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的近世》札记

《东洋的近世》札记绪论东洋近代史的意义学术界对西洋史研究的历史三分法，即把历史划分为古代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时期，已得到普遍认同。但是否普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却存在不同见解。在宫崎市定先生看来，欧洲是世界全体中的一个特殊地域，它的历史发展模型很难原封不动地用于其他地域。但如果我们只将它作为一般性样本来处理，就必须做出若干修正。宫崎市定先生将欧洲史古代、中世、近世的特征总结为：古代是希腊、罗马的分散都是国家群逐渐统一，成为罗马帝国的大一统过程；中世是这个大一统破裂以至封建分裂的继起时代；近世则是重新走向统一的时期。接着，他举统一倾向的例子，将希腊与罗马作对比，希腊无法统一，而罗马虽靠武力获取统一，但实际上罗马人拥有比希腊人更为进步的优点，即组织力。罗马组织里的来源于从都市法开始并发展为世界法，并将罗马市民权推广至所征服的地区。虽然这种思想的源流希腊人早就有了，但是把它实行出来的是罗马人。正因如此，才拥有了如此强大统一的罗马帝国。此外，不论什么何时何地，要求统一的的向心力和希望分裂的离心力必然是同时起作用的。而中世便是统一实现后，向心力逐渐衰退，离心力起强大作用的时候。因此，罗马统一不论是外延方面还是内含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从统一的角度看，中世史是明显的逆行和倒退。但它的特性不在于向外部放射光辉，而在于面向内部从容不迫的贮存实力。与此同时，分裂割据产生了一系列的弊端，即各小地域因利益互相冲突时时常潜伏着发展为武力战斗的危险。于是引发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欧洲也从此进入近世。此外，都市财富力量的增长发挥了另一更重要的作用，即国民主义的勃兴。国民主义以已经存在的民族作为基础，不仅结合现存势力，更必须牺牲处于中间的少数势力，将他们吸收。列举法国、德国统一的例子，法国民族虽存在较大差异，但统一过程中却极大地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的自觉。而德国因其国境内的各种斯拉夫系民族并未得到牺牲固有的民族意识，因此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与此相反，瑞士语言虽然多样，却完全达到了国民自觉。说明以民族自觉为基调，即使是在分裂的中世也能走向近世的统一。将这种历史分法运用于其他地域，要注意到历史研究中的地域和地理地域中的差异，不是单纯的看地图划分，而是要打开历史去探求。从这个立场来说，宫崎市定先生将日本与中国合体称为东亚以作对照。宫崎市定先生将东洋古代史的发展概括为：始自春秋时代的都市国家割据，经战国时代的小统一，达至秦汉大帝国的全盛期。主要倾向是由割据走向统一。将东汉帝国媲美于罗马帝国，北方民族的军阀势力与日耳曼雇佣兵相比，并讲述分类割据的局面。但与此同时，也有出现表面的大一统时代，即唐王朝，其统一轨迹和日耳曼帝国统一轨迹相同。而唐王朝的统一盛世没有长期延续，唐中叶以后，中世的割据分裂的离心力较为强劲。五代时期的分裂割据则成为最初也是最后一次大分裂。宋朝用武力统一天下，同时也运用经济手段统治维系，因此宋朝时以商业统制作为中央集权基础君临万民的第一个统一王朝。而宋朝采用的商业统制一方面是压迫自由企业，另一方面却意味着商业保护。宋朝以后，出现了强烈的自觉和意识的国民主义相互对立，因而汉朝是亡于对立的异族国民主义而非篡位。再比如，宋朝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和亲的事例，这表明中国王室与外国王室的联姻再也没有政治意义。这种国民主义对立的结果，使中国民族的团结遭受破坏，又使强大的异族王朝把国境向中国领土内推进，如元朝。但自元朝之后，即使是有大统一，却也无法使异族产生同样的国民自觉。一般而言，欧洲的近世是指文艺复兴以后，因而基于上述，宫崎市定先生将宋代以后作为东洋的近世。一世界和东洋交通的概况过去的一种观念是极其蔑视交通在历史活动中所起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交通在历史活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长城一直延伸至西方，其主要目的虽然不是在保护汉民族，但是却是保护了与西域的交通路线。