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平的根源谁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

不公平的根源谁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钟伟：不公平的根源，谁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42来源：英才1人参与1条评论字号：T|T贫富分化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的严重问题，即便如大诗人杜甫，在花甲之年，仍然在叹息说，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至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在逐步走向收入分配极度不公平的境地。改革初期，中国基尼系数为0.32，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使中国在1984年基尼系数曾下降到0.257，收入相对公平。但此后，情况日渐恶化，至今尚无缓解迹象。1994年，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入户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5，已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而世界银行在《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中指出，中国1995年基尼系数为0.38，这个数字仅比南撒哈拉、拉美等稍好。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2001年“两会”期间，朱总理谈及收入分配时认为“值得注意，尚不严重，正在解决。”经济学家王小鲁的4000份抽样调查显示，2005—2008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加速恶化。2012年“两会”期间，温总理指出，制定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方案，是年内最重要的工作。目前，就城乡收入差距而言，大致3个农村人的收入相当于1个城里人；就地区收入差距而言，大致东部人均收入两倍于西部；在阶层收入差异方面，占银行储户5%的大额储户，拥有全国储蓄存款的一半。如果将中国家庭从最富裕到最贫困分为10档，则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65倍，折算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目前很可能显着高于0.47-0.50的水平。不仅如此，腐败正在呈系统化的无所不在趋势。2005年，我曾对渐进改革带来的法治软弱和体制腐败深感绝望，我们的研究显示，仅仅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三项，中国每年因腐败带来的损失就占GDP的9％—10%。王小鲁的研究显示，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高达9.3万亿元，比2005年翻番。腐败损失甚至快于GDP增速。是否愿意承认和面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何去何从的归宿问题。我们不应将收入分配问题庸俗化为富人和穷人间的矛盾。收入分配首先是政府、企业和住户部门分蛋糕的问题，基本取向是政府和企业少分、住户多分，官不与民争利是前提。而大多数研究显示，过去10年，中国住户部门从GDP中每年少分7%－10％。其次是官与僚的关系，即对1994以来的分税制进行深化改革，中央少分，地方和基层多分。再者是国有和私有的关系，国企应该少垄断、多分红，让私有企业唱主角。最后是住户部门的贫富关系，富人多纳税，中低收入多补贴。贫富矛盾也好，体制性腐败也好，其赖以生存的温床，必然是权力集中和法治软弱甚或名存实亡。我们不应回避事实，更不应对既存事实做粉饰甚至否定。群发性的官员腐败问题，已不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形容的；靠短期暴富的开发商、煤老板群体，要形成所谓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否痴人说梦？同时，在中国，仍有庞大的底层民众“像虫子一样活着”，匍匐艰难求生。收入分配不公在中国已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人们正在发问，谁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中国经济靠“那部分”能有未来吗？1988年，吴敬琏在《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中揭示了不公平的根源。11年后，吴老为此书第三版作序时指出，时光流逝，但腐败问题更尖锐了，贪官污吏们依然猖獗。中国收入差距已扩至23倍提要：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3倍。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计划始于2004年，但仍未与公众见面，分析认为“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是最大原因图说：资料图中新网5月23日电(财经频道李金磊)从2004年以来，有关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但每次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已刻不容缓。收入分配改革方案8年难产媒体曝下半年出台2004年，收入分配改革启动调研，但时至今日方案依旧难产。不过，最近有媒体曝出“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的消息，再次引发公众热议。消息称，方案将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调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对此消息，新华每日电讯刊发评论指出，8年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人们已经多次听到。正如它无声无息地制订，公众看不到一份征求意见稿，它又无声无息地被退回，不告诉公众一句退回的理由。但这一次应该有些不一样，因为“制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提及的“一定要做，努力做好”的今年五项工作之首。种种迹象表明，此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出台”的消息似乎不再是“只闻楼梯响”，更值得期待。就在温总理表态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重点工作分解落实。在需要努力完成的7项主要任务之中，“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同样居首。此外，在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列入规划，明确的责任单位为：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资委等。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计划，肇始于2004年。其后，曾召开多次征求意见讨论会。之所以仍未能与公众见面，有分析认为，“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是最大原因。今年，这个方案将要完成制定。收入差距已扩大到23倍公众热盼方案尽快出台经济参考报的一篇报道指出，目前收入分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却是持续下降;二是居民内部的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显着拉大。收入差距扩大一直刺痛着公众们敏感的神经。