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政治地理讨论稿

地理环境对中东地区政治地理影响1、中东的地理范围中东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词汇，意指欧洲以东，并介于远东和近东之间的地区。具体是指地中海东部与南部区域，从地中海东部到波斯湾的大片地区。在地理上，中东的范围涵盖整个西亚地区，并包含部分北非地区，也是非洲与欧亚大陆的亚区。“中东”是欧美人使用的一个地理术语。一般来说包括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土耳其、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叙利亚、巴勒斯坦、阿联酋和也门，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尽管地理上属于中东地区的一部分，但是他们自身认为属于欧洲。根据距离欧洲的地理位置按远近划分成了：近东，中东，远东。近东（theNearEast），通常指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包括非洲东北部和亚洲西南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此称已为「中东」取代，但两者常通用。欧洲人指亚洲西南部和非洲东北部地区，但伊朗除外。远东，是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时对亚洲最东部地区的通称，通常包括中国东部、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和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地区。中东大部分为西亚，但与西亚的区别是：1.中东不包括地处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2.中东包括非洲北部国家埃及。3.中东包括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色雷斯）。中东是一湾两洋三洲五海之地，其处在联系亚欧非三大洲，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枢纽地位。其三洲具体指亚欧非三大洲，五海具体指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其中里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湖泊也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交通便利，海陆空的路线，可顺利运送石油到各国。位于“五海三洲两洋”之地的中东，是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连接西方和东方的要道，也是欧洲经北非到西亚的枢纽和咽喉。中东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列强逐鹿、兵家必争之地。“中东”概念究竟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国内外尚无定论，但一般泛指西亚地区，约17个国家。传统上的“中东”一般说来包括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土耳其。其中，除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外，都是伊斯兰国家。而在这些中东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伊朗、以色列为非阿拉伯国家。中东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最敏感的地区之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东一直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焦点。中东的重要海湾—波斯湾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占全世界石油资源的74%）。石油资源在世界能源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更增加了中东地区的重要性。另外，领土、淡水、宗教和运河的争执也使中东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地区。政治概念上的中东问题系指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问题，也称巴以冲突。中东问题是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历史产物，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热点问题，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土问题。[1]2地缘战略价值在谈及中东为何动荡、西方为何频频在中东渗透扩张时，人们很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所吸引，如争夺石油、民族教派分立、与西方文明差异等等。但实则不然。如果说中东动荡是“石油惹的祸”，西方是“为石油而战”，但这很难解释一个基本事实，俄罗斯同样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何西方国家却不敢打俄罗斯的主意？因此，石油因素只能是促使中东动荡的诱因，而非冲突根源；有人认为是中东民族教派矛盾复杂，以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文明间冲突”所致，但这很难解释，中东早就存在多种民族宗教，为何过去可以相安无事，而现在却纷争不断？同时这也很难解释土耳其与欧美的亲密关系。用存在了上千年的宗教信仰，解释当前地区动荡和西方干预，实际是将现实世界神秘化。在这一问题上，基辛格正确地指出：“中东的冲突并不像人们常说得那样持续了几千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我们20世纪的产物。”本文认为，中东地区之所以动荡不断，阿拉伯国家频频遭受西方欺凌，与中东地缘政治版图“破碎化”直接相关。一、制裁分裂：阿拉伯世界灾难性的建国史从地缘政治角度阐释国家权力由来已久。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麦金德的“陆权说”，马汉的“海权说”，斯拜克曼的“边缘地带说”等，尽管这些学说强调侧重点不一样，但无不将国家权力与地理因素联系在一起。地理位置、版图大小、资源配置等地缘政治基本要素，对决定国家权力大小有着持久性影响。“（国家）实力取决于与全部领土有关的大小、位置，以及它所拥有的必要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如果将权力比喻成肌肉，那么地缘版图就是骨骼，一个国家实力能强大到何种程度（即能长多少肌肉），说到底还要受骨骼（疆域）大小限制，它决定着国家实力增长的极限。从经济角度看，经济发展规模同样取决于国家规模。亚当·斯密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的水平和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4]因此国家规模大小直接决定经济发展潜力。斯大林一向以铁腕著称，曾使苏联短期内由使用木犁的国度，一跃成为拥有原子弹的超级大国，但他仍感叹“对于地理，我们无能为力”。因此，在国际政治中，削弱对手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分裂领土，使其永久性失去国力增长的基本前提。西汉政论家贾谊曾说过：“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6]摩根索也曾指出：“减少较重砝码的方法典型地表现在‘分而治之’这一准则中。试图削弱竞争者或使之保持衰弱的国家，都采用这种通过分裂竞争者，或使之保持分裂的分而治之的方法。”[7]说白了，就是国家分得越小，越容易掌控。尤其对已经成为破碎地带，并深受其苦的欧洲列强来说，更是极度依靠这种战略手腕。英国本土面积不及殖民地面积1%，却建立起“日不落帝国”，凭借的就是“分而治之”的政策。英国殖民者A·拉其普特曾说：“我们的态度是尽力维护现存的宗教的种族分裂，而不是使之融合。”