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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赏析澳大利亚作家泰格特的短篇小说《窗》,虽然只有1200余字,但内涵十分丰富。所以,当其译文在1987年7月号的《外国小说选刊》发表后,不久即选入中学教材。初读此文,觉得它像一泓清泉;再读之,则如橄榄在口,愈嚼愈有滋味。发人深思,富有内涵.诚如译者刘根龙所言:“这篇小说文字简洁,短小精悍,寓意深刻,读来确实耐人寻味。对这篇小说,不同读者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如细细回味,也许可以悟出点人生哲理。”我们以为,这篇小说之所以产生出如此艺术效果,恐怕不仅仅是因为采用了“欧·亨利式笔法”,而且也因为它蕴含了丰富的辩证艺术。文题为“窗”,线索为“窗”,文眼同样是“窗”。作者设置的环境十分简单:一个十分窄小的病房,一扇门,一扇窗,其他一概从略。人物只有两个:靠窗的病人和不靠窗的病人,连姓名也没有交代。两个重病人在这狭小的天地里当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斗争和错综复杂的纠葛,惟一的矛盾就是不靠窗的病人想得到靠窗的病床。正是透过微观世界中的这一矛盾,我们看到了善恶两个灵魂的猛烈撞击,那飞溅的点点星光中折射出了人生哲理、世态人情。临窗的病人虽身患重病,但他热爱生命,凭残剩的精力、羸弱的病体和满腔的热情极力想像,描绘出一幅幅优美的图景,以此来激励自己同病魔作顽强的斗争;同时也用生机勃勃的人类活动去点燃同伴奄奄一息的生命之火,激发病友的生之欲望,活之动力。在他的心目中,窗是他们两人共同的财富,窗外的“春天”理应两人共同享有。而不靠窗的那位病人,虽然每天下午津津有味地听病友描述扣人心弦的球赛,浪漫的情侣散步,……充分享受了这段美好时光,但他却不以此为满足,他还强烈地渴望占有那扇窗户。这虽然也是热爱生活的愿望使然,但其核心却是自私的。私心极度膨胀,最终导致采取见死不救的手段堂而皇之地取得靠窗的床位。然而,生活偏偏不肯饶恕他,他费尽心机得到的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一扇窗户照出了两个灵魂,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态度,揭示了人性的美与丑。不靠窗病人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想占有靠窗的床位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退一步说,人有点自私心也是正常合理的,况且他还曾为有过这种想法感到惭愧,也控制过,可是他的私欲膨胀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为了私欲,竟然在病友生死挣扎关头,见死不救,自私心泯灭了良心,行为卑劣无耻,不可原谅。由此可见,短篇小说欲求得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它无需编造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甚至可以不去追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刻画,只要善于从微观世界中揭示人物丰富的内在精神世界,看似简单的一扇窗口,就可以成为我们窥视灵魂、认识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的瞭望台。《窗》的艺术构思中最令人拍案叫绝的莫过于:在靠窗的病人嘴里栩栩如生的景象,到了不靠窗的病人眼里变成了光秃秃的一堵墙。这是对不靠窗的病人的丑恶灵魂的有力鞭挞。从艺术上讲,又是虚与实的巧妙结合。运用虚的手法,正如绘画中的空白艺术,又似音乐中的休止符号,常常能取得“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窗内的环境单调,两位病人的病情又很重,当然只能凭藉近窗这一优势来感受生命的活力。可窗外实实在在只是一堵光秃秃的墙。这样内外单调的环境在靠窗的那位病人眼里为何能幻化成五彩斑斓、生动活泼的景象?能化实为虚的动力来自他对生活的满腔热望,他为了给他人带来生命的欢乐和求生的力量,支撑着与另一位同样沉重的病体,编织出美好的梦幻:很显然,这个窗户俯瞰着一座公园,公园里面有一泓湖水,湖面上照例漫游着一群群野鸭、天鹅。公园里的孩子们有的在扔面包喂这些水禽,有的在摆弄舰艇模型,一对对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在树阴下散步。公园里鲜花盛开,主要有玫瑰花,但四周还有五彩斑斓、争相斗妍的牡丹花和金盏草。这虽是心造的幻影,但只有以纯洁的心灵、高尚的人格、满腔的赤诚才能浇灌出绚丽多彩的生命之花,才能幻化出这充满生机、安详和谐、沸腾热烈的生活之景。一个心中没有春天的人,他的眼中同样没有春天。这虚幻的景象中包蕴着一个伟岸的形象,一颗美好的心灵。真是虚笔一处胜实写无数。