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民俗在现今的传承

东北民俗在现今的传承东北地区的历史沿革：先秦时期；战国时期的燕国，前222年被秦灭亡，设辽东郡（范围在今辽宁省）。代国随后为覃所灭，设代郡（地处今河北省）。高句丽渤海国（前37年至668年）都城纥hé升骨城（在今辽宁本溪五女山城），后迁都国内城和丸都城（均在今吉林省集安市）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政权（共历705年），统治最盛时一度将朝鲜半岛大半纳入版图，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对东北地区东部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晋时，慕容鲜卑迁到辽西地区，公元337年称燕王，建乎府于龙城（今朝阳市），史称前燕，前燕亦重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规定租税，非工商人口归农等等。使辽西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公元668年（唐高宗总章元年），高句丽在唐军和新罗（今天朝鲜、韩国祖先）的夹击之下灭亡，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军俘虏，高句丽人口余众绝大部被唐朝政府内迁中原融于中土，融入渤海国的人民里。668年高句丽灭亡后，勿吉王国七部之一的粟末靺鞨部首领大祚荣于698年在今吉林省敦化市建立震国（后改称渤海国），初为唐朝的一个羁縻州，后改为唐朝的藩属国。渤海国鼎盛时，疆土方圆5000里，人口十万户，胜兵数万人，史称“海东盛国”。辽金元时期；（907-1287）辽金元时期，先后有居住在辽河上游的契丹族建立辽朝（907年～1125年）；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入主中原建立金朝（1115年～1234年）。这对于各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对于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唐朝末年，契丹在首领耶律阿保机把两大部落统一起来，自立为王。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阿保机逝世后，其子耶律德光继位，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改皇都为上京。辽朝鼎盛时的疆域，东至当今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东北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南抵今天的天津市、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带，与北宋对峙。五代十国，此为营州、平州之地。梁和唐时，在卢龙城设平州、卢龙县治。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契丹占据了营、平等州，晋、汉、周时，一直为契丹所据，后契丹改国号辽。公元1113年，肃慎族系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举兵夺取松花江流域，南下占领辽东半岛。1115年称帝，国号金，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以南）。建国后继续征战，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大金最盛时超过极盛时期的辽国，囊有当时的北方。大金骑兵向亚洲东北部海岸线纵横驰骋几乎拥有肃慎族系全部故地，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和西夏交界，向南一直到秦岭淮河与南宋对峙。1287年，元朝设立辽阳行省，统辖东北全境。明；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市）称帝，建立明朝，同年灭元。在辽东都司，农业、手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辽阳地区，明朝时是“岁有羡余，数千里阡陌相连，屯堡相望的富饶地方。当时，辽东都司的冶铁、制盐等手工业也很发达。辽东的三万卫与四川的龙州、顺天的遵化，是当时全国闻名的三大冶铁中心。吉林市是明朝设在东北的造船基地。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即北京），元朝灭亡。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东北，负隅顽抗的故元残余势力，一方面派黄俦等人前往辽东，“诏谕辽阳诸处官民率众归附”；另一方面派兵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迫使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投降。于是洪武四年（1371年）明在辽东设置定辽卫都卫，洪武八年（1375年）明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辽东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朱元璋为了向北推进，在“慎固边防，翼卫王室”的思想指导下，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北方和东北，如封燕王于北平、封韩王于开原、封宁王于大宁（今赤峰宁城）、封辽王于广宁，其目的是“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当时故元太尉纳哈出占据金山（即吉林省农安县）一带，与辽东高家奴、哈喇张、也速之等故元残余势力，“彼此相依，互为声援”，企图继续顽抗。明朝要统一东北，就必须消灭东北境内的“故元遗兵”。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派冯胜、傅友德率领明军进攻金山，纳哈出兵败投降，其他“故元遗兵”也纷纷归降，蒙元在东北地区的残余势力被肃清。“卫所”是按照明朝政治制度设置的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它和内地有所不同的是除了军事职能外，还要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所谓“抚绥属部”，“看守地方”。“卫所”官员都是明朝中央政府直接委任的，采取“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的政策。他们的官职是世袭的，父死子继、父老子替都必须得到明政府的批准。如果要求晋升官爵、更换敕书（委任状）、增加赏赐等，则要呈报明朝政府，不得擅自行动，否则要受到处罚。明朝授给奴儿干都司属下卫所的官印，不断有所发现，如有《毛怜卫指挥使司之印》、《木答里山卫指挥使司印》、《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塔山左卫之印》以上的“印信”，清楚表明了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管理最好的历史物证。