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的悲剧

公地的悲剧【编者按】英国加勒特·哈丁教授Hardin（1968）在Science上发表《Thetragedyofthecommons》《公地悲剧》，该论文是环境科学研究文献中的一块基石。“公地悲剧”已经成为环境科学研究中一个最为引人注目和最具有说服力的学术思想例证，“公地悲剧”理论已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公共资源管理工作中，甚至用到非公共资源领域，如教育、医药及信息网络领域。2003年，为了进一步强调公共资源管理问题及Hardin的《公地的悲剧》一文的重要性，美国Science杂志发表特刊来纪念《公地的悲剧》一文发表35周年，并且高度评价了该篇论文在科学文献方面的突出贡献。公地管理的最终办法：彼此制约、相互妥协。-----------------------------------------附：原作中译全文公地的悲剧GarrettHardinScience，1968中译：自学书院（2008年5月）译文以《香港共享创意》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3.0香港授权条款发表。J.B.Wiesner和H.F.York在一篇关于核子战争前景的发人深省文章结尾时说：「武器竞赛的双方都是…面对持续增强的军事力量和持续减弱的国家安全。深思之下，我们的专业意见认为这困局没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大国只是在科学和科技这方面找寻解决办法，结果只会令情况恶化。」希望各位不要集中注意文章的主题（核武世界的国家安全），而是要留意作者的结论，即是问题没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专业和半通俗科学期刊的评论，差不多都隐喻评论的问题是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技术性解决办法可以定义为只要改变自然科学的技术，无需或只是稍为改变人的道德价值或概念。我们现在一般都欢迎有技术性解决办法（以前并非如此）。因为以前的预言往往失准，要有莫大勇气才会断言没有预期的技术性解决办法。Wiesner和York表现出勇气，在科学期刊发表文章，坚持问题不能在自然科学找到解决办法。他们小心翼翼为声明加上以下的批注：「深思之下，我们的专业意见…。」本文所关注的。不是他们是否正确，而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一组关乎人的问题可以称为「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的问题」，或是更明确地说：认定和讨论这些问题是其中之一。要表明这类问题不是空号很容易。还记得划井游戏。想一想：「我如何赢划井游戏？」假设（依照赛局理论的惯例）我的对手是个中能手，大家都知道我不可能赢。换句话说，问题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要赢，我只能把「赢」的意义根本改掉。我可以打对方的头，可以弄虚作假。每一种我要「赢」的方法，都是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我们认知了解的游戏。（我当然可以公开放弃—不玩。大多数成年人都这样。）「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的问题」有其他的命题。我的论题：大家惯常认知的「人口问题」是这样的命题。要说明一下大家是怎样惯常认知的。持平的说，大多数人为人口问题苦恼，要找出方法避免人口过多的邪恶，但不放弃他们正在享受的特权。他们以为海洋养殖或发明小麦新品种会解决问题—从技术方面。我尝试证明他们不能找到解决办法。人口问题正如要赢划井游戏，不能技术性解决。我们要最大化什么？如马尔萨斯所言，人口自然地以「几何级数」增加，或是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函数增加。在一个有限的世界，这即是说世界物品的人均份额必然减少。我们的世界是否有限？一个中肯的抗辩说法：世界是无限的，或是我们不知道世界不是无限。