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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教案(6课时)民族教育学院二分院向沁教学要求⒈作品的多层意蕴及讽刺特征。⒉《围城》在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一、作家介绍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书香世家。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1933年毕业,赴上海光华大学执教。1935年,先生与杨绛先生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以后,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学位。之后随杨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抗战结束后,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49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受到冲击。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1998年12月19日,逝世于北京。二、作品分析《围城》是中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作者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全书共九章。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围城》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解释“围城”的题义说:这是从法国的一句成语中引申而来的,即“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一部分知识者陷人精神“围城”的境遇。而这,正是《围城》主题的深刻之处。作品对抗战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群进行了刻意的描绘。男主人公方鸿渐,与他发生瓜葛的四位女性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以及战时大学界的知识投机家李梅亭、顾尔谦等,组成一个人物系列。方鸿渐的性格和顺,有天赋的想象力,看穿恶劣环境而不能自拔,嘴上机敏而内心懦弱无能,是一个弱质知识分子形象。其他人物如孙柔嘉于柔顺之下深藏心机,苏文纨的矜持与女才子的矫情,学术骗子李梅亭的庸俗、贪财,都写得可见其人。三闾大学内部人事上的明争暗斗,道出中国知识社会某种官场化的内幕。《围城》表现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无主、空虚和爱情发酵,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乱世中一代清醒的文人的宿命感。三、《围城》的多重意蕴一部好的小说,一部意蕴深刻的小说,是可以不断地被解读,不断地进行剖析,见仁见智。《围城》也有这种值得被不断解读丰富深刻的意蕴。⒈社会反映的层面用比较常见的社会学批评,即反映论的方式来看,《围城》有深入写实的一面,即反映生活的一面。它的生活描写,能够体现40年代中国战争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些情景。比如抗战时期教育界的情况,城市的情况,知识分子的状态。钱钟书的序言说他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也就是表明自己要在作品中展现世态人情。从这个角度看,《围城》所写的是旧社会的一个小小的漩涡,曲折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社会的一个角落,是行将崩溃的社会生动的写照,是对那个腐朽社会的抗议。这是《围城》揭露性的一面。从社会学批评这个层面理解,《围城》生活描写的层面,对中国社会40年代那种落后、闭塞、混乱的揭示,自有深刻的认识作用。但是这个生活描写的层面,一般小说都有,是比较浅层的。⒉文化批判的层面《围城》所构筑的文学世界,包含有钱钟书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带有他的文化立场的。他写这个小说,有他的出发点,或者叫“视点”,好的小说,往往都有独特的“视点”。钱钟书是以他的视点来构筑这个文学世界的,那就是文化批判,或者批判文化。钱钟书更多的时候是批判文化,他对现代中国的文化,不管是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从外国进来的新文化,是老的还是新的,是流行的不流行的,一概批判,而且批判是非常辛辣,甚至刻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揭露的是科举制度的丑恶现象。钱钟书的《围城》第二个层面,实际上是写新的“儒林”。“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英雄,是社会发展的先知先觉者,知识分子地位很高。但是《围城》的知识分子则处在被讽刺、被批判的位置。钱钟书的批判对象大都是新式的知识分子。他写知识分子的困境、弱点,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新”,通过对人物的文化心态剖析,来看他们身上最旧的、最可怜的东西。第一号人物就是方鸿渐。方鸿渐是个不好也不坏的人。他善良,可也骗人,但是好像是有限度的;他老实,不切实际,聪明而没有勇气,没有什么用处,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他博闻识浅,知道的东西太多,能侃,但是没有自己的见识;能言善道,没有自己主意,碰到什么事都优柔寡断。苏文纨说他大地方玩世不恭,小地方挺认真。赵辛楣是他的好朋友,所谓“同情兄”则说他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刘东方的批评他说,本质太坏,人还算伶俐。孙柔嘉说他喜欢自做聪明,但是最终弄巧成拙。总之,方鸿渐是善良而没有用处,聪明但优柔寡断。在生活面前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怯懦,碰到事拿不定主意,喜欢乱说,所以不断地失去机会。方鸿渐上大学的时候,看到新式恋爱他很羡慕,但是老父亲一吓他,就缩回去了,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他对苏文纨的态度也这样:不喜欢苏文纨,那就明说好了,但是他非常怯懦,明明自己不愿做的事还迫于情势做下去,结果自己落到那个套里边了。小说里边写一个情节,说方鸿渐虽然并不喜欢老姑娘苏文纨,但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就跟苏小姐约会,在花前月下,不能自持啊,就吻了苏文纨。