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钱学森之问”的思考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钱老陨落后留给国人一个深深的思考，“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即“钱学森之问”。早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老去世后，许多人试图解答这个命题，回答基本上概括为以下几点：1、历史文化；2、社会环境；3、教育体制；4、学术氛围。这些回答各有道理，但在我看来，钱老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个问题，提问者心中早有了明确的答案，只不过不愿说出来而已。钱老是聪明绝顶的人，以他接受欧美教育而成为杰出科学家的教育背景，不可能不清楚当代中国教育的症结所在。早年在加州理工大学的求学经历，使他对于造就大师的环境条件，了然于胸；更重要的是，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亲眼目睹了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独立、自由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失语到覆亡、再到新一代鹦鹉学舌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过程，而他本人也在“科学为政治服务”那种咄咄逼人的政治氛围中，有违科学家的基本修养、写下那为后人诟病的“科学帮闲”文章，他不可能不明白，对杰出人才的戕害来自何方。以钱老本人那非同寻常的亲身经历，他不可能不明白，他之所以能够受到当局的一贯重视，成就一世的辉煌，而没有像他的大多数同代人那样遭受灭顶之灾，正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科学事业不仅与政治少有瓜葛，更重要的是，他在自然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变成了政治家宣扬文治武功的资本。很显然，集高度智慧和独特经历于一身的钱老，在来日无多的晚年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委婉地提醒当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前提下，现在是解决人才培养问题的时候了。“钱学森之问”不是提问，实质是对当前教育体制的批评、批判。钱老用“冒”字来说明人才的产生过程，他说我们的大学里“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显然，这个“冒”字，反映了钱老对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亦即人才是“冒”出来的，不是“培养”出来的。“冒”字，是认识钱老人才培养的关键，“培养”的主动权“培养者”手中，而“培养对象”只有“接受”培养的义务，技能性的人才，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但是大师级的人才绝不是靠他人“培养”出来，一个人的发展，虽然与时代、环境、家庭、教育和本人天赋等等都息息相关，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个逐渐成长的主体的主动选择，是那个发展中的主体一次次的自主探求尝试。发展是主体不可剥夺的权利，发展也是主体不断奋斗的结果。支持“人才”是“冒”出来的，不要太相信“培养计划”，不是说不要“培养计划”，更不是说不要为“人才”的成长、“冒”出来创设必要条件。努力为人及“人才”的成长创设“和谐、进取、宽松”的社会物质及精神条件，努力支持、帮助、引导成长中的主体，是中国学校教育的责任，也是中国社会的责任。作为工科出身的科学家钱老，他的提问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现代大学教育在培养自然科学杰出人才的缺陷，事实上，我们的教育不仅没有培养出杰出科学研究人才，同样也没有培养出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而大科学家与大学者、大思想家，所赖以涌现的土壤是相同的，这两类杰出人才的出现犹如一对连体婴儿，是相偕而来。一个不能长出杰出科学家的土壤，同样也不会生长出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反之亦然。为什么我们的土壤“冒”不出杰出人才？如果仅仅从技术操作层面去追问，担当培育人才的各级学校无疑是难脱干系、难辞其咎，但如果从教育制度所依存的整体社会环境来思考，恐怕不能简单地止步于对大学环境乃至教育制度的质问，因为从小学到大学，学校的运行模式乃至整个教育制度，在国家意识形态决定和支配教育运行方式的前提下，教育部是直接主事者，而学校只是教育部管辖的行政部门之一；在学校从根本上没有自主办学权的情况下，仅仅追问学校的责任，这是荒谬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所谓“钱学森之问”，更精确地表述应该是：为何不让杰出人才“冒”出来？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做了回答。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化思想的创造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真兴趣，二是充分的思想自由，三是充足的闲暇（时间之保障）；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一个时代出现这三个因素重合的条件，则将形成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而历史的怪异情况是，这三种因素叠合的情况实在是少之又少。从生物学角度，潜在的天才人物在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时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真正的学问爱好者从来不乏其人，然而，即使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兴趣也很容易被引向歧途，偏离学问之境。以中国的历史实际而论，天然存在的庞大人口数量，是天才人物永远存在的基础，但中国社会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两千余年间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更将绝大多数才智之士的兴趣吸引到了官场。在我族传统思维上，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蜚声世界学坛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的为题，被称为“李约瑟命题”。“李约瑟命题”在本质上与“钱学森之问”乃是异曲同工，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陈独秀分析中国社会的传统思维特点时指出：“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实际上从一个重要方面早已回答了“李约瑟命题”。