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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ofDeathofaPig1947年秋九月中旬,我陪一头患病的猪呆了几个日夜,对这段时光我觉得必须有个交代,尤其是因为那头猪最后还是死了,而我还活着,事情本有可能正好相反,那样的话,便没人再来做这番交代了。即使是现在,事件刚刚结束,我的时间观念已经模糊,说不清死亡究竟是发生在第三个还是第四个晚上。这种恍惚让我惊惧自己的衰老,倘若我的身体还好,我会知道我在它的身边坐了几个夜晚。春季花开时节买一头小猪,喂养一夏一秋,严冬来临时宰杀它,我对此习以为常,也是恪守古制。大多数农场都在上演这出悲剧,决不改窜最初的脚本。宰杀既有预谋,自然属于一级谋杀罪,只不过它做得干净利索,又有熏腊肉和火腿拿来谢幕,很少有人管它合适与否。时不时地,事情会出点岔子——某位演员忘了台词,整台戏都砸了,演不下去了。我的猪用餐时干脆没有露面。惊慌迅速蔓延。悲剧没有按它的经典套路发展。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这头猪的朋友和医生——一个拎了灌肠袋当道具的滑稽角色。第一天下午,我就有了预感,觉得这出戏怕是再难照常演出,如此一来,我对猪生出了无限同情。再往下就成了闹剧——手忙脚乱的治疗过程很对我的老獾狗弗雷德的胃口,它也加入值更,帮我叼灌肠袋,等一切都结束后,还引导了下葬。我们把尸骸滑入墓穴后,不禁悲从中来。我们缅怀的,不是火腿,是那头猪。无疑,它对我是很珍贵的,倒不是因为在一个饥饿的年代里,它意味着一道难得的美味,而是因为在一个苦难的世界上,它也跟着吃了苦头。不过,我的故事已经说颠倒了,还是从头说起吧。我的猪舍位于宅子南面荒芜了的果园的底端,猪就养在一处废墟上,那里曾用作冰窖。圈栏阔大,由着那些猪随意走动,一棵苹果树探过篱垣上方,为它们遮荫。对一头猪来说,想必不能有更多的要求了,或至少,从未见哪头猪要求过。冰窖中的锯末,猪拱起来很舒服,还可以当作温暖的睡榻。不过,我那头猪生病时,锯末就有了嫌疑。一位邻居说,他认为清新的泥土对猪更好些——同样的道理也见于土豆栽培。他说,锯末可能有损健康,他一向讨厌锯末。起初,我是在下午四点,注意到那头猪有点儿不对头。它没有在食槽前露面,享用晚餐,一头猪(或一个孩子)如果拒绝晚餐,任何一家人,或一冰窖的活物都会心生凉意。猪四肢摊开,躺倒在猪舍的锯末上,我检查了一番后,走去抄起手摇电话,摇了四下。是达默隆先生接听。“猪病了该怎么对付?”我问道。(乡间电话,从不需要通名报姓,那边的人从声音和问话的内容上,自然知道对方是谁。)“这我可说不好,我从没碰上过病猪,”达默隆先生说,“但我很快能打听清楚。你先挂上,我打电话问亨利。”五分钟后,达默隆先生回话了。“亨利说让它平躺,给它灌两盎司蓖麻油,或是菜油,如果还不顶事儿,再灌肥皂水。亨利说,他敢保证,那猪八成是撑着了,就算他说错了,这样做也没什么坏处。”我谢过达默隆先生,没有径直奔回猪栏那边。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思索了一会儿眼下的麻烦,随后站起身,来到谷仓,随手忙些早先撂下的零碎活计。我下意识地将本该做的事情推后了一个时辰,因为只要去做,无疑就是承认我的养猪事业失败了;我不喜欢有什么麻烦,打扰了定时喂养,逐渐长膘,乃至日复一日的平稳交替。我不喜欢受打扰,不喜欢蓖麻油或菜油,不喜欢偏离正轨。我只想不断地喂猪,上顿接着下顿,从春到夏,由夏入秋。我甚至不知道家中有没有两盎司蓖麻油。五点钟刚过,我忽然记起,当天晚上,我们应邀出外用餐,如果给猪灌肠,必须得抓紧时间。饭局似乎总是跟我发生冲突:我迁入了一个没有章法的社区,常常有一两个星期,没人约我吃饭,我也不请别人登门,但每当有个聚会,我又受到召唤时,必定凭空出点乱子,(通常是提前一两个小时。)以至一切人际交往都显得不合时宜。我开始相信女主人都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她们像是故意在猪出了毛病或是别的什么出了毛病时安排酒宴。无论如何,五点已经过了,我知道我不能再回避那残忍的时刻。