当不靠窗的病人用自己的卑鄙手段揭开了窗外之谜时,这“光秃秃的一堵墙”的实景又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文章虽到此结束了,而留给读者的想像却很多。人们不禁要问:原来窗外的美景缘何而来?得到靠窗位置的病人该会想些什么?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实写恰到好处,又引出虚笔无数。《窗》的篇幅虽短,却通篇巧用对比,从不同的角度挖掘了人物的性格内涵。窗外虽然只有一堵光秃秃的墙,在靠窗的病人讲来却是那么富有生活情趣,那么娓娓动听,这对他本身来说是“自欺”,对同伴来说却是“为人”。可享受这美景的病人产生的想法不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而是“挨着窗口的为什么不该是我呢?”这种自私者的嫉妒,进而发展为怨愤。这正如培根所说的,“嫉妒能把凶险和灾难投射到他的眼光所注目的地方”,嫉妒者“只能用败坏别人幸福的办法来安慰自己”。为了排遣同伴的苦闷,靠窗的病人虽然没有看到什么公园,却尽自己的想像力在编造美景,用心可谓良苦,可当他生命垂危的时候,不靠窗的病人虽然醒着,却两眼盯着天花板纹丝不动,尽管只要举手之劳,同伴就可转危为安。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极端自私者的本性,他不惜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摆脱自己心灵的困扰。两个灵魂,一个那么崇高,一个却如此卑下。那位靠窗的病人,在为同伴讲述的时候是多么的幸福,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又多么的凄惨!再看那位不靠窗的病人,当同伴生动地描述所“见”到的一切时,他听得那么津津有味;当他心中最初涌出那可耻的想法的时候,他也为自己有这种想法感到惭愧,可他愈是克制,这种想法愈是强烈,最终由嫉妒而至怨愤,由怨愤而至残忍。同样都是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他却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同伴的死亡之上,这种“热爱”充其量只是满足自己的私欲。他心中的一星善良倏忽即逝,反衬出的是丑恶无比的灵魂。《窗》的主题如此深刻而篇幅却如此之短,其原因是它省去了一切可以省略的笔墨,如人物经历的介绍,人物的外貌描写,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人物心理活动的细微流程等,而把笔墨泼洒于人物心态和环境的对比上,塑造出两个迥然相异的形象:道德品质上的崇高与卑下,精神面貌上的光彩照人与污秽不堪,形成令人惊诧的强烈反差。它出人意料之外,然而,因其揭示了深刻的社会主题,便又进入情理之中。这样,艺术辩证法就揭示出了思想辩证法,完成了全文思想和艺术之间的内在转化。《变色龙》赏析奥楚蔑洛夫奥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征是对上诌媚,对下欺压。但他确要装出一副正义、公允的面孔,总想以美遮丑,因此往往丑态百出,令人发笑。契诃夫为了彻底剥下他的假面具,采用对比的方法,对他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奥楚蔑洛夫对“将军”一家的谄媚和对“金饰匠”赫留金的蛮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又是通过对一条小狗的褒贬来体现的。奥楚蔑洛夫为了取悦白己的主子,竟然连利用一条狗的机会都不肯放过,足见他的灵魂是多么的龌龊。从他对下属、对百姓的语言中表现他的专横跋扈、作威作福;从他与达官贵人有关的人,甚至狗的语言中暴露他的阿谈奉承、卑劣无耻;从他污秽的谩骂随口喷出来揭开他貌若威严公正里面的粗俗无聊。同时,作者故意很少写他的外貌神态,令人可以想象:此人在说出这一连串令人难以启齿的语言时,竟然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常态,由此更突出了这一人物丑恶的嘴脸、卑劣的灵魂。奥楚蔑洛夫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经历了五次变化。见风使舵,阿谀奉承是奥楚蔑洛夫的基本特征。契河夫以善于适应周围物体的颜色,很快地改变肤色的“变色龙”作比喻,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他巧妙的用五次“变色”,无情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彻底的揭穿了奥楚蔑洛夫在庄严公职掩盖下的丑恶嘴脸:如果狗主是普通百姓,那么他严惩小狗,株连狗主,中饱私囊;如果狗主是将军或将军哥哥,那么他奉承拍马,邀赏请功,威吓百姓。他的谄媚权责、欺压百姓的反动本性是永远不变的。因此,当他不断的自我否定时,他都那么自然而迅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1]赫留金有学者研究契河夫的书信和生平后指出:“年轻的契诃夫在沉滞的八十年代描写不知自尊的小人物时.