由于女真和明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密切，因此东北地区的水陆交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明朝在蒙元设置驿站的基础上，大力扩建和新建驿站，延长或新辟驿站的线路，据《辽东志》记载，当时从辽东通往东北各地区共有六条交通干线，开原城是六条干线的起点。东到朝鲜，西达蒙古，东北抵达特林地区的满泾；西北通往满洲里以北，形成四通八达的驿站交通网。特别是对黑龙江、松花江一带，明廷为了保证辽东同奴儿干地区的交通运输，永乐十年（1412年）自松花江到黑龙江下游，就设了满泾等四十五站。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在今吉林市的松花江畔建立了造船厂，担负“造船运粮”和运送军队的任务。正因为明朝积极发展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增设驿站，建立船厂，更加强了女真和辽东及中原地区的联系。然而明朝中期以后国力衰退，无力再维持对北方边疆的统治，1435年（明宣德十年），奴儿干都司被撤销，但下属的卫所则继续存在。随着鞑靼和女真的兴起，明朝在东北地区的有效控制区退缩到辽东地区。清；16世纪末，女真再次崛起强大。1616年建州女真领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大汗，重建大金国，史称“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女真族号为“满洲”。1644年李自成军队攻入北京，明朝灭亡。清军趁机入关，经过血腥屠杀攻伐统一全国。为了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清朝实施“首崇满洲”政策严防汉人，使得八旗迅速腐化。为了从外表上防止汉人知识分子产生华夷之辨和反清复明思想，清政府广泛实行剃发易服和文字狱，对汉民族的民族自尊心造成空前摧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更加封闭保守，客观上造成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倒退，形成近代积贫积弱的局面清取得政权以后，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定盛京为“陪都”，对东北实行“特别之制”的治理办法。从17世纪中叶起，沙俄侵略军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毁村庄，杀掠人口，抢夺粮食和貂皮。之后清军与俄罗斯多次爆发冲突或战争，直到1685年雅克萨之战后，在康熙帝的授意下清军乘胜求和签约。于1689年签定《中俄尼布楚条约》（尼布楚议界条约），在条约签订之前，清朝在东北地区疆域西括内外蒙古，尽有中、东西伯利亚，东临太平洋，包括库页岛、千岛群岛，北滨北冰洋，东北方向直到堪察加半岛和白令海峡。1689年《尼布楚条约》后东北地区疆域逐渐退至外兴安岭、乌第河、贝加尔湖南岸一线以南地域。清末民初中国衰弱，库页岛、千岛群岛丧失，外蒙古独立，东北版图最后缩至今日模样。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东北农业生产的基本轮廓大致形成。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商业、手工业随之兴起，出现了沈阳、吉林、齐齐哈尔、辽阳、锦州、长春、宁安、辽源、哈尔滨等经济中心。清军入关后，于清朝初年，在东北设置了盛京将军、宁古塔（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三将军的辖区在管理方式、行政制度及土地占有形式方面有别于中原地区。多尔衮就在1644年下令严令禁止汉人进入所谓的“龙兴之地”垦殖。这就是“禁关令”。虽然清朝于1692年开始向东北地区派遣八旗及汉军移民，但清初满族人倾族入关后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清朝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与“禁关令”相关的词汇除了“禁关令”外，还有两个：“柳条边”和“闯关东”。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政府不惜代价于东北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至康熙中期完成。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至今吉林北的为“新边”。边墙以东的东北严禁越界垦殖，边墙以西则作为清朝的同盟者蒙古贵族的驻牧地。清朝对东北的封禁造成了东北人口稀薄，最终为俄国对中国东北的蚕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晚清边疆危机日甚，清朝被迫开放边禁，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1861年至1880年代陆续开放了吉林围场、阿勒楚喀围场、大凌河牧场等官地和旗地。1882年（光绪八年）首先在吉林招垦，设立珲春招垦总局，此后又开放了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开垦。并且在1907年，清廷裁撤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改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巡抚，并设东三省总督。近代：沙俄在战争中渐渐攫取了关外的大片土地，致使中国北疆不再与西西伯利亚平原接壤，日军也通过假手军阀、前清统治者对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新中国；闯关东：山海关是界定关内关外的重要地理标志。从明清到民国期间，以山东齐鲁人为主的关内人兴起闯关东热潮。在19世纪初，中国黄河下游连年遭灾，黄河下游的齐鲁百姓，闯入东北，数量规模历史最高。是时，义和团乱，帝国主义乘机瓜分中国，俄国获得了东北地区大量特权，而日本经过日俄战争，迫使俄国把特权转让给日本。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皆可谓之“闯关东”，此为广义。狭义的“闯关东”仅是指从清朝顺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中远地区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闯关东”是狭义的。山东村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齐鲁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员数量庞大，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自己的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四省区基本上是山东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山东与东四省区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四省区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