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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创意文化产业学刊(第二卷)》-1-世界城市建设与文化生态资源保护——以首都城乡结合部为研究案例包晓光引言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在谈到城市、文明、文化三者的关系时,曾经说:“文明就是城市的文化,而城市则可定义为一种聚居点,其中许多(更确切地说,多数)居民不从事食物的生产。一种文明则是一种可以在其中找到城市的文化。”1作为对现代都市的界定,菲利普·巴格比的观点未免失之简约,但是,它却十分准确地指出了都市最基本、最素朴的特征:聚居、文化与文明。文明与文化,一体两面,密不可分。“体”是实体,是城市本身。形形色色的人群大规模地趋附、聚集、聚居于某地,其中的许多人、甚至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事直接的农业生产劳动。但是,他们却衣食无忧。依赖于某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更加丰富多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趋附于此。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城市化进程。“文明是文化的可测量可表述的物质实体方面,而文化则是文明的不可测量难以表述的精神虚体方面。”2在物质实体方面,不同的人类文明阶段和文明形态,有不同的都市文明。比如农业社会中的都市文明不同于工业社会中的都市文明,工业化时期的都市文明不同于后工业时代的都市文明。主导都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呈现出不同历史阶段性的主要动因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不同的都市文明总是集中呈现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状况和水平。文化作为“精神虚体”,是文明的“有意味的形式”。3“意味”的千差万别,体现了文化的丰富多彩。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运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可以对文化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做出不同的解读,将特定文化形态区分为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族群、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文化,甚至将特定文化形态区分为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健康的文化和不健康的文化、少数人的文化和多数人的文1[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195页。2王强包晓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3“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理论为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提出,用以说明真正的艺术品的本质。本文借用这一说法意在说明文化作为文明的“虚体”表现的特质。《燕京创意文化产业学刊(第二卷)》-2-化等等。这些区分不管正确与否,均指明一个基本事实:文化的主体是人,正是人创造了文化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因此,改变一种文化的形式,更新它的结构与功能,创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都是对人的主体的变革,是对人的本身的建设。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理解都市文明与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应当确认如下基本点:首先,都市依赖于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与之相适应的都市文明就难以存在和发展,同样,尽管文化体系相对轻灵、超越,但如果离开一定的经济基础,文化体系的变革就失去了最深厚的根基而难乎为继。其次,文化建设与变革文化体系的需要,实际上反映着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内在要求。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总是要求拥有符合其价值取向的新的文化表达。第三,在虚拟经济、文化经济、创意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实体经济仍然构成都市生活最深厚最坚实的基础,实体经济的性质、状况、水平如何,在根本上决定着都市的文明程度和文化形态。4不顾实体经济的性质、实际状况与特点,一味片面强调“虚体”建设,并不符合城市发展的根本目标。第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必然联系还体现在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与作用方面。虚拟经济如果过分自我膨胀,必然对实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一个城市发展包括总部经济、创意经济在内的虚体经济,要同时考虑到实体经济的发展。一个城市如果把发展虚体经济作为主要目标,必然要在发展实体经济方面付出机会成本。这意味着该城市在交换必需的实体经济产品的时候,要按更高的价格支付。现代城市的管理者知道,要使自己的城市更加具有魅力,就不可能在实体经济与虚体经济方面齐头并进地发展。一个城市如果把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发展的中心,就要调整实体经济结构,对其进行升级、改造和搬迁。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个城市不需要实体经济,除离不开实体经济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之外,一个有魅力和活力的都市应该满足实体经济对它的需要,应该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4本文所谓“实体经济”是与“虚体经济”相对待的概念。根据一般的理解,它主要是指关乎国计民生和人们的衣食住行的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的生产与消费活动的总和。虚拟经济或虚体经济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交换与流通的高度发展使得虚拟经济显得尤为必要,人们通过虚拟经济来影响、驾驭、支配、运作实体经济。比较典型的虚拟经济形态是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资本体系,如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以及股票、证券、博彩业等。需要指出的是,虚拟经济虽然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但其本身有相对独立性并与实体经济保持距离,虚拟经济有时甚至并不以发展实体经济为目的,而是通过资本运作与循环,实现其本身的价值增值与规模效益。时下流行的“文化经济”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与“虚体经济”相交叉,比如其中对“文化资本”的强调,就具有“虚拟经济”的色彩——笔者注。《燕京创意文化产业学刊(第二卷)》-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统计,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城镇人口达6.2亿,城镇化规模居全球第一。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暴露出的问题也令人忧虑。这些问题一方面包括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比如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劳动力结构性失调、人口质量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经济差距巨大等等。另一方面则包括虚体经济的问题,比如资本市场不成熟和非理性、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文化经济的不平衡和低劣化等等。因此,中国的城市化虽然速度很快,质量却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在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问题的同时,我们尤为关注都市文化生态问题。都市文化生态是人在都市文明中的生存状态,体现着人与都市文明的关系。人如何占有都市文明成果、如何享用都市文明成果、如何创造都市文明成果、在都市文明体系中处在何种地位,决定着他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水平。对都市文化生存状态进行科学研究,有助于都市的发展与建设达到文化的自觉。