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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后历史教师魏祺我告诫学生永远不要滑向反智主义嘉宾简介:魏祺,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中学高中部历史教师,90后。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北京中医学院附中教师魏祺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周昂凤凰历史:前段时间,在吴建民先生追思会上,你有过一个发言,提到自己在教学中会运用到吴建民先生的一些理念,能否具体讲讲你用到的是哪些思想?魏祺:吴大使有条理念非常重要,屏幕跟屏幕的交流,不能取代人跟人面对面的交流。现代学生的最大问题就是追着屏幕——手机屏幕、ipad屏幕、电脑屏幕,他都一门灵,发表言论都很畅快。人跟人一面对面交流,就完了,又紧张了,说话又不符合逻辑了。说白了,现在高考制度存在一个问题——按点给分。按点给分有个大弊端,给个词你就得给人加分,到最后学生不会连词成句了,就会蹦词。所以这怎么办?你这样的话都以高考为指向了,那学生能力怎么培养?大问题!所以我给学生们留了一个作业,我说历史是有记忆的,家族是有记忆的,你们也要跟家长学会面对面交流,很多家长爱回忆他的青春年代,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一种指导,对于他来说那是他的青春,他们都爱聊。采访爷爷奶奶那辈,你们就可以看到,文革时期你们爷爷奶奶的记忆是什么样子的,不会所有人都说文革坏,也不会所有人都说文革好,这才能形成你的思想交锋。我爷爷是普通的工人,他就认为文革很好,我影响不了他们,那代人的现实情况就在这;可是也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于文革有反思,那一代人的记忆一定不一样,他可能亲眼看到过一些事。凤凰历史:讲文革这样沉重的历史记忆,学生们能够理解与体会吗?你怎样拿捏把握?魏祺:学生一开始听文革很开心:哟,不用上课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甚至还可以反抗老师。青年人,尤其是初中生、高中生,思想是激荡的,他很爱反权威,他更爱反对老师,老师是他能接触到的最大权威,紧接着就是家长,这跟他青春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文革的时候学生也是这样,但当时的学生跟他们现在相比还有一点不同,政治参与性被调动。“五一六”通知一发,紧接着北京的学校最先开始停课,然后学生上街搞革命了,到“红八月”的时候,出现了打人,第一个受难者卞仲耘。当时教室里有网,我搜图片给学生们看,我说这就是卞仲耘,当时是副校长,她所在的师大女附中,那毫无疑问北京市重点,我说你们想,人怎么从一个nicegirl变成一个魔鬼?这就是学生的蜕变。这时候学生们就知道,原来文革还有一丝血腥在最开始的时候已经埋下了。我再给他们看照片,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到清华大学,挂一串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红卫兵让她跪,她不跪,红卫兵当时就踹她小腿,强迫她跪,又给他们讲到“井冈山兵团”武斗,他们丝毫没有觉得好,我马上看到学生的脸阴下来了。有好多女生很惊讶,她们都说没想到后来会成为这样。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他不是那么爱看文字。你让他玩文字游戏,他死也不玩,你只有让他玩画面的,他才爱看。当他真正形成视觉冲击,他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们看到卞仲耘生前的画像,又看到死后的脸,都已经浮肿了,他就知道痛心。后来我又跟他们讲,卞仲耘还是一个著名高中的女校长,其他的普通中学老师呢?受难的太多了。这个学生就引起反思了,原来文革不是我们知道的那样,只要不上课什么都好。我说你们现在玩的那个“撸啊撸”我也知道,你看那个《名侦探柯南》我也看,你看《海贼王》我也看,咱们看这个东西都是外国来的,文革时期这种别说东西你不能看,苏联的小说都被禁,《红与黑》都算禁书,你以为文革真的是开放,真的是自由吗?根本不是。咱们前些年的一部电影,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归来》,张艺谋拍的。我跟学生们说你们去看看那里面,知识分子什么境况,你再看看当时的学生。陆焉识的女儿为了自己能够上宣传剧,把她父亲的那些事抖了出去,她不接受父亲。我说这种社会的裂痕,家庭的裂痕,一辈子没法弥补。陆焉识的妻子一辈子都想接陆焉识,接的到吗?