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开辟的史前基础

丝绸之路开辟的史前基础刘学堂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此后历代中国政府都把西域经营作为重要国策，逐渐打开了由中原经中国西北至中亚、西亚，并联结欧洲北非的陆上交通道。通过这条大道，欧亚东西方人群的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中国产的丝织品等沿着这条道路销往西方。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形象地将始自西汉张骞的这条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此后的研究过程中，丝绸之路起始时段、丝绸之路的内涵与外延迅速扩展，丝绸之路逐渐泛化为以欧洲为中心的欧亚西方世界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欧亚东方世界历史上人们交往的总称。如果从整个东西文化交流史的视野来看，东西方世界对话与交流的时代上限要比张骞使西域久远的多。所以，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提出，以张骞西行为界，可将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张骞使西域前的东西文化交流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也有的学者称其为史前的丝绸之路。从考古发现与研究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东西文化就有了接触。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发掘了宁夏水洞沟旧石器晚期遗址，发现这一遗址中有属于西方莫斯特文化的勒瓦娄哇石器。2003年国内出版的《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明确提出，以勒瓦娄哇石核和石叶的发现为突出标志的水洞沟文化“是我国最具有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单独类型”。其后在中国北方地区的黑龙江、山西、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先后发现过含勒瓦娄哇石器的遗址。勒瓦娄哇石器技术是欧亚旧石器工业技术史上的一次重要革命，它代表着更新世中古人类行为与认知发生的演化，在人类演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北方特别是近年来新疆地区勒瓦娄哇石器发现与研究表明，早到距今10万年以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一支来自西方的人群集团，通过中亚草原来到新疆并抵达宁夏的水洞沟，这条传播线路基本明确。中国北方其他地区零星发现的勒瓦娄哇石器，则有可能是通过很早就开辟的北方草原通道传入。一些学者将西方石器技术向东传播的途径称为史前的石器之路。石器之路不仅对中国西北北方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由于东西方人群长期共居通婚，扩大了基因交流，这对中国北方人种的形成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东西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东方彩陶文化的西进。距今一万年前后，生活在欧亚东西方的人群几乎同时步入新石器时代。距今七八千年开始，源于自黄河流域关中区域的彩陶文化缓慢地向西流布，距今5000年前后进入中国西北的甘青地区，并再度发育，创造了辉煌的西北彩陶文化。距今4000年前，欧亚东方传统的彩陶文化出现在新疆东天山的哈密盆地，并继而沿天山西进，公元前2千纪末到达吐鲁番和焉耆－拜城盆地，在这里演化为洋海文化和察吾呼文化早期类型，公元前1千纪初出现在伊犁河谷，在这里和当地文化互相交融，形成了穷科克上层文化。黄河流域彩陶文化沿天山地区东西向渗透，使天山史前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汉代前后彩陶文化渗入哈萨克斯坦的巴尔喀什湖东岸七河流域，成为这一区域塞与乌孙文化的构成因素。具黄河流域文化特质的彩陶文化，历经数千年抵达这里时，早已是强弩之末，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学术界把史前时期黄河流域彩陶西传的道路称为彩陶之路，彩陶之路向我们标示出史前黄河流域文化西向拓展的进程。青铜时代东西文化交流迎来新的高潮。青铜技术最早出现在欧亚西部区域，与东西向的彩陶之路相对应，从距今五六千年开始，西方的青铜冶铸技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的绿洲通道和北部的草原通道持续东传。约在距今5千纪后半叶，青铜冶制技术零星地出现在新疆和河西一些地区。公元前2千纪初前后，具有西方特质的青铜文化在东天山地区与具东方特质的彩陶文化相遇，两支异质文化经过碰撞、汇流，很快融合起来，并在这一地区迸发出前所未有文化创造力，使青铜文化在东天山和河西地区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早期青铜文化发展史上的醒目孤岛。新疆东天山和甘青地区的青铜器群，一经发现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热烈讨论，日趋一致的观点是认为它的出现显然与史前东西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就中国境内而言，最先出现和形成西北一隅的青铜冶铸文化，很快沿着黄河传至中国北方其他地区，并很快向东传播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腹地。一些学者将青铜冶制技术西东向的传播道路称为青铜之路。近年来，随着科技考古的快速推进，人们意识到史前青铜之路的内涵远比此前的发现丰富得多，它还包含有西东向的小麦传播，以及牛羊驯养技术的东传等多种因素。公元前2000年前后，源于西方的这些技术因素断续地进入中原内地，对中原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原早期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从早期铁器时代开始，东西文化交流成为东西方世界互动发展的一种常态，变得更为频繁与密切。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中亚的西部首先进行了早期铁器时代，欧亚大陆北方的草原地带开始出现了游牧经济生产方式，形成森林草原游牧文化带。整个欧亚大陆开启了一个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农业文化碰撞、交汇与对垒的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游牧民族频繁的活动，人类移动速度加快和活动半径明显加大，最早出现在西方的制铁技术，迅速沿着很早就开辟的中亚北方草原通道和南方绿洲通道向东传播。距今1000年后，包括新疆在内中亚东部地区的古代居民先后学会了制作和使用铁器，并快速地向中国内地传播，大概到了公元前七世纪前后进入中国北方，很快得到普及。铁器由西至东的传播道路，可以称为铁器之路。战国前后中原地区的居民在西方传入的锻铁基础上对制铁工艺进行技术革命，发明中原地区的熔铁铸铁技术，铸铁的出现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一次重要飞跃。随着铁器冶铸技术在中原推广普及，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人口增加城市发展，为我国汉唐盛世的到来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进而也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得以持久繁荣和延续发展，与铁器技术在中原和南方地区的广泛应用和不断改进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新考古发现的接踵而至，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前东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多。近年以来，学术界自早至晚地先后提出了石器之路、彩陶之路、青铜之路和铁器之路概念，用来概括史前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备受国内学界的关注。除此以外，还有玉器、玻璃等器物，葡萄等农作物经中亚渐次地东传，以及源于黄河流域的黍粟类农作物的西传。