儿子和我拿了一小瓶蓖麻油和一段晾衣绳来到猪舍,那猪已经来到棚外,萎靡不振地站在圈栏中。它懒懒地招呼了我们一下。我能看出,它感到很不舒服,彷徨不定。我拿晾衣绳来,本想或许得捆住它(猪的体重超过了一百磅),但始终也没用上。儿子弓身抓住它的两条前腿,迅速将它翻倒,它张嘴号叫,我连忙把蓖麻油灌到它嘴里——口腔是粉红的,满是皱褶,我从没有见过。我刚刚来得及瞥一眼瓶子上的标签,瓶颈已经进到它的嘴里。标签上写的是“纯而净”,猪的号叫声给蓖麻油呛住,固定在歇斯底里般的高音区上,好像正在遭受酷刑,但也没有持续多久,叫声戛然而止,放开它的前腿后,那猪站立起来。它躺在地上时,嘴角被迫朝两边咧开,一副愁眉苦脸的神情。站起身后,它恢复了一头猪甚至在生病时也凝固不变的笑模样。它站稳身子,轻轻嘬了嘬蓖麻油的残留,有几滴蓖麻油从它唇上滴下来,它狡黠的双眼转向我,在纤细的睫毛遮挡下,充满了厌恶与怨恨。我用油渍渍的手指轻轻给它搔痒,它始终不声不响,似乎想重温健康时给人抚摸的惬意,却又念念不忘刚才的怨尤。我站在那里,注意到它的尾巴末梢有四五个疹块,棕红色,约莫家蝇般大小。我弄不清它们究竟是何物。它们不像有什么麻烦,也不像是表皮的青肿或擦伤。实际上,它们似乎是体内鼓出的小包。它们完全遮掩在硬撅撅的白色猪鬃下,我必须用手指分开猪鬃,才能看仔细。几个小时之后,将近午夜时分,吃过一顿有人会账的美餐,我持手电筒返回猪舍。病畜已经入睡。我跪下来,抚摸它的耳朵,(就像孩子生病,你把手放在他的前额上一样。)耳朵似乎凉凉的,于是,我借手电筒的光亮,仔细扫视了一番猪棚和圈栏,察看有没有蓖麻油生效的迹象。我一无所获,于是回房入睡。一段时间以来,气候始终很怪异——白天又闷又热,夜晚雾气沉沉,中午前后有几个小时雾气散开,随后又随夜幕潜入,它先是浮动在树梢上,蓦地就吹向原野,笼罩世界,吞噬了房舍、人和牲畜。人人都希望有个转机,但转机迟迟不来。第二天仍是闷热的一天。早饭前,我探视了那猪,试着诱惑它啜一口槽中的牛奶。它只管盯了我看,听凭我口中发出咂奶的声响,指望唤起它对旧日饕餮的美好记忆。这个把戏,对那些羞怯的小猪,刚断奶的幼崽很管用,往往就能鼓动它们进食,但对一头病中的大猪,却毫无意义,我的啧啧声,如果还有作用,怕是只不过让它更觉出自己的悲惨。它对食物不仅没有欲望,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我发现苹果树下一处地方,有它夜来呕吐的痕迹。此时此刻,我虽然沮丧,但还不认为会失去这头猪。健康的猪精气神儿十足,人能从中感觉到自己的健旺,倒入食槽的饲料给它开心地吃干净,预示着自己今后的盛宴也有了着落,一旦这一切突然停滞,饲料放在那里变了味儿,原封不动地在太阳下馊掉,猪的失调就转换成了人的失调,生活似乎从此变得捉摸不定,紊乱无着,让人难以把握。猪的情绪低落,我的情绪也随之低落,我那只可恶的老獾狗却欢实起来。我频频踏上小径,穿过果园去猪舍,令它很是兴奋,虽然它给关节炎折磨得不轻,走路也很困难,倘若知道有人情愿给它端盘子送饭,想必乐得在病榻上缠绵。它从不错过与我一道探视病猪的机会,而且自己也频繁出诊。你时时都可以看到它在那里,白白的脸分开篱障一带的草丛,跌跌撞撞,听诊器在身前摇晃——一个快乐的江湖郎中,胡乱开处方,咧嘴奸笑。等到灌肠袋出现,还有一桶温热的肥皂水,它的快乐就达到了顶点,它卖力地将肥大的身躯从两根低矮的横档之间挣出来,承担起灌肠的全部责任。有一次,我把袋子移下来,检查流量,它立刻凑到跟前,饮下几口肥皂水,考察其效能。我注意到弗雷德会狂热地吞下任何与麻烦有关的物质——它喜欢苦味。够不着灌肠袋时,它便全神贯注于那头猪,上蹿下跳,一边帮忙,一边添乱。奇怪的是,整个灌肠狂欢期间,猪始终静静地伫立,治疗虽不见效,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困难。不过,我发现,一旦给猪灌肠,就再无退路,没有可能重新扮演生活中的某个常规角色。猪的命运与我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就像胶皮管与脐带纠缠在一起。从这一刻开始直到它死,我心中再也抛不开它,我魔怔了一般,只想如何来解除它的痛苦。它的不幸很快成了世间一切苦难的象征。到了黄昏,通便无效,我打电话给二十英里外的一位兽医,郑重地请他排忧解难。