通过制定有远见的都市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投资,可以有效地改善和优化都市文化生态结构,促进都市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北京城市发展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伴随着首都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关于城市未来蓝图的种种设计和描绘激发了人们对都市未来的美好想象。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筹办,使得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2010年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主张不断见诸各种媒体。2011年初,北京市长郭金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明确提出,要“以更高的标准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实现‘十二五’时期的良好开局,推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迈出坚实步伐。”作为城市发展战略,“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与“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二者实际上是统一的。追求“人文”、“科技”、“绿色”三个大的方面的文明成就是中国都市的普泛理想,“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提法则给出了“人文”、“科技”、“绿色”三方面追求所欲达到的高度。值得一提的是,“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明显脱胎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提法。当时强调“绿色奥运”,显然是为了回答国外一些人士对北京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疑《燕京创意文化产业学刊(第二卷)》-4-虑。八年之后,北京以一届辉煌成功的奥运会,兑现了诺言,圆满回答了当初的质疑。在关于三个北京的提法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这就是将“绿色”与“人文”对调了位置,“人文北京”成为北京城市发展战略中的第一项追求。当然,这不意味着“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是比较次要的提法,作为都市文明中的实体部分,“科技”与“绿色”属于“可测量可表述的物质实体方面”,北京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可以清晰指明它的变化与增长。而“人文北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则属于难以量化的“精神虚体”方面,是北京城市文明的“有意味的形式”。北京拥良好的、具有世界水平和中国特色的文化生态吗?——这是我们在思考世界城市建设的时候,像提出自然生态问题和科技发展问题一样,必须要提出的问题。世界城市发展的先进经验证明,健康和谐的文化生态是一个好的城市的主要内涵和关键指标之一。北京要达到“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水准,显然要格外关注自身的文化生态问题,并把圆满回答这一问题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议题。一“世界城市”语境与北京文化生态资源(一)“世界城市”语境1、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世界城市”的诉求1993年10月6日,国务院在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要将北京市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城市。2005年1月12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获得原则通过,北京城市发展目标确定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2021年至2025年左右进入世界城市行列。北京的城市定位由“现代化国际城市”到“世界城市”,这一改变体现了北京市的发展决心,不仅仅要成为国际性的、开放的城市,更要成为对区域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有影响力的中心。2010年1月25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市委书记刘淇在参加东城区代表团小组审议时,向代表们详解了北京发展“世界城市”的原因和发展目标,并且指出“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划将在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分解落实。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北京市“两会”期间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建设世界城市是北京未来《燕京创意文化产业学刊(第二卷)》-5-的方向”。同时,据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表示,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北京城市发展目标定位,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分三步走:第一步要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步到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三步到2050年成为世界城市。从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中可以看出,建设世界城市,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一个重大决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升,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影响力增强,开始由世界边缘逐渐走向世界中心。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发展的强劲势头、巨大潜力以及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作用。中国实现复兴,迈向世界中心,已呈不可挡之势。与此相应,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金融管理中心的首都北京,成为世界城市已是势所必然。从北京自身来讲,自筹办奥运会以来,城市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建设、国际化程度、现代化水平、城市美誉度等都大大增强和提高,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东方大都会。可以说,北京加快世界城市进程,主客观两方面条件都已具备。2、中外学者对“世界城市”的理解与阐发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及计划报告、财政报告名词解释》中对世界城市做出如下解释:“世界城市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2010年5月14日,上海市社科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屠启宇教授在北京市发改委召开的“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研讨会”上对世界城市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是全球化经济的空间节点,作为一种城市功能定位与实践模式,是全球化在城市层面上的映射。”5如果说上述观点体现了当下人们对“世界城市”精髓的理解与把握,那么,可以说这一理解的形成有赖于中外学者关于世界城市问题的理论探讨和言述。1889年,德国学者哥瑟(Goethe)曾使用“世界城市”一词来描述当时的罗马和巴黎。1915年,英国城市和区域规划大师格迪斯(PatrickGeddes)在其所著的《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明确地将“世界城市”表述为“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绝大部分都须在其中进行的那些城市”。他用“集合城市”去说明城5,北京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建设世界城市——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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