据新华网报道，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此前，有银行员工抱怨说，年薪20万生活压力依然很大，慨叹“生活在底层”，这遭到网友炮轰，而行业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更是再次被聚焦。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社会学家于2006年、2008年和2011年所作的社会问题综合排序表明，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始终被公众列为所关注社会问题的第三位。可见，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公众对于方案的出台更是望眼欲穿。经济参考报的评论指出，公众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有三大期盼，一期待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二期待缩小贫富差距，限制垄断行业的暴利，尽快实现以家庭为单位征收，降低工薪阶层纳税比重。三期待让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公共投入的增长速度跟上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强力压缩“三公消费”节省行政开支，将国有企业每年上缴红利更多用于提高国民福利，并在公共福利分配上体现出更多的倾向性和兜底性。(中新网财经频道)周天勇：收入差距大的症结中评社北京8月8日电／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GDP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但整体财富的积累却没有理想地带来公平合理的分配。中国经济总量扩大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拉越大。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福利问题困扰着普通老百姓，也困扰着研究收入分配的专家学者。就此，英才杂志日前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他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改革是必须要走的道路。“不改革就没有前途。没有改革的推进，收入分配的根源性问题就无法解决。”文章如下。城乡差距是最大症结问：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你认为收入分配的症结在哪里？周天勇：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比较复杂，最大的症结在于城乡差距。中国几亿农民的年均收入才几千元，而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是他们的三倍，这对总体的基尼系数权重影响非常大。如果单从城市或者农村角度来讲，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都在0.4以内，但是两者一综合就到了0.5以上。所以城乡差距是基尼系数最大的影响因素。城乡差距有历史和结构的原因。解放以后，中国采取了城乡分割的经济制度，农民无法向城市流动，经过三四十年，农村最后积累了一批50、60、70岁的农民，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一年的收入只有3000块钱左右。而与之相对应，他们的孩子去城市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就达到了2000元左右。中国农村占全国36%的劳动力，才创造了10%的国民生产总值，留守老人加上留守妇女和儿童大约50%的农村人口分配这10%的GDP。另外，上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有些农民进城还把一部分收入寄回家，特别是50后、60后和70后寄的钱很多，但现在80后、90后基本不给家寄钱，这就导致寄希望于打工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中国的城乡差距是历史城乡分割体制造成的，是二元结构的深层次反映，是过去反城市化的后果。问：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周天勇：有两个办法。一是减免税费，通过给农业减税，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防止差距越拉越大。第二要积极地推进城镇化，将低收入人口转移到城镇变成高收入人口，后者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但需要注意的是，低收入的老龄人口即使转移到城镇，也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这部分人也难适应城市生活。所以只能等待时间的推移，随着这部分人口的自然减员，其在人口中的比例会逐步缩小。以上的两个办法都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实现，比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宅基地拆迁办法的完善等等。要让农民从农村退得出，城市要进得来，要有业就，有房住，有社保，有公共服务。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改革，结构调整不会很顺利。问：结构调整遇到的最大问题在哪里？周天勇：缩小结构性的城乡差距，仅仅通过改革，而不调整结构，不推进城镇化，是没有用的。这是历史性的问题，急不得，只能等待。但有一种改革是不对的。有关决议称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工资翻一番，提高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劳动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问题是，政府能控制的涨工资的领域，只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财政能支出的也是这些部门。但是这些部门涨得越多，收入差距就越大。而个体户和民营企业是没办法控制的，这些企业涨工资只能增加其运营成本。现在的民营企业经营本来就很困难，增加负担只能导致其加速破产，因此这种改革思路是错误和不可行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问：你认为改革应该侧重哪些领域？周天勇：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均等的教育，一个是公平的创业环境。这是社会公平的前提。首先要让所有人上得起学，特别是义务教育，要延长到12年。这个期间大家都受同样的教育，无论是富家子弟还是农民的孩子，让其能获得的教育是平等的，不要让收入差距在代际之间传承。其次要营造公平的创业环境，要大力改革工商注册登记、税费征缴制度、年检以及政府管理审批，这些制度都要进行改革和清理。贷款渠道也要公平。与其所谓工资翻番，最终由于只增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收入而导致差距越拉越大，还不如改革这两项，这才是改革的重点。另外，要调节垄断行业以及有财产的富人，向企业征税应转为向财产征税，应该开征房产税等财产税。现在收入高的多是垄断性的国企、垄断性的金融行业，竞争不够充分、占用大量的资源、贷款成本很低，他们挤压了创业空间，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和金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改革，对他们的收入分配进行监管。同时应通过法律手段，加大舆论监督，打击灰色收入。要对第三方进行审计，并且上缴红利。问：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现行的财政税收政策是否也要做出调整？周天勇：我认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应当再提高，3500元就非常合适。如果起征点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