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确立民主政治的中国坐标

《求是》：确立民主政治的中国坐标1914与2008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恶战、混战，战争伤害到许多无辜的国家和人民。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现代资本主义苦心塑造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遭到重挫。2008年，英国女王在伦敦经济学院询问经济学家为什么没人预测到这次因市场失灵而产生的金融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融危机背后的逻辑“有效市场假设”的提出者，201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为少数人服务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是不大可能预测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反倒是为大众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保持着冷静和清醒，早在世纪之交，就预测到一场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的到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欧洲思想界的变化和分化，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深刻反思过程中，社会主义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形成了世界性影响。在东方，印度的泰戈尔猛烈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祸害，中国一大批先进分子也觉悟觉醒，走向延安，走上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建国道路。2008年的金融危机同样催化国际政治思潮发生分化，人们对西方民主失灵的反思正在逐步延伸到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一片失望与不满中，国际思想界开始出现“向东看”的转向和趋势，寻找世界走出困局的东方智慧，中国式治国理政与民主政治的制度模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垄断性和跨国性，它与国家的关系呈现两面性。一方面，它附着于霸权国家，利用霸权国家为其在有序市场竞争下所不能获得的高额利润服务；另一方面，又竭力摆脱国家机器对它的限制，它与国家的关系，逻辑核心是控制国家而不是为国家所限制。现代资本主义借助资本对国家的渗透和腐蚀，缴获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权力，削弱了国家的一般社会职能管理能力，从而拥有独断性的权力。在跨国资本主义力量的左右下，国家在一般社会管理领域的职能逐步削弱，要么附着听命于资本，为资本的利益服务，要么在资本的层层剥离下，沦为空壳。财政、货币、税收、司法、军队等权力逐步被大资本收入囊中，在“小政府”的政治经济学舆论下，不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以及应有的集中权力被削弱，不得不听任跨国资本力量的专制性摆布。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评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时形象地说：“我得声明我对历史终结这种论断不以为然”，并不是历史到了终结点，而是“被操纵的世界已经到达了崩溃点”。大资本力量在将国家权力窃为己有之后，即可在幕后用专制独裁的方式行使权力，将民主异化为钱主。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期间出现的普遍性的政府危机和民主失灵现象，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隐性专制的结果，政府一定意义上成为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傀儡，它面对大问题的时候显得太小，面对小问题的时候又显得太大，动弹不得。对此，西方很多民众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系大失所望，责怪政府大把地用纳税人的钱为银行家输血，而在事关医改就业等民生问题上却非常吝啬，甚至吵闹不休。民众在政治参与问题上除了手中的一票以外什么都没有，成了个袖手旁观的摆设，即便拥有一票，也只能在被给定的“要茶还是要咖啡”两者中作选择；而政党轮流坐庄制又隐蔽且带欺骗性地制造出政党责任的自动豁免机制，政党执政不力甚至出现执政错误的时候最多下台了事，老百姓连问责的机会都没有。同时，政党组阁制又使官员犯错时以辞职形式可以豁免法律追究，逃之夭夭。在一些国家权力为大资本窃取、分有的国家，民众发现涉及民生之类的问题找不到机构负责，责任几乎被无限地推给了看不见踪影、找不到责任人的市场。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失灵还只是假象和表象，这个问题的根子出在国家权力不在人民手中，而是在大资本家手中。民主失灵根本上是由于资本主义专制导致的政府失灵或国家失灵。对此，西方一些评论家指出，“失败国家”这个词过去被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头上，如今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正在成为“失败国家”。可见，现代资本主义在走向隐形专制的途中，正在制造和扩大自己的反对力量。来自阿根廷的新任罗马教皇在2013年著书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宣扬的自由民主是虚假的，“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专制制度，资本主义是劫掠穷人的经济。”西式民主的这套坐标系在其内部出现错乱和颠倒，促使一向推销西式民主的福山也反戈一击，开始借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来说美国政治，建言“美国需要人民民主专政”，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认为中国的制度模式是“正确的和成功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专制为什么原本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概念，反而被资本主义文化机器据为己有，注册为自己的专利呢？资本主义塑造的所谓自由民主普世话语体系，又是如何对人们思想和思维进行专制和钳制的呢？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战略是着力在全球层面打造一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其核心是用自由、民主、平等，也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评价体系，来覆盖、转换、替代过去为人诟病的“资本主义”一词，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洗名工程，给“资本主义”披上新衣，以在国际政治中抢占道德制高点。资本主义文化专制机器和文化殖民主义制造出“会说话的奴隶”还不够，还要制造出“会识字的文盲”，从思想上把人带往奴役之路。其思想专制体系核心是一整套普世价值的叙事、评价和规训体系，这套体系制造出一整套绕口令式的“八股”自由民主理论，企图将世界的思想一致化、统一化、格式化，彻底形成对人精神上的奴役。一旦你进入其压制性的叙事逻辑，并按照其叙事逻辑来思考，你的独立自由思考之灵魂就会被逐步摄取，被愚化为“会识字的文盲”。它在实践中的传销步骤很有规律性、非常程式化：你有问题求助于它，它会说是因为你没有民主；你按照它打包贩卖的选举模式没有解决问题，它会说你没有市场；你按照它的市场模式把经济搞糟了，它会说你是因为没有自由；你按照它的自由模式仍然失败，它会说你没有宪政；你按照它的宪政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国家和社会出现动荡、回天无力的时候，它会说你没有执政能力；你向它求救时，它已经撒手不见、无影无踪了。