接不到。他不2光接的是那人,还接的是那个记忆和精神,但这种创伤一辈子都无法弥补。学生对这些马上也能理解。凤凰历史: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您觉得当下中学生思维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魏祺:吴建民大使除了说过要重视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也说要保持理性。文革时期大家也是面对面交流,那就是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我是革命的,你是反动的,那面对面都是在唾骂,那根本谈不上任何理性。中学生我觉得应该呼唤他们的理性存在,因为有一个事件给我触动挺大的。我们学校是所完中,所以我还教初中。有一次初中课,有一个孩子看我用的手机,苹果的,他说老师您居然用苹果手机?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用一部苹果手机就要给美国捐6块钱,他们就要用这个钱制造武器,来准备打中国!我当时一听这个很惊讶,因为我没有想到初中孩子有这个意识:首先他敢指责你,我觉得我的课成功了,因为学生敢说话;但是第二,我也有一丝隐忧,就是他这么小,谁给他灌输的这种敌对的、排外的概念?很简单——思维定式。中国的这种思维定式一直存在,一定是“谁谁谁亡我之心不死”。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印度亡我之心不死,这一下就很糟糕。我那会儿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约翰克里斯朵夫》里的话:人在成长过程中要吃很多的谎言,人成熟第一件事就是先学会呕吐,把那堆谎言吐出来。谁教的这种对立思维?这就是教育的大问题。只有学生回归理性了,你再让他去看文革,他不会说文革是正确,什么我就要上街打老师,我告发谁。他的思维意识一定是“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要存疑”。所以我告诉学生,如果你们想学历史,你们就去看数据,咱们北京市有档案馆,区县有档案馆,有的档案是能查到的,通过你这次暑假,你跟你父母访谈,跟你们家亲戚访谈,或者你找一个路边带着红袖章的大妈访谈,你看看国民记忆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历史教材里,现在很坦诚的承认一件事——文革造成了五千亿国民经济损失,国民经济到达了崩溃边缘,我觉得教材既然敢说这事,一定是有事实考证的。所以我没觉得文革是敏感事件,我觉得是很多人把他看得太敏感了。凤凰历史:但是口述历史也容易出现诸如史实错漏的问题,这个如何解决?魏祺:是有学生质疑说,口述历史会不会有“碎片化”的问题,以及记忆历史到底有没有这么准确。我就跟他们说,咱们教材上学的太不“碎片化”了,那简直太宏观了,全是大框架,这也是一个问题。碎片化历史你还是能填充的,历史毕竟是人构成的嘛。钱穆先生就说,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一定要注意两项,一个是人,一个是制度。有制度而没有人,那制度是宏观的,没有人你对谁去实施?有人而没有制度,那这只是一个故事,你不能形成历史体系。咱们教材更重的是宏观制度,但是如果像杨奎松的《边缘人纪事》,这种普通人的东西镶嵌到历史里,你才知道历史是活的,这才符合马克思说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你不能光说上面,不说下面。第二,回忆要批判的看。我给他们举个例子,我说好多孩子长大以后,回忆12岁的时候妈妈非常慈祥的帮他洗被单,但他恰恰不说的是,那个被单是由于他往上尿了一泡尿。所以我说,你们在采访回忆的时候,还要回到历史事实,这你们就可以利用一些档案来做到。我觉得学生在这方面有感悟。我从高一他们刚入学,就教他们区分,什么是现代人的著述,什么是史料,什么是考古,什么是档案,哪个的价值各有多少,我在期中考试命题当中也会刻意让他们去做这些,所以学生们现在对这个感悟非常强,现在学生都知道,外交部档案是开放的,可以查询。北京市档案馆看的严,但外地的一些档案比较开放,他能利用档案进行史学研究,不一定是用教科书。我那天在吴建民大使追思会上发言说,不能迷信教科书。当然你也不能迷信我,我说的也不一定都对。3凤凰历史:如果说不能迷信教科书,那么你认为什么样的历史著作是值得推荐向中学生的呢?魏祺:我觉得吴建民大使还有一个观点很对——开眼看世界,就是学生一定要有世界情怀。我那天跟我们学生说,还是要多读读不同角度的书,我给他们推荐日本讲谈社那十卷中国历史,还有像布罗代尔的、克林伍德的作品,剑桥中国史等,当然中国的历史书也得多看,只要是合法出版物,说的是历史,又是有专业训练的都行。