此外，宋朝与西夏小国的频繁战争也是因为交通的原因，这充分体现出交通的重要性。人类文化的发展也因交通得以发达。爱斯基摩人和南非、澳洲的土著居民文化不繁荣的原因在于交通闭塞，为一般人的进步所遗忘。而其他地方的发明因为交通而成为人们的共有物，其他地方受到这些刺激，又作出更新的发明。也就是说，文明因为交通而得到传播，各名族文化在传播中争相发展，从而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那些交通闭塞的地区，因无法接获得这种文化传播的利益，因而相对比较落后，文化水平的差距也愈来愈大，他们在意识上也更加抗拒外来文化，加深本身社会的封锁性，与外界的文化交通变得日益困难。从交通所获来的利益，单是对外界取得异物的惊异和热爱，便足以成为推动历史的巨大原动力。比如说欧洲人受南海香料的吸引而活跃于海上，北方游牧民族热爱中国的茶而联合起来成为中国的威胁等。与此相反，德川时代日本的锁国政策令日本停滞不前。此外，宫崎市定先生指出，文化的发达不仅需要物质通过，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定的文化基地，需要蓄积。草原沙漠的游牧民族虽交通运输较多，但文化并不发达，原因就在于没有文化的蓄积。而文化的蓄积，也只有定居的农民才能实现。但是，文化的蓄积离不开物质，因此要把文化集中并蓄积母体主要是都市。另一方面，物资和文化在寻求交通便利的同时，也受到政权保护的影响，因而政权所在的都市，即使是自然地形交通不便，单位了取得政权的保护，物资逐渐集中、交通线也不得已被引导到这里。不过，如果交通的频繁度达到某一点时，大商业都市便出现在交通线路上，而这一区域如果经济产生重要性之后，那么政权便不得不对其采取保护措施，最为方便的办法便是把这一都市改为政治都市。长安作为交通主要枢纽，也是自秦朝到唐朝以来的主要国都。之后便讲述连接西亚与东亚的几条线路，包括陆上的和海上的，以及中国沿岸的航路。而在这种情况下，连接亚洲东西的南北海陆两大交通路线，其东端却是极其复杂，而为了连接好交通线路，隋炀帝时期修建的大运河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运河不仅促进中国境内经济的流通，而且对于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唐代的西亚，是波斯王朝到大食人的交替阶段。信奉拜火教的波斯王朝制造了西亚中世贵族文化的顶点。而新兴的阿拉伯人吸收和翻译了旧有的希腊等地区的各种文化，呈现了令人眩目的文艺复兴现象。另一方面，被阿拉伯人占领土地的波斯人不甘处于阿拉伯人之下，便从海路和陆路两边进入中国，被中国人称为胡人。他们擅长经商，唐人大资本经商的方法可能是受其影响。唐宋以来，政府采取积极的商业政策，促使国内市场空前扩大，商业经济繁荣。而唐末的分裂割据也阻碍了商业的流通自由。宋承五代，政治的再统一同时也是经济的再统一。运用蓄积的方法促使近世文化发展。这种事态，是宋代社会不得不倾向于走向一种资本主义的统治。二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宋代时期便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这与中世社会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关中盆地地区，主要是因为古代关中盆地是最适宜开发的地区，且资源丰富。例如秦统一六国、汉高祖压倒刘邦均是得力于利用关中丰富的资源。在古代日本也出现相同的情况，由此说明，盆地资源最为丰富。但是到了唐代，关中地区的经济利用价值已接近极限，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无法自给自足。而此时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开发进步较快，粮食多从这些地方运送，因而牵扯到交通问题。关中地区位居内陆，粮食多用水运，因而交通不便。因此，唐朝灭亡以后，后梁统治者定都开封，交通较为方便，经济也因此发展较好。于是总结出：在世界的任何地区，经济的中心均有先起于内陆，然后向平地移动，最后到达海岸安顿下来的倾向。欧洲与此相反，大概是因为海岸线显著屈曲的地形的特殊性有关。宋代的国都开封临近大运河，因而可以说宋代是运河中心的经济时代。南宋国都定为杭州，一是因为杭州的粮食充裕，一是杭州为大运河的终点。金、元两国以及后来明清的国都定为大运河北的北京，也是承认了运河对于统治中国有绝大的利用价值。总之，大运河的出现振兴了中国内陆交通机能。但发展到后来，世界的交通逐渐由内陆时代进展至海洋时代。