思维和理论思维,其中“理论思维”包括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两种基本方式。我们对照当前的中学政治教学状态就可以发现,我们在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上,实际上窄化成了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进而蜕变成了掌握三基,把具有丰富内涵的思维方式的培养单一化了。关于“工程思维”的界定与论述,中山大学的徐长福教授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他将工程思维定义为专业层次的筹划型实体思维,其本质是要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设计出应然而且能够实现的对象。他指出: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常常相互僭越。“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用工程思维产生的理论为了显得不无道理,必须兼用理论思维,而用理论思维生产的理论也免不了要受工程思维的干扰,这两种思维方式在理论生产中往往交替使用”。*基于此,徐长福教授提出“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要划界”。若以徐长福教授“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要划界”的研究成果关照当前的中学政治教育现状,具有如下启发意义:第一、当前的中学政治教学在既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核心价值的前提下,迫切提高课堂教学和操作实施的科学性,以提高学科的科学性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感。在日常的中学政治教学中,我们往往有一种“宏大叙事”的倾向。如在《经济生活》模块中,演绎“大力发展生产力”,往往提及“我国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演绎“国有经济及其主导地位”,往往提及“世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演绎“就业”,往往提及“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演绎“财政作用”,往往提及“集中力量办大事”;演绎“税收”,往往提及“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演绎“科学发展观”,往往提及“重大战略方针、又好又快”……这类操作模式的可能性结果更多的是一时的国民自豪感被焕发,但却无法获取相对比较理性的认识和理解,更无法更好地解决“信任危机”。第二、当前的中学政治教学在注重新课程目标的落实过程中,要更加注重思维方式的训练,提高学科思维的含金量。近段时间以来获得教学研究者青睐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实施策略”等此类的主题,可以看成是进一步提高“知识理论”的获得认同的一种实操方法。但是,很多中学教学研究者都把这种“抒情式的浪漫”当成是科学,当成是学科获得认同的最佳途径。第三、要在知识传授和检测考核两者中进行合理的“划界”,不能够简单地将学生未掌握好教师传授的理论思维知识来弱化检测考核的工程思维功能。当前的中学学科中,高中思想政治学科的“宏大叙事”功能是最强的,由于其独有的理论品质,使得“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的相互僭越”经常性的发生。尽管新课程的评价体系有了更加系统和全面的评价维度,但是考试检测效果仍然是最重要的一项评价。尤其是一线政治教师,似乎已经习惯了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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