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分析学生姓名：刘江海指导教师：赵平俊摘要：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今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实际需求与有效供给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此，分析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探究影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因素，提出解决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途径。为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和谐与发展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关键词：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新农村建设1引言农村公共物品是指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具体的说，农村公共物品主要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如：医保，五保，农业科学技术，农村精神文化产品如：书籍，娱乐设施。公共物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农村经济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增加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城乡差距凸显的就是城乡公共物品供给的差距，而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一、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面临的困境。（一）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足多年以来，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太少，管理机制严重落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财政支农比例呈下降趋势，财政对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远低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贡献。财政对农业投入规模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吻合。1978~1980年,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3.07%,“六五”时期大幅度下降到8.8%,“七五”时期和“八五”时期有所提高,分别为9.08%和9.32%,而“九五”时期则下降到不足6.5%。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资金分配政策实行了重大调整,不利于农业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所改观,但财政支农支出的变动趋势表明,这些年来,财政支农支出相对规模缩小,财政对农业实际支持程度下降。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改观,必将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首先，生产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表现为农村交通不便，大型灌溉设施建设短缺，农村科技开发资金不足，缺少农业科技人员，农业科技推广力度有限，农产品市场信息预报不足。其次，是生活服务设施的短缺，如：电网亟待更新，缺医少药现象严重，文化休闲娱乐设施严重不足。最后，城乡差距逐步扩大，农村与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差距也在扩大。（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不合理在总量不足的同时，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供给普遍短缺和部分过剩，普遍落后和部分超前现象存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失调的问题较突出。1.关系农民生产生活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实施，使农民生产分散力量有限。在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农业技术的研发，市场信息的收集成本过高，效率低下。这就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2然而政府在此方面做的显然不够。农民生活方面，交通不便，电费昂贵，饮用水困难，信息闭塞等问题限制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消费能力的提高。2．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的供给失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广大偏远落后的农村，经济不发达、教育落后成为恶性循环，有些基层政府为了得到眼前些许利益，不惜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这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体系落后，农民对社会养老基金，大病统筹基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的迫切需求得不到满足。3.硬件多，“软件”少；准公共物品多，纯公共物品少。重视短期公共物品，轻视长期公共物品生产；重“数量”，轻“质量”；重新建，轻维修维护；急需的供给不足，不需要或者需求较少的供给过剩；生产性的多，生活性的少，等等，同时，供应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加剧了公共物品的供求矛盾4．部分公共物品供给过剩。某些地方在政治目标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下，即便是在农民没有需求，或是这些公共物品超出了农民实际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呈现出一种较高的热情，仍在积极供给，如一些发展较落后的地方大力修建公共设施、公用广场、楼堂馆所等，美其名曰提高村民的生产、生活质量，实质上这些公共设施的利用率极为低下，浪费了大量财物和人力；基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占用了大量公共经费，办事效率仍不高；许多农村基层机构为了应付上级要求的指标、升级活动，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造假活动”，等等。（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错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职能错位。按照受益性原则，农村中的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该由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提供。而实际上，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的界定不够明确，本该由政府提供的，政府或是不愿提供，或是无力提供，造成农村公共产品的严重短缺，即“政府失灵”或“政府缺位”。中央政府把有些事权下放的过低，县乡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承担着许多应由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如农村基础教育、计划生育是全国性公共产品，但目前主要由县乡政府以及村级负责。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投资比例中，中央政府只负担2％，省和地区负担11％，县和县级市负担9．8％，乡镇负担了全部的78．2％，县乡级财政负担合计87％。在诸如大江大河的治理、防治污染及水土流失、防护林建设、生态保护、计划生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中，中央政府只提供了部分资金，要求地方政府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而在地方财政主要满足“吃饭”的现状下，这些配套资金就以不同的形式转嫁到农民的身上。?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能力不足。政府在农村公3共产品的供给上的缺位，直接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农村公共产品中如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水利工程、农业技术培训和推广、农村信息系统建设等，尽管农民和农业生产对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但政府不能供给或不能充分供给，农民自己也无法解决，往往对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害与威胁。有些公共产品如农村道路、农村电网建设、农村义务教育等，在政府不能供给或不能充分供给的情况下，虽然农民自己试图自己解决，但力不从心，结果导致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学生失学严重。另外，有些农村公共产品如社会医疗、社会保险等，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根本不存在。例如，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卫生总费用明显偏低。