吻的面积非常小,轻轻地一点,就像清朝场面上喝大盖碗的大碗茶,轻轻地拿嘴在茶杯的边上这样碰一下,表示意思了。最终苏文纨知道了真相,就在方鸿渐真心爱恋的唐晓芙跟前中伤方鸿渐,致使两人关系破裂。但是如果我们只把它看做一般的三角恋爱就浅了,这里面有一种文化批判。方鸿渐爱情问题上所代表这种性格,这种处世的原则,就出于一种文化。在钱钟书的心目中,是中西文化的合璧,结晶了这样的一个方鸿渐,优柔寡断,没有主见。另外对方鸿渐的一些描写,很显然钱钟书是批判的。比如说方鸿渐非常懒,不想做事,喜欢得过且过,自我安慰,有点像阿Q,这恰是一种文化的惰性。这也显示出钱钟书的看法,认为传统文化再加上西洋文明,结合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慵懒的性格,名份上很新,也喝牛奶喝咖啡吃面包,跳舞,但骨子里很旧,或者说是新旧杂拌。方鸿渐对传统文化是看不起的,但又很留恋,他的心态实际上是中外文化冲突所产生的矛盾心态,无所依持,没有主心骨。我们可以联想一下,现在的社会生活里也有很多人具有这种精神状态,无所依持,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即便定下一个目标,在目标达成后,仍旧无所依持,而目标本身却幻化为一个“围城”,让人感受到生活的嘲讽。钱锺书写方鸿渐,实际写出了他对文化的一种思考,一种批判。这种批判是个别的,尖刻的。他不再追捧“五四”,像当时一般作家,认为“五四”所带出来的一切都好,个性解放是好的,民主是好的,西方来的也是好的。钱锺书有批判,写方鸿渐实际上就是写一种文化现象。另外,小说里面大量地描写那些最新式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带有某种乡村都市化特点,所谓落后的时髦。钱钟书用一个比喻,说就像是一个中国的裁缝做了仿造的第一件西装,乡村都市化,什么都学外国,但学的又不像;表面上还去批评西方。钱钟书在小说中对此也有辛辣的讽刺批判。比如他讽刺的那些假博士假文凭,在这种讽刺的背后,就带有钱钟书的一种批判的眼光。干嘛什么事都要崇洋呢,崇洋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当然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文明科学技术,一些好的制度,是可以学习的。但一切都好,往往学的又是一种皮毛的东西,那么就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是乡村都市化的心态。对方鸿渐包括他周围的那些人物都带有这种文化批判。这种批评当然主要是针对40年代的,但对现在也还有启示意义。小说里面写的最成功的人物,是孙柔嘉。在孙柔嘉身上,钱钟书又带有他很深刻的思考。本来这个大学二年级学生,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但在钱钟书笔下,这个小女孩显得特别老练,城府颇深。方鸿渐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孙柔嘉这个人物是左右了方鸿渐一切的。小说一开头就写这个少女,柔弱,天真,温顺,怕生得说一句话脸腾的就红了;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做作,矫饰。钱钟书对此给予尖锐的批评。结婚以前,孙温顺而柔弱;结婚以后完全换了一个人,变得非常专横,妒嫉、自私、刻薄,不容许方鸿渐跟外面任何人结交。不光是不能跟女的结交,连跟男人交往也不行。从心理学来分析,也许可以谅解,但是钱钟书是从文化批评角度来写的。孙柔嘉本来也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教育,但是骨子里面很旧,她也不是东方女性美,完全是刻薄,在家庭生活里面纯粹是一种占有欲。但是作者是否有点过火呢?女孩有时候撒娇,是特定身份的一种显现,也许在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长辈看来这是很正常、很美好的一种东西,虽然有点做作。但钱钟书不能容许,原因在于他是为了作文化批判,就是一种文化反思。像方鸿渐、孙柔嘉这些都不是坏人,都是生活区中普通的人物,是“非英雄”。回顾我们的现代文学,“五四”以后英雄太多了,而在钱锺书、老舍等人笔下,这些人物都“非英雄”化了。这“非英雄”带有一种新的文化视点,一种批评,这些“非英雄”,这些普通人,就构成了作者所要审视批判的新的“儒林”。实际上是在新旧文明、中外文明冲突之下的一群人物。我们当然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批判钱锺书,认为他在创作中没有性别平等意识,但作为文化批判和反思脉络中的人物,孙被塑造得相当成功。在写作视点上,钱钟书很特别,他要通过这些新式的知识分子、留学生、大学生,通过对他们的心态的刻画,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评,同时对新文化也进行批评。他认为新文化也有很多毛病,特别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这种角度跟其它作家不一样,他的批判站得比较高,写作比较从容。钱钟书用这样一个特殊的写作角度,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描摹,写出他们骨子里边的东西,写出自己对中外文化交汇中知识分子的思考。⒊哲理思考的层面第一层用社会学批评,第二层用文化心理的批评。如果用结构主义或者符号学的方法,我们将会看到哲理思考的层面。我们所用的结构主义方法,不考虑具体描写的细节,它是把一部作品非常粗略的、宏观的进行分析,看它里边有几个组成部分,化繁为简,充分地简化,非常简练地把一部作品最基本的元素给抽离出来,然后看作家要写什么?他的盲点是什么?这是结构主义的大致的方法。结构主义有时候跟西方符号学也有关系,只关注作品里边的基本元素,不太考虑艺术性怎么样,或者思想是不是深刻。我们现在用的并不是本原的结构主义,只是取其一点,可以说是仿结构主义,或者仿符号学,来尝试挖掘《围城》第三个层面。如果把《围城》的故事展开来读,会感觉很平淡,很琐碎,没有什么英雄,没有很大的冲突,也没有像武侠小说那样的刀光剑影和传奇的东西,只有很平凡的一些人,吃饭、婚姻、结婚、离婚啊;而且所有人都“失败”了,都败得无可奈何。如果把它充分的简化,可以注意两个词,或两个动作,一个动作是“进城”,一个动作是“出城”。这两个动作反复出现,进城然后又出城,然后又进城,再进再出,整个小说就写这个。所以把《围城》的结构,简化成类似于一个公式,那就是方鸿渐=进城+出城+进城+出城……。小说一开头那条船实际上就是围城。四周围都是大海,就剩下一个船在海上,坐船的人希望下船啊,坐累了以后都希望早点靠岸,从船上下来,就是出城。到了上海又进城了。再说方鸿渐在上海待不住了,他又到湖南,到内地乡下去——出城。到了三闾大学一看,比上海差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那又进城了。所以说整个方鸿渐的动作、经历,就是进城出城,出城进城。他们的爱情婚姻也是这样。方鸿渐没有结婚的时候想结婚,当然孙柔嘉不太理想
本文标题:《围城》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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