但是，从实际问题角度来看以后几代人和可见的科技，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是实时假设陆上人类可用的世界是有限的，我们会大大增加人类的痛苦。「太空」不是逃生门。有限的世界只能养活有限的人口；因此到了最后，人口增长必然是零。（零增长的永恒大幅度上下波动是无关宏旨的变动，不在此讨论。）当条件符合，人类的情况会是怎样？明确地说，边泌的目标：「最大数目的最大好处」能否实现？不可能—理由有二，单是一个已足够。第一个理由是理论性。数学上，两个函数是不可能同时最大化。Neumann和Morgenstern已经清楚说明，其中的绝对原理是起码可以追溯至D'Alembert(1717-1783)的偏微分方程式。第二个理由是直接源于生物事实。任何生物要生存，必须有一个能源来源（例如食物）。能源用于两个目的：维生和工作。人要维持生命，每天需要1600千卡路里（维生卡路里）。维生以外所做的一切可以定义为工作，由摄取的「工作卡路里」支持。工作卡路里不是只用于我们日常谈到的工作；所有享乐形式都需要：游泳、赛车、音乐，吟诗。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人口最大化，我们要做什么是很明显。我们要每个人的工作卡路里最接近零。没有可口美食，没有渡假，没有运动，没有音乐，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我以为无需争议或实证，大家都同意人口最大化不会物品最大化。边泌的目标是不可能的。我在达成以上的结论时，作出一贯的假定，问题就是取得能源。有了核能，有些人会质疑这假定。但是，即使有无穷能源，人口增长依然带来不可逃避的问题。正如J.H.Fremlin机智表达，取得能源的问题，被能源消散取而代之。分析的算术符号正负倒转；但边泌的目标是不能达到。因此，最合适的人口是少于最大。定义最合适的困难大；依我所知，没有人曾郑重处理这问题。要达致一个可接受和稳定的解决办法，需要多过一代人的辛勤分析—和更大说服力。我们期望每个人有最大好处；但什么是「好处」？某人的好处是荒原，另一人是大众的滑雪小屋。某人的好处是河口盛产水鸭，供猎人射击；另一人是工厂用地。我们一般说比较各人的心头好是不可能的，因为物品是不配比较。不配比较就是不能比较。理论上这可能是对的；但实际生活中不配比较是可以衡量的。只需要一套判断的标准和比重的制度。大自然的标准就是生存。何等物种较好：小而可掩藏，或是大而有劲力？物竞天择会比较不配比较的。达致的妥协是视乎大自然为众多变量的价值作出比重。人必须模仿这过程。无可置疑地，他事实上不自觉地已是如此。只有当隐藏的决定表面化时才有争端。未来的工作难题是要作出一个可接受的比重理论。这项智力难题因协同作用，非线性变化，和考虑将来而变得困难，但（原则上）不是不可能解决。至今，是否有任何文化组群解决了这实际问题，即使是直觉层面？一个简单事实证明还没有：现今世界没有繁荣人口在一段时期内达致零增长。只要任何人在直觉上认定最佳点，就可以很快达到，之后增长率为零，其后亦保持为零。当然，增长率为正数，可以作为人口在最佳点之下的证据。但是，以任何理性标准来看，今天世上增长最快的人口，（一般而言）是最悲惨的。这种连系（无须是一成不变的）令人对所谓正数增长率表示人口还没有达致最佳点的乐观假定感到怀疑。迈向人口最佳数目，我们要驱逐亚当‧史密的实践人口学的幽灵，才可以取得寸进。「国富论」(1776)广为宣扬「无形之手」，这概念即是个人「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因而「被无形的手指挥，推动…公众利益。」亚当‧史密没有宣称这是一成不变的真理，甚至他的追随者也没有。但他带动的主导思想趋势自此干扰着基于理性分析的积极性行动。这种趋势就是假定个人决定事实上是整个社会的最佳决定。如果这假定是正确的，现在的自由放任生育政策是有据可依。如果这假定是错误的，我们重新检视种种个人自由，看看那些是可以辩护的。公地自由的悲剧无形之手控制人口的反驳论点，最先见诸1833年一位业余数学家WilliamForsterLloyd(1794-1852)撰写的一本鲜为人知的小册子，可称之为「公地悲剧」；「悲剧」一词借用自哲学家Whitehead：「戏剧性的悲剧要素不是不快乐，而是蕴藏于事物无懊无悔运作的严肃性。」他续后又说：「命运之无可避免，只能以人生不如意事引证，只有这样戏剧才可显现逃避是徒然的。」公地悲剧是如此发展的。想象草原对大众开放，估计每个牛郎都会在公地饲养最多的牛只。数百年来，这样的安排都是相安无事，因为部族战争，偷猎，和疾病把人和动物的数目保持在土地承载能力之下。