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蟋蟀之志及其诗学阐释

71994-2016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蟋蟀》之“志”及其诗学阐释——兼论清华简《耆夜》周公作《蟋蟀》本事陈民镇【内容提要】论者对清华简《耆夜》所栽周公作《蟋蟀》本事多有质疑，这些质疑并非没有可商之处。通过对清华简《耆夜》性质的探讨，可知其记述大抵可信，周公作《蟋埤》本事具有合理性。本文继而对《蟋蟀》的文本之志、诗人之志、读者之志进行了讨论，可知《蟋蟀》之志”与《耆夜》所栽史事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印证的。【关键词】清华简《耆夜》《蟋蟀》诗言志《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中《耆夜》®—篇，载武王八年征伐耆（黎）之后，于文太室举行饮至礼典，其间武王、周公等人相与酬酢赋诗，所见乐诗是先秦诗歌的新材料。其中，除了四首逸诗之外，尚有一首周公所赋之诗，无论是题名还是内容，均与今本《诗经•唐风》中的《蟋蟀》相类，尤为引人注目。关于该诗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关于该诗的主旨，亦是聚讼纷纭。笔者不揣固陋，拟对《蟋蟀》的性质及其志”略作阐论，祈蒙方家教正。-《耆夜》的性质及周公作《蟋蟀》本事考辨李学勤先生在最初介绍《耆夜》所见《蟋蟀》时，是基本肯定《蟋蟀》系周公所作的。®后李先生又撰文指出简文与《唐风》两篇《蟋蟀》存在不同，其成篇的时期和地域应该有较大的距离。从《唐风》一篇显然比简文规整看，简文很可能较早，经过一定的演变历程才演变成《唐风》的样子。®李先生引证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所出晋侯对器物说明《诗序》所讲恐怕不是史实，周公作《蟋蟀》更近事实，先生目光如炬，足堪敬佩。与此同时，有不少学者质疑《耆夜》所载周公作《蟋蟀》本事，歧见迭出，有必要作一番梳理与辩证。(一）学者对周公作《蟋蟀》本事的质疑对周公作《蟋蟀》本事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主要有陈致、刘成群、刘光胜、曹建国、刘立志诗歌研究（第九辑）71994-2016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等先生，以上诸先生虽出发点不同，但不约而同地质疑《耆夜》所载周公作《蟋蟀》的本事。陈致先生在《清华简中所见古饮至礼及〈部夜〉古佚诗试解》一文中指出，简文《蟋蟀》的用韵较毛诗《唐风•蟋蟀》要松散一些，其不规则的用韵效果显然是不及毛诗《唐风*蟋蟀》的。如果从这几首诗的句式（基本上是每行四字）、用韵和套语的使用这几个方面来看，这几首诗不太可能是商周之际的原来的作品，即使与原来的作品有一定的关系，也是经过了改写和加工，它很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刘成群先生在《清华简〈部夜〉〈蟋蟀〉诗献疑》一文中对周公作《蟋蟀》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其质疑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其一，据《耆夜》记载，《蟋蟀》一诗为周公在武王八年伐耆后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其二，在僑家后学关于孔子的记忆资料里，也找不到孔子关于周公作《蟋蟀》的只言片语；其三，如果《蟋蛑》系周公所作，它即使不被采于作为鲁诗的《豳风》中，至少也不会被采人《唐风》；其四，如果《逸周书》乃是“战国之士私相缀续，托周为名”的作品，那么大致产生于同一时期并与其极为相似的清华简《保训》也一样有可能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其五，在战国时期楚地这样一个有着丰厚《诗》学水准的土壤上，是极有可能出现对《诗》的拟作和与《诗》有关的情节化操作的；其六，《耆夜》里的《蟋蟀》句式参差不齐，看起来要比今本《诗经》中的《唐风•蟋蟀》古老，但这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周公所賦《蟋蟀》诗的原始风貌；其七，《诗小序》是战国至汉初有关《诗》的“教学提纲”，其自身也蕴含有一种附会历史情节的解《诗》倾向，《诗小序》既然可以运用史亊比附，那么《耆夜》同样也可以。