他问了一堆问题,等我随口说起猪背上的疹块时,他的语调变了。“你别紧张,”他说,“但身上有了疹块,就得考虑丹毒的可能。”于是,我们一起来考虑丹毒,还有接线生不时插嘴,他不清楚电话是否已经接通。“猪患了丹毒,会不会传染给人?”我问道。“不错,是会传染的,”兽医答道。“接通了吗?”接线生问。“是的,接通了,”我说。接着我又转向兽医。“你最好来一趟,赶快检查一下这头猪。”“我脱不开身,”兽医说。“如果你不介意,麦克法兰今晚可以赶到。无论如何,麦克对猪比我懂行。你不必过于担心那些斑点。假如是丹毒,还会有重度出血性梗塞。”“出血性什么?”我问道。“梗塞。”兽医答道。“接通了吗?”接线生问。“哦,”我说,“我不知道你们如何称呼这些疹块,不过它们有家蝇大小。事到如今,如果猪患了丹毒,我怕也是逃不脱了,因为我们最近接触很密切。”“麦克法兰会过去的,”兽医说。我挂上电话。喉咙发干,我来到橱柜前,拿出一瓶威士忌。重度出血性梗塞——这个术语开始让我惊心动魄。我曾经认为,一头猪在享受精心照料、等待宰杀的几个月里,不会出什么大差错,我对猪的强健和耐受力,充满了信心,尤其是那些属于我的猪,而且,它们又是我引以为自豪的事业的一部分。此番觉醒来势迅猛,想到发生在猪身上的事,同样也会发生在我那本来有条有理的小天地的其他地方,更令我难以释怀。我努力打消这种讨厌的想法,但它去而复来。我喝了一小杯威士忌酒,随后,尽管我想去圈栏那边,看看有没有新的动向,但我却踟蹰不前。我确信自己感染了丹毒。天黑后很久,餐桌上的碗盏都撤下去后,一辆汽车驶来,麦克法兰走下车。他带了一位姑娘。沉沉夜色中,我勉强才分辨出她——她似乎还年轻,很标致。“这是欧文小姐,”他说道。“我们一直在海边野餐,所以来迟了。”麦克法兰站在门前的车道上,脱下他的外衣,连同他的衬衫。我帮他找出工作服,拉上拉链时,手电光照见了他的粗壮的胳膊和有力的双手。车的后座上扔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物品,他很快翻了个底儿朝天,拣出一条铁链,一只注射器,一瓶油,一根胶皮管,还有些我说不清的东西。欧文小姐说她要和我们一起去,看看那猪。我在头前带路,走下果园热烘烘的斜坡,我用手电筒为他们指示路径,我们三人翻过篱垣,进入猪舍,蹲在猪的身旁,麦克法兰用肛表为它量体温。我的手电筒偶然照见了姑娘手上熠熠闪光的订婚戒指。“没有发烧,”麦克法兰说,凑了手电筒的光亮旋转温度计。“你不必发愁丹毒了。”他的手慢慢拂过猪的肚皮,在某一部位,猪痛苦地尖叫起来。“可怜的小猪猡!”欧文小姐叹道。于是,两天来我的治疗方法重新来过,这回更专业些,由医生操作,欧文小姐和我视需要给他递送东西——攥住他捆扎猪的上颌的链子,攥住注射器,攥住瓶塞,还有胶皮管的一端,大家都在暗夜中安详地忙碌,突发事件激发了我们本能的协作精神,猪不吵不闹,房舍隐在朦胧中,警醒而又亲切。我睡下时,已经精疲力竭,但心境舒坦多了,因为我把一部分责任推给了一位领了执照的医生。虽然我有预感,那猪怕是活不成了。它死于二十四小时之后,或是四十八小时之后——时间在此处变得模糊了,我可能把猪的死亡日期少说或多说了一天。最后一天,我不时给它拎一桶清水,它觉得自己有力气站立时,就会把头没入桶里,噗哧噗哧地打响鼻。它抿上几口,不会再多,不过,它似乎很高兴鼻子浸在水中,搅来搅去,用嘴吞上一口水,又喷出来。现在,大部分时间它都躺在棚舍里,半身蜷入锯末中。将近最后时刻,我照料它时,见它挣扎着想给自己安排个栖身处,却没了力气,它用鼻子拱锯末,甚至留不下一道印痕。它死时是在户外。我睡下前去探视时,它就直挺挺躺在圈栏里,距离门口有几英尺。我跪下来,见它已经死去,我没有扰动它。它的面部表情很平淡,既不是那种安详,也不见什么痛苦,虽然我认为,它经历了巨大的痛苦。我回到房里,上床睡下,心中在哭泣——锥心泣血一般。第二天上午,我睡到将近八点才醒,我从打开的窗子望出去,有人在挖墓穴,就在一棵野生苹果树下的那块地方。我可以听见铁锹与碍事的小石块的碰撞声。决不要让人知道墓穴是挖给谁的,我对自己说,它是为你而设。我知道,弗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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