最终，人们长久渴望的社会稳定的一天到来，是醒悟的时候了。这时，公地的内在逻辑无情地导致悲剧。作为理性人，每名牛郎追求取得最大得益。或明或暗，有意无意，牛郎抚心自问：「牛群多添一头，对我有什么效益？」这效应有正、负成份各一。（1）多一头动物的函数是正成份。出售牛只的收益全归牛郎，所以正效益接近+1。（2）负数部份是多一头动物造成的过度放牧的函数。因为过度放牧的效果由全体牛郎承担，所以任何一位牛郎作出决定，负效益只是-1的小部份。把这些效益成份相加，理性牛郎总结他只有一个理性选择：多养一头牛。再多养一头…但这也是分享公地的每一位牛郎的结论。悲剧因此而起。每个人都是被制度束缚，驱使他无限制地增加牛只—而世界是有限的。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追求本人的最好利益，而整体是走向毁灭的终点。公地自由带来整体毁灭。有人会认为这是陈腔滥调。这不是码？某程度上来说，我们几千年前就学会了，但物竞天择偏向于心理否认。纵使个人也是成员的社会受损，个人会因为取得私利而否认真相。教育可以对衡做错事的自然倾向，但必须持续才可以对抗一代传一代的无情力。几年前，在麻省市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知识逐渐消失。圣诞节购物期间，市中心的停车表用胶袋遮掩，上有告示：「圣诞节后重开。免费停车由市长和市议会提供。」换句话说，面对本来已是短缺的停车位的需求增加，城市之父再建立公地制度。（嘲笑一句，我们怀疑他们这倒退的行为是得（选票）大于失。）大概是同样道理，我们长久以来已明白公地的逻辑，可能是自从发现农业或发明私人房地产的产权。但了解的大都是特殊个案，不足以一般而论。即使到了现在，租用西部山区国家土地的牧人证实这样矛盾的了解；他们向联邦机关施压，要求增加牛只数目，几乎因为过度放牧导致侵蚀和杂草丛生。全球海洋依然因为公地哲理残存而受害。海洋国家依然听从「四海自由」的口令。他们声言相信「海洋有无穷资源」，令多种鱼类和鲸鱼几乎灭绝。国家公园是公地悲剧的另一个例子。现今是对外开放，没有限制。公园范围是有限的——只有一个优胜美谷——但人口增长没有限制。公园访客享乐的价值逐渐减弱。很简单，我们要尽快不要把公园当作公地，否则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价值。我们可以做什么？有几个方案。可以出售为私人产业；可以保留为公共财产，但分配进入的权利。分配可以是以财富为基础，用拍卖方式。亦可以根据一些彼此同意的标准来定优劣。可以是彩票。或是先到先得，由人龙决定。我以为以上提到的都令人反感。但我们必须选择—或是默许我们称为国家公园的公地被毁。污染公地悲剧的反面是污染问题，不是从公地拿走，而是放入—往水中排放污水，或化学、放射性、和热力废物；往空气排放有害和危害的气体；在视线所及树立令人分神和不悦目的广告。计算效益和前述一样。理性人发觉他向公地排放废物的成本，是少于排放前洁净废物的成本。无个人都是一样；只要我们这些独立，理性，自由的投机者自作妄为，大家都受缚于「自家弄脏自家」的制度。食物篮子的公地悲剧，因为私产或类似的正式安排而避免了。但我们周围的空气和水不能轻易地分隔，所以要用不同的方法防止污水坑公地悲剧：强制的法律或税务措施，做成污染者在排放前处理污染物成本比不处理为低。我们解决这问题的进展，不如解决第一个问题。停止我们耗尽地球的直接资源的私产概念，实际上助长污染。小河岸边工厂的主人——他的产权伸延到小河的中央——不容易明白弄脏流经门前的河水不是他的自然权利。法律永远赶不上时代，需要修修补补来适应这「公地」的新意识。污染问题是人口的后果。未开发地区的孤独居民如何弃置废物，没有所谓。祖父以前常说：「水流十里，自我净化。」当他是小孩时，这神话可能近乎真理，因为没有太多人。但人口变得密集，大自然的化学和生物循环过程负荷过重，呼唤产权要重新定义。如何为节制立法？分析污染问题作为人口密度连带产生的事物，带出一项不是普遍了解的道德原则：行动的道德是其进行时体制情况连带产生的事物。把公地用作污水池，在未开发情况不会危及大众，因为没有大众；在大都市这样做就不能忍受。一百五十年前，平地居民杀死野牛，只割下牛舌头做晚餐，其他的弃掉。他不是浪费。今天只余下几千头野牛，同样的行为令人惊骇。顺带一提，不能由一张相片决定行动的道德。除非知道某人行动时的整体体系，我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