由上所述，宫崎市定先生总结中国的历史：由古代至中世是内陆地区中心的时代，而由宋以后至近世变为运河地带中心的时代，在降至晚清开始，则是海岸中心的时代。宋以后的中国社会中心沿运河线移动是近世社会的特征。由中世进入近世以后，中国的商业发生很多变化。从通货方面看，唐代铸造的开通元宝钱制定了通货的形式，为以后历代所沿用。五代时期，各国政府以数量甚少的铜钱作为结算的共通货币。但是各国为了维持本身货币的持有量，尽量将货币集中在政府手中。此种情况下，银币在江南地区开始盛行。后周的周世宗曾既力求强化君主权力，也计划增铸铜钱。宋平定南方诸国后，开始增铸铜钱，散布于民间。因而这一时期散布民间的铜钱之多，史上未见先例。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影响甚大。在立足于自给自足的原则上，自己消费自己的物资自己生产，只有偶然的剩余拿去市场，使大规模的豪族私有庄园得以维系。中世贵族的理想庄园经济是除食盐外，所有东西都自给自足。这种自给经济需要许多的条件，从而形成一种部曲制度。而到了宋真宗左右，部曲制度彻底消亡。随着商业的隆盛，农村和都市的形态都发生了变化。中世的都市实行坊市制度，坊和市严格分开，有明确的时间和交易地点的限制，然而到了唐末，坊市制度开始崩坏，到了宋代，都市几乎变为完全的商业都市。追其端绪，是因草市的蓬勃发展。之后讲述了草市的发展过程，总结都市完全成为商业都市是于宋初完成。生产的商品化即生产的分业化，主要包括地域的分工和同一制品中工程的分工。工程上的分工促进了各种工业的有关技术及背后的知识的发达，其中火力的发达有重要的意义。商业的发展促使政府不得不对财政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于是政策便也从中世转为近世。即由土地国有的租庸调制于安史之乱后变为承认土地私有的两税法。两税法施行前后出现了消费税，为了便于消费税的征集，唐肃宗时期始行专卖，有力地支持了国家财政。专卖制度至五代一直沿用，而到了宋朝，财政包括向土地课两税和对商品的课利。从中看来，宋代也有非常近世的性质。此外，专卖制度是靠君主独裁专权维系的，君主为了增加国家财政，实行盐法，于是向人们征收十倍的税。此种状况下，也免不了私下黑市的交易，即私盐盛行。而那些不法之徒为了统治同党，出现了一系列的邪教组织，从而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社会不安则会引起叛乱者或者是农民起义，这样一来，土地荒废，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于是成了近世中国的一大不幸。思想文化方面，许多文人、思想家都对部曲制度下的佃户现象有一些自己的主张。宋代以后，文化教育普及，许多士大夫提出“承认兼并论”一说，此说法也得到后世的认可。其他地方，阶级门阀斗争大多是以个人对个人的政治了结。此外，宫崎市定先生认为，如果社会革命的基础不成熟，便不能以易姓革命的方式去更迭政权，此谓东洋社会的宿命传统。君王不接受对立者，臣子便只能是政治上作出妥协。三中国近世的政治中国近世以来，篡位现象屡见不鲜。篡位者多为朝廷中有实力的大臣，比如王莽。后汉光武帝平定王莽之乱后君主对大臣的专权保持戒备，便开始可以强化君权，于是皇帝独裁万机，在宫中建立内阁。但至后汉，社会陷于混乱，曹操趁机掌握实权，后来曹丕夺汉，中书自此附于帝室内阁，中书长官监和令的权限大为扩张。自魏篡汉政权以后，中世的王朝更迭的正统方式一般为禅让，这主要是为了证明篡位者是正统天子，而不管政权背后是如何得来的，因而在表面上都为禅让制。但同为禅让，魏篡汉却是靠曹操本身力量平定了后汉末大乱，但晋篡魏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司马氏利用讨伐蜀汉成功的机会，强制篡位，建立了晋朝。禅让一类的篡夺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在于掌握实权的大臣有巨大的野心和其背后有一群官僚贵族作为后盾。君主为了防止臣子篡位，通常不给位高权重的大臣实权，而是设置内阁，和自己的心腹一同决定政务。但时间一长，内阁中的关键职位也渐落于大臣之手，成为贵族群体的共有物，因而天子的地位也时常受到大臣方面的压迫。由于五代军阀王朝的频繁交替，多次重复，贵族官员之间便产生了强烈的门阀意识。这些大臣拥戴没有门第的军阀成为天子，但他们和王朝的交替却是几乎没有关系，他们家族通常有古老的谱系，在历代朝廷都出任显官，即使是皇帝剥夺他们的官位，却不能抹杀其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