1991—2000年我国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比重由12．55％下降到6．59％，1991-2000年占中国总人口近709的农村人口每年只消耗大约329—37％的卫生费用，2000年农民人均卫生费用为188．6元，城市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为710．2元，农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仅为城市居民的1／4。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中央、省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支出的边缘化，即政策上的忽视；县乡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支出的无奈化，即资金上的短缺；农民或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支出的淡漠化，即特征上的反映。公共产晶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使农民个体不愿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四）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不科学。1．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导致用手投票的渠道不畅目前我国农村市场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要都是取决于各地资源状况以及自己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然而，现阶段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不是根据农村社区和农民生产与生活的需要来决定，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路径，由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决策者根据考核指标、政绩、任期的需要安排供给。这种通过计划和行政命令安排的决策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无疑具有高效率，但这种强制性外部供给并没有充分考虑农村生产与生活的具体需求，而是以政策规定的形式下达指标，这决定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带有强制性、统一性和主观性的特征。远离农村的各级政府和组织不可能完全、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对不同类型、不同条件、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都是按统一要求执行。税费改革的实施也只是在引起农民负担的公共资源筹集机制上进行改革，并没有改变传统的公共物品自上而下行政性供给机制，在政治利益、个人利益、政绩等因素的影响下，这种供给机制将继续保持原有的惯性，使本来就有限的农村公共资源无法得以合理有效地配置。在这种取向的供给体制下，一些容易出成绩的短平快公共项目频频问世，而一些期限长、见效慢的长期项目或社会福利型的项目则经常被剔除出决策者4的选择范围，如农村水利建设、科技推广、社会保障等，而这些才是农村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决策制度从体制上决定了供给与需求的脱节是必然的，不但公共物品的供给总量和结构不可能真正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而且往往超越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导致绝对供给不足和相对供给过剩并存的矛盾，造成农村公共资源配置低效、公共物品供需脱节。2.流动性障碍导致用脚投票难以实现人们通过在地区间直接迁移，以此来表达对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偏好。但是我国现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不同的身份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保障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差别。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而且也使农民失去了平等就业的机会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它不仅不利于农民公民权利的保障，而且不利于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五）农村公共物品使用不规范，监管不力。农村公共物品是关系农民生产生活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涵盖公共山塘，河流灌溉、房产建筑、土地管理、山林资源、公共物资等，还包括公益事业工程建设。过去在农村公共物品使用交易过程中，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管政策、监管措施。很多农村公共物品交易是由村委干部几个人，甚至是支书、主任说了算，存在着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不透明的问题，交易行为交易结果的公平公正性很难让群众信服，群众意见很大，基层干部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很差，容易发生腐败现象，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监管职责没有理顺。在乡镇公共物品交易活动中，大部分乡镇都是纪委在参与主持这项工作，使得实际操作者与监督管理者合二为一，出现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这种管办不分的体制，极易造成中介机构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同时削弱了乡镇纪委的监督力量，制约了招投标等交易活动的健康发展二、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陷入困境的原因（一）资金缺乏，财政困难是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足的根本原因。另外在我国二元化的发展体制下，实行的是非均衡的工农业发展模式，城市作为国家发展规划的重点，而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而造成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有很大的差距。在现行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下，大部分的农村公共物品由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来承担。工农产品价值剪刀差，农产品的5附加值小，农村土地逐渐转变为非农土地。这些都使城乡的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收入降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更加困难。（二）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由不同主体提供。一般全国性的公共物品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区域性的公共物品由地方政府来提供，社区型的公共物品由社区来提供。我国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划分不够明确，事权方面，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权层层下移。财权方面，财政税收层层上收，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使农村基层政府的财力严重短缺，但基层政府却承担着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本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公共物品供给。（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存在缺陷。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这种体制却没有为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起到推动作用。分散的家庭生产和经营以个人利益为重，致使农村公共物品积累极少，村集体经济被削弱，很难组织农民进行高投入的公共工程建设。政府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使得农村公共物品大的资金来自政府财政。农村投资效益低，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不愿投资，因而对外融资较少。单一的融资与投资机制影响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由中央到地方多级供给组成。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缺乏公共物品供给的能力。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一般由上级部门来决定，而不是由农民决定，这样造成供给主体与需求的错位。导致资源的浪费，农村公共物品却得不到有效充足的供给。(四)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不科学。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来决定，本来与农村公共物品直接相关的主体农民应该有最大的发言权，可是农民的需求却得不到有效的满足。农民的思想观念得不到很好的表达。这种体制决定了供给与需求的脱节，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