史前时期东西文化通过频繁的交流、互动与融会，在保持各自特征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长期对话，共同发展”这一丝绸之路沿线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和基本态势。史前东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基础。祖居黄河的史前人类，携带着彩陶文化进入中亚天山地区，为天山史前文化涂抹了浓重的黄河文化底色，对西域的早期开发厥功甚伟，更为汉代中原政府西域经营国策的顺利实施和西域最终纳入中国版图，奠定深厚的历史基础。西方人群集团东进后，很快参与到了中原早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它对中原早期文明出现与成熟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史前东西文化交流不仅为其后丝绸之路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更为中华文化包容并蓄，多元一体特质形成，提供无限宽阔的舞台和更为深遂的历史空间。丝绸之路——沟通东西方文明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商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沟通和交流的象征。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赋予了丝绸之路新的内涵，在这条文化线路上，不仅能够看到灿烂辉煌的历史遗迹，而且还将见证中国与西亚各国之间在经济合作领域的异彩纷呈。自2006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与中亚有关国家开展了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报世界遗产工作。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将于6月底接受世界遗产专家审议，有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无数铃声摇过渍，应驮白练到安西。”著名的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因为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十九世纪下叶，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在其所著《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线路，称作“丝绸之路”，此后被中外史学家认同，而沿用至今。在当今文化学界，“丝绸之路”其内涵已经超越了交通道路和商业贸易的局限，涵盖了古今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成为东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明沟通和交流的象征。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实用功能不同以及沿线国家政治纠纷的影响，丝绸之路出现不同的线路。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越过帕米尔高原，经过中亚、西亚地区直到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地区的贸易通道成为“西北丝绸之路”；从四川出发，经过云南、缅甸直至印度的商道称为“西南丝绸之路”，西北、西南统称为“陆上丝绸之路”；从我国的东北、华北起到蒙古高原，再穿过西伯利亚森林地带的大草原最后到咸海、里海一带，横贯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东西交通线称为“草原丝绸之路”；从陆上西南丝绸之路以南的一段开始，经过我国的泉州、广州等沿海港口出海，到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再通到波斯湾、红海地区的通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西汉时期汉高祖时，为消除匈奴侵扰，签订和亲协议，承诺“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促进了中原与匈奴的物质文化交流。文景期间在延续和亲政策的同时，鼓励与西域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加强了丝绸之路上早期的文化交流。汉武帝时，改变国家战略，一方面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极大地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物质文化交流，之后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使节和商人络绎不绝，文化交流范围也随之扩大;另一方面派卫青、霍去病等对匈奴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战争，最后将匈奴逼入西北偏远地区，同时设置西域都护府。反击战争扩大了汉朝疆域，使得中原文化大规模地向原匈奴所占据的河西走廊地区扩展，同时投降汉朝的匈奴也将自身的游牧文化向中原渗透，实现了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西域都护府的设立维护了西域的安定，保障丝绸之路的通畅，也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北方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陆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在原有基础上向北向南扩展，与此同时，立足江南的六朝政权积极发展海外关系，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向南海、东海延伸，与波斯、南亚、大秦(东罗马)、东南亚、朝鲜、日本等地区和国家都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甘肃靖远出土的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宁夏固原博物馆藏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鎏金胡瓶、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灰陶载物骆驼等都是此时期东西方交流的物证之一。陆海丝绸之路的空间扩展，扩大了文化交流的空间范围，并使文化交流内容更加宽泛。这一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传入西方，国外一些先进技术也逐渐传入中国。隋唐时期隋朝时期，隋炀帝亲自西巡开拓疆土，打通丝绸之路，还在张掖举办了万国博览会，各国商人、使臣云集，使之成为一次各国文化交流的盛典。唐朝时，继续扩大与西方交往的范围，拓宽与中西亚各国的贸易渠道，中外文化交流达到鼎盛。来自西域的胡乐、胡舞、胡服、胡食在中原地区特别是长安广为流行，马球、赛马、射箭等体育活动更为人们喜爱。各地留学生、学者、游历者、传教士在此聚集，各地文化融合于此，长安一时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这一时期我国出土的大量文物即是明证，如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八瓣花纹蓝琉璃盘；甘肃秦安县出土三彩胡人牵驼俑等。唐中期，陆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发展，尤其对宗教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印度教、摩尼教在这一时期从海路传入中国，而中国的道教和民间信仰也传入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地区。明清时期明朝时，郑和七次下西洋，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丝绸之路的路线进一步拉长，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将亚、非的广阔海域连接起来，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联系与交流。清朝时，茶马古道与西南丝绸之路相接，马帮为中原、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