也对他们抱着指责多于同情的态度。”赫留金和切尔维亚科夫都属于这些“小人物”。赫留金是俄国沙皇统治下的一个小市民形象,他是小说里那“一群人”的典型代表,当狗咬人了,那一群人“仿佛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他们把生活里的琐事当作唯一的意义;当赫留金的诉讼最终被判定为失败时,他们“哈哈大笑”,毫无同情心。从本质上看,这些性格特征又是小人物在那个社会环境下追求生存的手段,是和“变色龙”奥楚蔑洛夫的“变”相同的。那“一群人”和鲁迅小说里的看客一样,蕴含了作者的无奈、悲哀、批判。所以,如果说奥楚蔑洛夫的形象是鲜明的,那么赫留金的形象则是深刻的。[2]叶尔德林在契河夫的经典短篇小说《变色龙》里,相对于奥楚蔑洛夫,叶尔德林是个次要角色,他除了端醋栗、帮警官脱大衣、穿大衣三个动作、以及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四句话外,不再有其他描写。然而正如契诃夫所说:“简练是天才的姐妹。”叶尔德林这个次要角色并不是作品中可有可无的人物,相反,这个代表着社会生活中某一阶层、某类心态、某种命运的类型性典型,不仅展现了契诃夫小说的艺术造诣,也深化了全篇的主题。在小说中,叶尔德林虽然只有四句话的正面描写,但却促成了奥楚蔑洛夫的两次“变色”,推动了情节的戏剧性变化。更主要的是,以叶尔德林的麻木愚钝、怯懦卑微反衬奥楚蔑洛夫式的官僚警察,不仅对人民大众颐指气使,而且对一切比他地位低、官阶小的人都官气十足。这不但强化了奥楚蔑洛夫性格的深刻性,更深化了对官僚警察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如果说奥楚蔑洛夫身上充分体现了奴性和官气的对立统一,那么叶尔德林三个动作和四句话表现的,只有奴性。他是警察却非官僚警察,经常出入达官贵人府宅,却永远只是逆来顺受的奴才和不会抗辩的听差。在奥楚蔑洛夫身边没尊严,在人民大众面前也无威风,他代表的正是底层“小人物”在那个时代的窘迫境遇。[3]观众作家在小说里也含蓄地点出了“观众”的局限。他们也是一些庸俗的小市民,具有愚昧、软弱、迎合强者,随风倒的特点。小猎狗小猎狗在文中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更是利用了一种最平常的动物进行描写。1、平台作用:契诃夫的《变色龙》描写的是警官奥楚蔑洛夫审理狗咬人的事。小说中的小猎狗无疑就是这起事件的肇事者。狗咬人算不上什么新闻,但作家正是通过这样一件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小事,来表现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揭露沙俄专制统治下的警察制度的反动与虚伪。正是由于小猎狗的咬人,才给警官创造了一个审案的机会;才给警官的摇唇鼓舌,见风使舵,出尔反尔,趋炎附势,欺下媚上的丑陋卑劣的表演搭建了自我表现,自我暴露,自我塑造的平台;才将警官与社会底层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暴露无遗。2、导演作用:《变色龙》独具匠心,巧妙至极的构思,与小猎狗这一角色的设置至关重要。警官审案,当时难以认定的是这一只小猎狗的身份,而周围的人也只能是拿不定的推测。也就是说对小猎狗的身份具有暂时不确定性。正是由于对小猎狗身份的反复推测,才造成了警官在审案时对小猎狗的观点和态度发生反复变化。如果小猎狗能够像鹦鹉学舌那样直接说出自己的主人来,即使警官具有魔术般的善变本领,那他无论如何也变色不成。妙就妙在这只小猎狗只会咬人而不能开口说话,它到底是谁家的狗,其身份只能由旁人去猜断。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小猎狗实际上是在借旁人之口舌在无声地导演着警官的变色“表演”。正是在小猎狗这位身份暂时不明的“导演”的导演下,小说的故事情节才得戏剧性的发展,警官的人物性格才得以层层展现,警官的变色龙形象才跃然纸上,历历在目,从而小说的主题才得以巧妙的揭示出来。3、映衬作用:在审案的过程中,一只小小的猎狗竟然使得身为警官的奥楚蔑洛夫忽时身冒虚汗,忽时又心生寒气。并非小猎狗具有神奇的特异生理功能,而是由于其身后蹲伏着一只更大的猎狗──席加洛夫将军。警官对于他们只有敬畏的份,只有死死地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对于这样一只小猎狗理所当然也只有加备保护了。罚狗欺了主的傻事,警官是断然不会枉为也不敢为之的。就这点而言,警官实际上就是一只奴性十足而又十分可怜的狗。再说,警官混迹于复杂而又混浊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为了求得生存的权利和空间,也不得不以丧失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来换取苟且生存的一方空间。所以在审案过程中,他只得见
本文标题:《窗》《变色龙》人物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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