“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的官场诱惑力对非功利的纯学问的兴趣的销蚀，从一开始就阻断了杰出人才走向学术研究与文化思想事业的途径。试看今日官场如何“潇洒”地挥霍国民财富，再看如今国人如何聚谈官场现状则为之痛心疾首、切齿为恨，独处观望则心向往之、垂涎三尺，恨不能那“好事”立刻落到自己头上，我们就可以明白国人的兴趣何在了。在一个读书人看到官场荣华则黯然神伤、自惭形秽，或情不自禁发出刘邦式的“大丈夫生当如此”慨叹的社会，读书人对学问的兴趣很容易被更强大的金钱、地位的诱惑所吸引。对于杰出人才的成长，思想自由简直就如同空气与水分对于生命一样重要，然而，思想自由绝非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时代都能提供。在我国两千余年皇权专制社会的历史上，“思想自由”是非常罕见的，只有两个时代是例外，一是春秋战国之际，一是清末民初。这是两个政治上非常态的时期，但又是真正称得上群星闪耀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相似性在于，数十年孕育的杰出人才，如灿烂星河的群星一时间布满天空，但随即随着思想自由的消失而归于消失。钱老慨叹：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再次印证了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国家不幸诗家幸”，即大一统政权与思想自由的不两存。解决这个难题的理想途径是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保障公民的权利。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群体在随后时期不得善终，相反遭受灭顶之灾的事实，可以使我们明白思想自由对于杰出人才成长的意义。在思想不自由的环境中，新的学术大师不能出现，就是已有的学术大师也不能正常存在。这样的实例俯拾即是。在领袖思想面前，任何独出心裁的创见都是旁门左道的“异端”，是不能作为人类正当的思维成果而存在的，其道理正如基督教徒所谓《圣经》之外无真理，必须加以消灭一样。对学术研究有真兴趣的天才人物，还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保障其思想自由条件下研究活动的进行。在民国时期接受教育的人物中，钱钟书与季羡林是国人非常熟悉的大学者，然而，钱钟书有下放“干校”劳动空耗其不世出之才的经历，季羡林有过进牛棚、挨批斗的遭遇，此二人都为“不得闲”而荒废了一生最具创造力的时光，只是在晚年才重得闲暇而在学术研究上绽放出应有的光彩。当我们明白杰出人才成长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后，我们还会纠缠于所谓“大学为何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这样的问题吗？杰出人才每个时代都有，但天才人物成长的环境并非任何时代都具备。恩格斯赞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强调的是杰出人才顺时而生，是时代的产儿。鲁迅以其深沉的历史感指出：“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会因为没有泥土而要像一碟子绿豆芽”（《未有天才之前》）。换言之，杰出人物的成长，只有得遇社会环境提供充分的条件——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充足的闲暇时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任何杰出人才的成长和存在都基于相应的社会土壤。中国政治传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智下愚”是统治者渴求的理想状态。这套治国思路仍然再现于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间，“知识越多越反动”是最高当局的基本认识，所以在发动一次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之后，还于1968年坚持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大学”。可以想见，此时中国社会中一切以思想创造为目的的思维活动已经无可挽回地全面终结了。钱老慨叹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无一可与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提醒我们注意民国时代教育家的办学理念。蔡元培于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8年他在《开学式演说词》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919年9月20日又明白告知北大师生：“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的。为了达到上文所说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他主持北京大学期间，始终贯彻的办学原则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正是这貌似简单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赋予了北京大学作为现代高等学府的灵魂，使这所大学从一个老爷资格养成所脱胎换骨，演变成一所胸襟开放的现代学术殿堂。在当今中国的衙门式的高校里，谁还相信“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面对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谁还相信学者的活动乃出乎天然的兴趣？，所有高校产出的所谓“学术论文”，有多少是自由探索出来的结果？教育部门的官员每时每刻都在挖空心思地想着出政绩，不断以各种项目下的经济诱惑将教师们的头发折腾得由黑变白的时候，还有多少闲暇用于潜心的研究？既然学者对学问的兴趣被销蚀，学术研究被一些信条束缚而不得自由，独立意志不能自由实现，而学术研究所必须的充足时间，先是被各类以“思想改造”为目标的无休止的政治学习所消耗，现在又被强制性的或充满巨大利益诱惑的没完没了的项目所耗费，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所需要的最根本元素均难以具备，怎能指望杰出人才的出现？反观国外，就钱老早年留学的美国，素以“世界人才的汇集地”著称，美国珍惜、尊重人才，崇尚个人价值的文化传统和积极吸引、留用国外人才的政策机制，汇集了全世界各行各业的大量优秀人才。在国内打压、扼杀人才的同时，美国以优厚待遇、良好的个人发展平台和各种奖励措施，挖走了国内大量的人才。多少有着过人潜质的人才在国内郁郁不得志后，踏上美国的自由之土，成为了杰出的人才。这些人才使得美国得以在各种领域独占鳌头，成为世界霸主。我还记得比尔盖茨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跟巴菲特说过大致下面的话：我们获得这么大的成就，很庆幸我们生在了美国，在有些国家，我认识一些很有才能的人，在那种环境中，他们很难获得成功，比如中国。自钱老逝世以后，“钱学森之问”似乎成了整个民族必须直面的大问题，但即使有识之士将答案明白无误地摆出来，也未必产生什么效果。中国历史上历次变法运动往往失败，说明中国政治不熟悉改良之道。“钱学森之问”的解决希望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