此时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来维持秩序的外来军队和商人。这类闹剧近几十年来有规律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频繁上演。一些西方人面对霸权国家频繁的对外专制性干涉，自己都不得不感叹，“如果资本主义真的是那么讲民主、爱自由、重平等的话，20世纪的世界本不该是那样的。”世界上一些国家就是不信它这个邪，坚持走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你要是走自己的道路，与它不同，它会说你是异类，是自由民主的对立面；你要是走成功了，它要么将你的功劳记在它的民主传销簿上，要么假作沉思不解状：为什么专制制度也能搞好经济，使民生改善呢？你要是在物质力量上超越它，它会说你只会制造，没有思想，甚至干脆倒打一耙，给你贴上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标签，大加挞伐。总之，只要你潜移默化接受这套教条的八股式自由民主理论，哪怕你已经在民主政治道路上取得了成就，都会丧失信心，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是不民主的，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自己的民主。如此看来，发展中国家必须从这套教条、愚民、文化殖民主义色彩的普世价值评价体系中解放出来，将自身国情与一般治国理政原理结合起来，探索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升级换代赋予新的生机。实践证明，西式民主的这套坐标系，俨然成了一些国家政治发展失败坟墓上的十字架。面对西式民主输入给一些国家带来的政治、社会、经济、民生上的动荡折腾，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寻找治国理政和民主政治的中国式智慧。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就此坦言：“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民主政治的中国坐标西式民主在内部失灵以及外部推销过程中制造出的动荡，与中国民主政治和制度模式取得的成就形成了强烈对比，民主政治的坐标系正在发生位移。一种内生的、新的制度模式在喷薄而出的时候，外来的概念或者旧模式中的概念是解释不了的。2014年3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会见习近平主席时说：“认识中国不能套用德国的标准。”作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国的民主政治坐标是聚焦在中国的历史资源、文明自强、制度自信和实践自觉基础上刻画出来的，只有也惟有在这个坐标系下，才能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的进步。人们在赞扬中国的经济成就时，大多忽视经济成就背后的民主制度优势。实际上，经济建设与民主政治是辅车相依的。应该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建设上各有成就，但因为背后民主政治安排的根本不同，决定性地导致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范围在1%和99%上出现差别。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没有一种制度能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那样，仅在30多年时间内就带来6.8亿人脱贫的成就，这个成就不是在对外掠夺基础上取得的，而是在内生制度创新和全体人民勤奋工作的基础上取得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取得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取得的。中国道路的制度之谜为国际学术界所着迷，媒体就此评论说：“这是一个保持了自己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解开这个谜，哪怕是说清楚其中的一小部分，都有可能会成就世界级的理论建树。”确立民主政治的中国坐标，并不是说用自己的政治坐标要求别人，而是要用自己的民主政治坐标定位自己，以坚强的制度自信指引自己的发展道路，用自己的政治话语将中国民主政治的道理讲清楚。坐标系的不同，看问题的方式和结论就会不同。按照民主政治的中国坐标，那些自诩为民主榜样的国家，就会成为不那么合格的民主国家：按照中国“一届接着一届干”的政党制度，两党制或多党制下的“一届隔着一届干”甚至“一届对着一届干”是低效率的治国理政方式；从2013年以来中国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种上下相互监督的有序民主生活实践，在一些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政府在对政企关系作严格约束和规范、保护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时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在2014年4月2日判决进一步鼓励财团政治捐款、助长“钱主”；按照中国重大决策和规划广泛听取各界人士意见的协商民主制度，一些国家两党制下排斥对手意见的决策，最多只能算是小集团内的分裂式协商制度；中国认真倾听各国对中国发展合理建议的时候，有的国家却居高临下，以网络专制大肆监听，侵害全世界人民的自由；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国际上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有的国家在外交上口口声声喊民主，但遇事行事却从不与人商量。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对中国民主政治中的协商内涵印象深刻，直言“中国的协商民主要比西方的议会民主更具有优越性”。自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中国的民主政治有自己的自由坐标。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深深地嵌入文明、历史和实践生活之中，比资本主义宣扬的狭隘自由观要更为广阔。讲自由的话，国家的独立自主是最大的自由。国家独立自主之不存，个人自由焉附？近代以来的中国，惟有体会到在资本主义专制体系中受奴役和殖民的滋味，才能深知国家独立自主是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自由。没有国家独立自主这个自由，无数个人只有沦为被殖民被奴役被欺凌的不自由，自由的这个本来含义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理解的最珍贵的自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在社会层面也有对自由的独特贡献，它始终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结合的层面理解自由。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所宣扬的自由，对人类文明带来两大恶果和创伤，一为损人不利己，导致一个人人皆输的社会结局；二为损人利己，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干涉专制横行、弱肉强食、社会对立、文明冲突的结局。按照中国人的理解，这种自由不正是建立在别人不自由的基础上的吗？为了掩盖这一事实，资本主义自由观以“利己不损人”来诠释自由，英国的自由派理论家埃德蒙·伯克高呼“光是对自己有利又不践踏他人利益的事，一个人就有权去做！”但这种自由不可能到达社会和谐的更高境界，因为它仍然停留在抽象的个体自由，且这种“利己不损人”的自由导致社会冷漠、公德阙如、互助殆失。自由在中国文明中真正之精髓，既有“个人活力迸发不逾矩”的含义，更有惠己及人的含义。正是由于拥有对自由理解之文明、历史、社会主义制度资源，才带来了当代中国个人活力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