®刘光胜先生指出，淸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淸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曹建国先生则认为简本蟋蛑》当系战国时人仿《唐风•蟋蟀》而托名于周公，与《唐风•蟋蟀》旨趣不同，也不能因此否定《毛诗序》对《唐风•蟋蟀》的解读。不仅如此，《耆夜》记载武王等作诗也不可信，传世文献记载的周公作诗问题也需要重新审视。®刘立志先生也认为清华简所载《蟋蟀》本事当是后人拟撰附会，并一一分析了《诗经》中与周公有关的诗篇，认为这些周公作诗的说法基本不成立。®(二）周公作《蟋蛑》本事释疑以上诸先生均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精义迭出，有助于疑云的澄清。但以上诸说并非没有可商之处。(蟋繂》之“志”及其诗学阐释71994-2016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首先来看陈致先生的观点。陈致先生分析了三种可能，其一是简文《蟋蟀》是《唐风*蟋蟀》的前身，其二是《唐风*蟋蟀》是简文《蟋蟀》的前身，其三是简文《蟋蟀》与《唐风•蟋蟀》是源自两个平行互不相干的文本。陈先生认为这三种可能性在逻辑上应是均等的，但陈先生显然认为第一种可能性较小。陈先生是从句式、用韵和套语的使用这几个方面出发来分析简文《蟋蝉》的。然而，简文《蟋蟀》的不整饬很难说是它晚出的证据，《唐风•蟋蟀》的严整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经过加工与整理的事实。刘成群先生就简文《蟋蟀》提出了许多疑点。其中第一、第二点主要是针对周公作《蟋蟀》本事不见传世文献而言的，但这并不能说明《耆夜》的记载不可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清华简《楚居》关于楚人世系及迁徙的许多信息是前所未见的，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这些信息没有流传到现在便质疑出土文献的可靠性。关于第三点，《蟋蟀》何以被采入《唐风》现在尚难以究明，李学勤先生曾提出这样的猜想：“耆（黎）国与唐有一定关系。《帝王世纪》等古书云尧为伊耆氏（或作伊祈、伊祁），《吕氏春秋•慎大》还讲武王‘封尧之后于黎’。春秋时的黎侯被狄人逼迫，出寓卫国，事见《左传》宣公十五年和《诗*旄丘》序，其地后人于晋。揣想《蟋蟀》系戡耆（黎）时作，于是在那一带流传，后来竟成为当地的诗歌了。”®笔者试提出两点想法:其一，很多学者忽略了周公与唐的关系，《史记•晋世家》云：“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唐为周公所灭，周公与唐并非没有关联。准此，周公作《蟋蟀》并被采入《唐风》便不难解释了。1992年至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翼城、曲沃两县的交界处——天马一曲村遗址发掘了晋侯墓地，以晋文化为主，其年代贯穿晋国始终。®有多位晋侯埋葬于此，其中便包括《诗序•蟋蟀》提及的晋釐侯。在天马一曲村遗址第31号墓，发现了一件被称作“文王玉环”的器物，铭文曰：“文王卜曰：我及唐人弘战贾人。”李学勤先生推测玉环上的文字系唐人所刻，至周公灭唐，成王以其地封晋，这件玉环便归晋公室所有。®总之，周公曾灭唐，周公所作诗流传于唐故地，本无足怪。其二，江林昌师曾据天马一曲村遗址推论《唐风》地望正在山西翼城一带,®而《耆夜》载武王八年戡耆（黎），耆（黎）地望在上党，即现在的山西长治西南，与翼城相去不远，在戡耆(黎）后周公所作《蟋蟀》，自然有可能被采人《唐风》。以上是笔者对《蟋蟀》何以被(蟋蝉之“志”及其诗学阐释71994-2016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采人《唐风》的初步推测。第四点是关于《逸周书》性质的问题。《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査）》所公布的九篇文献中，有三篇明确与《逸周书》有关，分别是《皇门》《祭公之顾命》和《程寤》。其中，《皇门》与《祭公之顾命》见诸今本《逸周书》，基本一致，清华简本可订正今本许多讹误。《程寤》已佚，在今本《逸周书》中仅存其目。