[8]而两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惩罚战败国，用得最多的手段，就是将其疆域分解，如一战后肢解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二战后将德国一分为二等。联合国刚建立时，世界只有五十多个国家，而现在国家总数已将近二百个。而中东地区同样是这种地缘政治战略的牺牲品。西方殖民者的有意分裂，加上阿拉伯统治者的短视软弱，使中东成为世界地缘版图中最大的破碎地带，彻底消除了该地区出现世界性大国的可能性。20世纪初，阿拉伯世界所属的奥斯曼帝国已成“欧洲病夫”，英国为了抗衡俄国，曾长期采取维护现状政策。一战爆发后，由于奥斯曼帝国愚蠢地将自己绑到德国、奥匈帝国等组成的“同盟国”战车上，因此英国改弦易辙，将奥斯曼帝国视为削弱和瓜分对象。当时，英国在中东主要有两大目标：一是在中东寻找和扶植盟友，确保战胜德国；二是将阿拉伯地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由此造成英国对中东政策总体政策就是“分而治之”：在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制造裂隙，削弱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作战能力；而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则是继续制造矛盾，借此实现将其纳入殖民地的设想。为此，英国一方面挑动奥斯曼帝国内阿拉伯诸省发动叛乱，英国看中了哈希姆家族首领侯赛因。从1915年7月15日到1916年1月30日，英国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与侯赛因就划分势力范围及战后边界问题讨价还价，共交换了八封信件，史称“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英国承诺在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北到亚历山大勒塔，东到伊朗边境，南到波斯湾，西接红海、地中海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随后在1916年6月5日发动“阿拉伯大起义”，配合英军向奥斯曼帝国进攻。参加阿拉伯起义的英国人劳伦斯在一份秘密文件中说，阿拉伯起义有利于英国，“因为它有助于促进我们的直接目的，即瓦解伊斯兰阵营，打败、毁灭奥斯曼帝国；也因为它继土耳其之后建立的国家对我们没有危害，……如果我们措施得当，他们就会保持政治分裂状态，成为一个由一些缺乏内聚力的相互忌惮的公国组成的组织。”[9]不难看出，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起义的真实动机，除了针对奥斯曼帝国，还暗含分裂阿拉伯人的祸心。据此不难理解，为何在与侯赛因达成协议不久，英国又与法国秘密签订了“赛克斯-皮科特协定”，暗中将阿拉伯世界划分出不同势力范围：法国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波斯成了英国保护国，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则成为英国势力范围。与此同时，英国还鼓励犹太人向阿拉伯土地移民。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讲话，称乐意看到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显而易见，该宣言与麦克马洪给侯赛因的许诺相矛盾，也与协约国就瓜分奥斯曼帝国而达成的秘密条约背道而驰。”[10]英国这样做，表面上自相矛盾，实则万变不离其宗。英国人十分清楚，阿拉伯民族注定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其一旦独立建国，西方列强将根本无法掠夺当地石油。而安插一个犹太人国家，将使阿拉伯世界持久混乱与分裂，更易于西方进行控制。丘吉尔就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国不但对犹太人有好处，而且能充当英帝国在中东的一个堡垒和盟国。”[11]（后来的事实证明，以色列确实成了西方防范阿拉伯民族实现联合的心腹大患。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纳赛尔、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曾风靡整个阿拉伯世界，并显示出巨大的政治经济能力。但正是由于1967年与以色列战争的失利，导致纳赛尔壮志未酬身先死，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当时阿拉伯人的主要领导人侯赛因，过分相信和依靠西方，更多考虑个人和家族利益，而不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因此在阿拉伯人建国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设计出一套“分家另过”的悲剧性战略构想：由他的一个儿子费萨尔统治叙利亚和伊拉克，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担任巴勒斯坦国王，而他本人担任汉志国王。[12]这种战略构想，与当年欧洲遭遇十分相似。在欧洲历史上，查理曼大帝时期，欧洲一度实现了版图统一，但查理曼大帝去世后，其三个孙子就将“家产”一分为三，从此使欧洲日渐陷入版图碎片化和战争持久化状态。因此侯赛因的设想，正中西方分裂阿拉伯世界版图下怀。现代中东的边界，正是由一战的战胜国根据1916年制定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划定的。这种灾难性的建国史，使中东像欧洲那样，也患上了粉碎性骨折，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内部动荡和外部干涉的祸端，而始终难以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当代中东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那些冲突和矛盾，大多与英法“委任统治”有关。它是造成中东诸多问题的渊流所在。[13]二、破碎型地缘版图为中东开启动荡祸端地缘政治解析中东政治的总钥匙。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文明集团往往要围绕一个“核心国家”，它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就像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一旦缺少核心国家，文明内部或文明间建立秩序，就变得更加棘手。[14]这种分析实际完全适用于地区体系分析。中东地区冲突的内向型和持续性，就与该地区核心国家的缺乏直接相关。“核心国家的解体，一般都意味着混乱和灾难。”[15]奥斯曼帝国时期，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核心国家的长期存在，保障了中东的秩序与和平。其除了与欧洲基督教国家，东部的萨珊帝国偶有冲突外，内部各民族、宗教间一直保持高度和谐。而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由于英国统治者有意制造分裂，实行委任统治，使中东地缘版图日益碎片化。阿拉伯民族凭借庞大的人口、宗教、历史纽带，本来有潜质建立统一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由于英法委任统治，使该地区最终被分裂为22个阿拉伯国家。而国家是一个自我生长的自组织，其一经建立，便自动将巩固、追求自身权力和国家私利列为首位，并开始依据领土概念进行统治，如统治生活在境内的居民、控制边界、建立官僚体制等[16]。黎巴嫩历史学家凯马尔·萨利比曾指出：“当有政治野心的人们开始为权力和地位，在各个国家中竞争时，并且当这些国家都各有其自己的统治机构和行政管理的官僚组织时，那些把他们分开的边界线，尽管几乎没有一条是天然的或是历史的，却开始加固起来。”[17]由于这些国家实力相当，缺乏明显发挥主导作用的核心国家，因而谁也难以发挥支配性，形成“谁也吃不掉谁，但谁也不服从谁”的复杂均势状态。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聚合场中的力量中心越少，极性越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