看完了以后,你就有一个不同的思想冲击,你就知道,某个问题,两方面的论述为什么不一样,再去看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才能形成理性批判精神。我觉得批判精神在高中时是必须要养成的。当然我也跟他们说,批判是必须要有依据的,要建立在理性的情况下。中国在抽筋的年代也搞批判,那叫所谓的“大民主大批判”,那是扣帽子,哪是建立在历史史实上?都是胡扯嘛。凤凰历史:那学生也批判过你吗?魏祺:学生对我的很多观点不同意,包括我讲的马可波罗游记。我认为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因为我觉得他的记述是不准确的,什么“遍地是黄金”?太夸张了,我就觉得他是编的,甚至他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凑过来的。学生马上给我一个批判,学生说不是这样的,他说因为老师你没有注意到马可波罗的身份,马可波罗的身份是“商人”,老师如果您要注意到这点的话,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关注中国人吃饭为什么不用筷子了。他关注的侧重点都在什么?中国的税收是怎么来的,盐卖多少钱,铁卖多少钱,铸币的含金量是什么样的。我突然就觉得,这确实是一下就对我形成批判,而且人家是建立在充分的阅读之上——这就是批判意识养成。老师要敢于承认错误。觉得大学老师比高中老师强就强在这,他是很鼓励学生发散性思维跟批判性思维的。我讲的观念不对你可以说,也可以写论文,你甚至可以拍案而起就说。高中不是,高中因为有高考、分数的限制,老师像填鸭一样往里灌知识,老师就是绝对权威,你听我的拿分,你不听我的不拿分,结果学生批判意识被高中老师给磨没了。所以大学老师老指责我们高中老师。我上大学时候老师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原来学的历史都不是历史,你们都是错的。所以你回到高中怎么教?让学生养成批判意识。现在的学生思维活跃,他网上搜的东西比你知道的全,他的经历可能比我也要多。他批判你,所以他让你批判,你们师生关系面对面交流,就和谐,什么思潮来你也不怕,你们永远都是师生,他觉得你值得信任。再加上他建立了理性的分析基础,什么思潮来,他都有他自己的独立判断,这个时候你就能认定,他已经是向“公民”转向了。高中就是要完成公民教育,18岁就成年了,他要完全负法律责任了,他怎么看待社会,怎么看待国家,怎么看待与人相处,都是未来要面临的。有几个学生家长跟我后来打电话,说想要利用暑假带孩子到欧洲,我就建议他们多走一走,看一看,你对于国家的认知不仅仅对于你这个国家,还要有世界眼光,我们跟人家有什么差距,人家又有什么不足,我们有什么优势,你都把这个分析全了,你内心强大,不能被忽悠,你不就理性了?还有对于社会的热点事件也要关注。我们学生关注雷洋案,我推荐他们安装了几个新闻客户端,包括你们凤凰的新闻客户端。雷洋案的很多追踪报道,学生会持续的关注,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警方在执法这方面不妥。但是我们也给他们一个不同的视角,我说你们看雷洋他是一个什么名号?人大的硕士毕业,报道中就是“人大的硕士”非正常死亡了。如果换一个,拿他的职业来做名号:国资委下属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小领导,涉嫌嫖娼,被警察询问过程中离奇死亡,我说你再看看网络的舆论,那就马上不一样了。所以说咱们怎么认知社会?你就得多看,你得打开思维视角,千万别听这家媒体说完了,4那家媒体也说完了,你们就不考虑了。要看雷洋家属的声明,看北京市公安局的声明,再去看检方的声明,都看全了,你再去形成一个自己的思维意识,等他那个结果出来,你看看你的哪个判断是正确的。这也是批判,也是理性的,也是在认知社会。我就不同意现在好多学生说“我生活在二次元”,你二次什么元?您连这一次元你都没有过好,还二次元?最起码人要养成思维意识,你怎么跟家长去沟通,怎么理解社会,怎么看待国家,这三条你想清楚了吗,你只要把这三条想清楚了,咱们教育没白做。我告诉学生,你们甭打算咱们学校培养出那种大领导人、高官,咱们培养的都是社会上的普普通通的人,但是恰恰这个社会的主体就是这些人。一个国家的正常情况是肚子大,两边小——富人不那么多,中产阶级比较牢固,下面的贫困阶级也比较小,这样的社会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如果中产阶级是最瘦的,上下两头大,就是贫富差距扩大,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以后你们要当中产阶级,你们就是最稳固的社会力量,这就是对社会的最好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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