但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文献中，载录了《程寤》的前部分文句，与清华简本所见基本一致。李学勤先生曾指出：“《世俘》《商誓》《皇门》《尝麦》《祭公》《丙良夫》等篇，均可信为西周作品。”®刘起釺先生书学史》指出《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皇门》《祭公》七篇可确认为西周文献，《程典》《酆保》《文儆》《文传》等十余篇保存了西周原有史料，其文字写定可能是春秋时，《大开》《小开》等篇，虽然也是关于自文王历武王至周公各时期的史料，然已近战国文字，当系战国时据流传下来之史料写成。®总之，《逸周书》虽然内容驳杂，甚至包括类似《六韬》的兵书，但有许多是可信的史料。《逸周书》的史料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它绝非简单的“私相缀续”。刘先生认为《逸周书》是“私相缀续，继而否定《耆夜》的内容，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刘成群以及刘光胜先生均认为《耆夜》属于《逸周书》，这也恐怕有待验证。虽然《耆夜》尊隆周公，与《逸周书》的基本精神相近，但《耆夜》的体例与《逸周书》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的。至于第五、第六、第七点质疑，均是通过相关背景的推论，都很难说明《耆夜》所载周公作《蟋蟀》本事不可信。再看刘光胜先生的观点。刘先生一方面指出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另一方面认为《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刘先生还是相信周公“作”《蟋蟀》的，只是认为《蟋蟀》并非周公所作，而是原已有之的篇章。然而，《耆夜》所见武王、周公等人之间相与酬酢的诗篇，从内容看均是针对伐耆（黎）胜利以及饮至礼的。至于《蟋蟀》，更是因为一只蟋蟀突然闯人，周公有感而作，《蟋蛘》的意象乃至主旨均是切合当时情境的。故《香夜》所见五首诗篇，更可能是应景之作。更为重要的是，与春秋时代賦古诗盛行、《诗》经典化不同，西周时期是造新诗的时代、积累“诗”的时代，《耆夜》表现的便是周人造诗的情境。曹建国先生认为《毛诗序》对《唐风•蟋蟀》的解说符合诗旨，简本《蟋蟀》当是《唐风•蟋蟀》的仿作，继而认为《耆夜》所载佚诗均为战国人的作品，《耆夜》谓周公作《蟋蟀》如《金滕》所见周公作《鸱鸮》，乃战国时儒者尊崇周公的造圣新说。关于《蟋蟀》的诗旨，笔者下文再论。关于周公作诗，为文献所艳称。笔者认为，所谓周公“制礼作乐”是有其依据的，《诗经》中的确有不少篇章与周公有关。至于《金滕》载周公作《鸱鸮》，清华简亦见及《金滕》，与今本《金滕》大率一致。过去论者就《金縢》所载史事的真实性问(蟋蟀〉之“志”及其诗学阐释71994-2016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题尚有争议，如明人王廉、张孚敬，清人袁枚等，皆对其真实性有所怀疑。事实上，《金縢》的内容所折射出的，正是宗周的神道思想。周公欲代武王死，即楚简所见“代祷”，亦见诸《左传》哀公六年及《元秘史》的相类传说，前贤已有所揭橥。《金滕》的故事存在合理的内核，以及真实的历史背景。刘起紆先生认为“《金縢》的故事是完全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而篇中所载周公册祝之文，不论是它的思想内容，还是一些文句语汇，也都基本与西周初年的相符合。因此这篇文件的主要部分确是西周初年的成品，应该是肯定无疑的。……但其叙事部分则可能是后来东周史官所补充进去的”®。良是。刘立志先生认为周公作“诗”是不可信的，但愚意以为虽则《诗序》将著作权归诸周公的某些篇章未必尽是周公所作，却不能否定周公在周初制礼作乐以及构建宗周社会礼乐诗三位一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臀如刘立志先生亦怀疑《金縢》的可信性，继而质疑《鸱鸮》非周公所作。这一问题已如前述，《金縢》的基本内容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不能置信。以上就诸先生的说法作了简单的平议，《耆夜》所载周公作《蟋蟀》本事，尚是一个未能遽定的问题。质疑周公作《蟋蟀》本事可信性的说法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